作者:浙江省現代職業教育研究中心學術部主任 楊劍靜

近日,《2018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發布“國際影響力50強”并指出,“50強院校體現了高職教育服務國家戰略的意識和行動,也引導高職院校更多關注國際交流與合作”。筆者認為,新時期高職院校應該深刻把握國際化在我國高職教育發展中的地位與功能,在辦學治校和人才培養過程中要著重處理好“三對關系”,大力提升國際化水平。

統籌好“跑步走”與“齊步走”,既要有國家隊又要確保不掉隊

高職教育國際化進程快慢不一,存在的主要差異并不在于國際化項目的有無,而在于其發展中的諸多不平衡:一是院校間發展不平衡。示范、骨干高職院校和優質高職院校的國際化水平明顯優于一般普通高職院校。從近兩年“國際影響力50強”入圍院校來看,此類院校以壓倒性優勢成為榜單中的絕大多數。二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較為成功的地區主要集中在改革開放較早、地理位置占優的江蘇、浙江等東部沿海省份。2017年“國際影響力50強”榜單中,東部地區院校34所,其中江蘇、浙江兩省達到24所;中部地區5所;西部地區10所。中西部發展水平落后于東部,中部發展速度又落后于西部,成為高職教育國際化的“塌陷地區”。

推進高職教育國際化,要正確處理好“跑步走”與“齊步走”的關系。“跑步走”是指條件相對優越的地區和院校要充分發揮示范領軍作用,率先形成可供借鑒的路子和經驗,從而帶動其他高校的國際化進程。“齊步走”是指要兼顧整體,“一個都不少”,所有高職院校都能在國際化上有所作為,努力培養具有國際視野的高等職業人才。因此,無論是教育主管部門、地方政府還是高職院校本身,都要強化頂層設計,系統謀劃與探索具有校本特色的國際化發展路子。國家層面在教育國際化頂層設計中,應更多地面向中西部地區,特別是中部地區,給予相應的政策支持;地方政府要審時度勢,中西部地區要學習借鑒東部地區先進經驗,根據區域資源與創新優勢將高職教育國際化納入地方戰略全局,制訂具有區域特色的高職教育國際化行動計劃,促進區域內高職教育國際化進程;就高職院校本身而言,除了要對高職教育國際化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深刻認識外,還要及時將認識外化為國際化的管理實踐,立足區域特色和學校實際,制定出切實可行的教育國際化發展路線圖。

統籌好“體量”與“質量”,既要形成規模效應又要辦好辦特

目前,我國高職院校數量已經達到1388所,在院校數量上是名副其實的高等教育半壁江山。高職教育國際化發展在某些方面的體量上已可與普通高等教育比肩,例如中外合作項目數量,2014年為438項,2017年達到960項,三年翻了一番,占高等教育總數的41.8%;再如留學生數,2014年為2799人,2017年達到11500人,三年增加了三倍多,增速驚人。然而,教育國際化體量之大并不意味著質量就高。師生交流規模的壯大以及合作辦學項目增長等確實為高職教育的國際化進展起到了帶動作用,但也要正視的是,高職院校的國際化發展質量整體偏低。從各個學校的質量年報數據看,在體現學校辦學實力和教育國際化含金量的指標上,例如專任教師赴境外指導和開展培訓、在校生服務“走出去”企業國(境)外實習、開發國(境)外認可的專業標準等,大多數學校仍是空白。高職院校在這些方面的活躍程度不僅能體現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程度,同時也能反映出院校在領域內的實力和水平。但這些能體現國際化質量的關鍵方面,恰恰是目前高職教育國際化中的短板,這也導致高職院校在各種國際技術標準制定中話語權的缺失。

外延式的擴張只是帶來了數量上和規模上的取勝,在已經具備一定規模的基礎上,提高質量成為高職教育國際化的必由之路。因此,高職教育國際化在追求規模效應的同時,更要注重質量的提升。國際化基礎較好的名優學校要提高門檻,選擇聲譽好、實力強、辦學類型相似、學科相近的國外院校開展深層次的交流合作,加強與拔尖跨國企業、特色行業合作,增加學生海外學習、實習的機會,同時利用前沿技術標準改造專業標準、鍛煉師資,進而不斷提高人才培養質量。基礎薄弱的院校要在交流合作中立足比較優勢,找準切入點,扎扎實實推進國際化,不趕時髦,不搞“花架子”,不是刷存在感,而是靠高質量、高水平的國際化發展,讓師生有更多獲得感。教育主管部門也要制定多種優惠政策,鼓勵高職院校加快引進優質教育資源、智力資源和高端人才,形成“辦得大不如辦得好辦得特”的價值觀。

統籌好“取經”與“傳經”,既要學好先進經驗又要發出“中國聲音”

國際化是一種雙向的交流活動,也就是說國際化是一個“取經”和“傳經”的雙向過程。就高職教育國際化而言,也應該是雙向并重的發展過程。高職院校不僅要立足本土,借鑒、吸收國外優質的教育資源與經驗,更要積極走出國門,把中國職業教育的先進經驗傳播到世界各地。在過去的十幾年時間里,我國職業教育在“取經”上做足了功課,積極借鑒德國的雙元制、澳大利亞的TAFE模式、美國的社區學院教育,收獲了先進的辦學理念和科學的發展路徑。然而,重“取經”輕“傳經”導致高職教育國際交流與合作存在明顯逆差,派出國內教師考察、進修的多,接受國外教師來訪、進修的少;參加國際會議的多,主辦或承辦國際會議的少;邀請國外專家講學的多,國內專家受邀出去講學的少;國際化課程引進的多,具有職業教育特色的優質課程輸出的少。

顯然,只有引進沒有輸出的國際化不能算是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高職院校應一改以往單向“取經”的境況,走“取經”與“傳經”并重之路,不斷提高國際化的外向度,積極融入“一帶一路”,通過產教協同與中國企業和產品一道“走出去”,探索“魯班工坊”等創技術技能服務合作新模式,面向世界輸出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中國方案”“中國標準”。值得一提的是,已經有一批高職院校在“傳經”路上邁出了重要一步,正如《2018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寫的,隨著中國橋、中國路、中國港等先進技術逐步走向世界舞臺,高職教育在專業和技術上的優勢成為吸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留學生的亮點,彰顯了我國高職教育的認可度與美譽度。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項目“利益相關者視域下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研究(18YJC880103)”階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