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網北京9月13日電(陳俊松)動員千遍，不如問責一次。

作為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的重要組成部分，強化地方債管理被各級政府“重點關注”。中央和地方密集發聲，將強化問責作為重要抓手，或明確表示追責違規舉債，或已出臺相關問責辦法，釋放出防范化解債務風險的政治震懾和法紀震懾。

財政部部長劉昆8月28日向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作報告時表示，持續保持高壓監管態勢，建立健全跨部門聯合懲戒機制，嚴肅問責地方政府、國有企業、金融機構、中介機構違法違規融資擔保行為，做到終身問責、倒查責任。

地方債“終身問責” 健全制度遏制沖動

實際上，中央及各部門歷來強調地方政府債務的風險防控意識。自去年年中開始，談到地方債管理時，“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兩個詞組頻頻出現。

去年7月，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各級地方黨委和政府要樹立正確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終身問責，倒查責任。

隨后的12月，財政部在《關于堅決制止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情況的報告》中明確，將研究出臺地方債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度，堅決查處問責違法違規行為。

今年2月，財政部在《關于做好2018年地方政府債務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表示，建立健全“舉債必問效、無效必問責”的政府債務資金績效管理機制。同時要求省級財政部門和財政部駐各地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要加強債務調研、核查和檢查，發現問題的及時督促整改、嚴肅問責。

上述諸多信號，表明中央對地方政府債務的監管進一步從嚴，顯示出規范地方政府融資行為的決心和力度。

此前，個別地方為謀“政績”過度舉債、超出財力可能鋪攤子，任由債務叢集。這其中隱藏著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對違法違規舉債缺乏預算約束，對造成的債務后果也不用直接“埋單”。

建立問責機制，將地方債情況納入問責范圍，無疑能減緩黨政官員“GDP”沖動，遏制盲目舉債透支財政的勢頭，進而合理化地方債結構和規模，促進政府職能轉變。

處分違法違規官員 令行禁止顯示決心

財政部去年底嚴厲強調，要堅決打消地方政府認為中央政府會“埋單”的幻覺，堅決打消金融機構認為政府會“兜底”的幻覺。

在強化追責問責的背景下，2017年，財政部開啟了“問責模式”。

去年12月22日，財政部通報了江蘇、貴州兩省對部分縣市違法違規舉借地方債的整改處分情況。江蘇對57位相關責任人給予行政開除、行政撤職、行政降級等處分，貴州也對多名人員給予不同處分。

截至目前，重慶、山東、河南、湖北、安徽、云南、廣西等多省市陸續對相關責任人進行問責處分。

最近的案例中，財政部一晚連發4份通報，公布云南等4地相關地方政府違法違規舉債擔保行為。其中，昆明宜良縣人大常委會違法違規承諾將一筆融資資金列入本級財政公共預算，按時足額償還本息。該縣一名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因此被黨內嚴重警告。

由于違規舉債出現新變種，問責范圍隨之改變。PPP和投資基金成了“明股暗債”、地方政府以政府購買名義變相舉債、利用融資租賃方式違規舉債等，也被財政部嚴令禁止。

地方政府高頻高壓 各類辦法落地生根

遏制隱性債務增量意義重大，追責問責不失為一劑根治風險的良藥。截至目前，部分地方政府已率先出臺問責機制，折射出對防范風險的高度警覺。

如何落實終身問責制，問責什么，問責到誰？內蒙古已經發布的終身問責追責辦法可提供部分借鑒。

今年7月，內蒙古自治區紀委監委制定出臺了《政府違法違規舉債終身責任追究和責任倒查辦法(試行)》，重點針對違法違規舉債、擔保和融資、惡意逃廢債等問題，實行終身追責和責任倒查，明確不論責任人是否調離轉崗、提拔或者退休，都要嚴肅問責追究。

《辦法》表示，追責對象是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直接主管的班子成員以及其他責任人員。同時對承辦人、審核人(批準人)以及領導班子成員和單位負責人明確責任，區分職責進行追責。

內蒙古紀委監委稱，《辦法》完善問責“閉環”，將問責追責納入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考核，記入領導干部個人檔案，作為干部考核、任免獎懲的重要依據。

此外，湖南近日稱，“省里加大督查督導和問責追究力度，開展風險預警，完善考核體系，對違規舉債問題，發現一起查處一起”。

記者查閱今年各省份政府工作報告發現，對地方債追責問責的相關表述高頻出現。內蒙古、安徽、貴州等提出對政府舉債追責問責，部分省份明確“終身問責”。比如貴州省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嚴格落實政府性債務管理“七嚴禁”，出臺政府舉債終身問責、倒查責任制度辦法，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行為。

可以預計，更多落實問責的政策措施有望陸續出臺。

業內普遍認為，伴隨問責制度的推行，地方黨政干部離正確的政績觀越來越近。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志剛認為，把“終身問責、倒查責任”的債務問責機制納入政績考核體系，地方政府在舉債時就會瞻前顧后，仔細斟酌。他還提出，應實行聯合問責，以提高問責效果。

內蒙古紀委監委也表示，上述《辦法》有利于地方黨政領導干部樹立正確的發展觀政績觀，嚴控地方政府債務增量；有利于規范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決策行為，強化決策責任，減少決策失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