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9月19日電（記者 高楊）   這是一次關于骨髓移植學術的“王者盛宴”。主辦方是世界血液與骨髓移植學會、中華醫學會、中國造血干細胞捐獻者資料庫，而協辦者是中華醫學會血液學分會和創建的國際首個非體外去T細胞單倍型相合移植體系北京大學血液病研究所。而與會者既有世界骨髓移植學大會主席、前主席，也有歐洲骨髓移植學會主席，以及來自近20個國家和地區逾500位業內專家學者。

19日上午，在熱烈的掌聲中，“第五屆國際血液與骨髓移植學會學術研討會”宣布開幕。

作為東道主的中國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團隊創建國際首個非體外去T細胞單倍型相合移植體系——“北京方案”，基本解決了困擾世界造血干細胞移植供者來源缺乏問題的“世紀難題”, 讓全球迎來共享“人人都有供者”的新時代而再次成為國內外專家學者熱議的話題。                    

骨髓移植的“世紀難題”  

作為一種惡性血液疾病，白血病的死亡率位居兒童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1位、成人惡性疾病死亡率的第6位。在多數人腦海里，人一旦患上了白血病，就等同于自己的生命走到了盡頭。

本次大會中方主席黃曉軍教授

而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西方國家骨髓移植治療技術的出現，卻又被看作是上帝為眷念白血病人而為之打開的一扇求生之門。不過，就算白血病人的求生之門開了，白血病患者就一定真的能獲得“新生”？

根據西方當時這一骨髓移植治療技術的傳統理論，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類白細胞抗原）一致。而按照這一理論，世界上這種相合的幾率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1/2，兄弟姐妹之間只有1/4。沒有血緣關系的人群，全相合的概率更是只有十萬分之一。這對于獨生子女家庭已經成為主流社會結構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國中國以及“少子化”傾向已經明顯的世界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而言，骨髓供體來源不足，已經威脅著人類社會文明前進的步伐。

打破供者不足的“瓶頸”，讓白血病患者人人都享有供體，儼然成為這一時期全球科學家的共識。然而，人類發展史無數次地告訴我們，每一次的歷史進步，都不會一帆風順，期間都會或多或少伴隨著革新者的艱辛探索，以及對傳統繼承與“逆傳統”的博弈。而在世界白血病治療技術的探索和為捍衛人類生命的進程中，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和他的研究團隊，正是在繼承傳統和“逆傳統”的辯證法中，用了近20年時間，探索出了一條通向白血病患者人人都享有供者的“天路”。

世界骨髓移植大會前任主席Yoshihisa Kodera教授

這條“天路”在經歷了國內外同行無數次“質疑——完善——再質疑——再完善”之后，2016年被世界骨髓移植最高學術機構正式命名為“北京方案”，并被向世界推廣，成為目前全球治療白血病的主流方案。

“北京方案”解決了什么問題？

對于“北京方案”的核心內容，和其在治療白血病領域的作用，日前臺灣大學一位骨髓移植專家有一個形象而通俗易懂的比喻。

他說，“‘北京方案’，對人類貢獻主要在于，它讓人類除了從石頭縫里蹦出來的孫悟空之外的所有白血病患者，人人都能找到供者?！?/p>

北京大學人民醫院血液科副主任，也是黃曉軍研究團隊的重要成員之一的常英軍表示，治療白血病唯一的辦法就是骨髓移植。然而，按照傳統理論，骨髓移植需要供者和接受者的HLA（人類白細胞抗原）一致。但這種相合的幾率在父母與子女之間只有1/2，兄弟姐妹之間只有1/4。而沒有血緣關系的人群，全相合的概率只有十萬分之一。因此，從世界范圍看，骨髓供體來源不足成為擾白血病治療的世界性難題。

要解決供者來源問題，最好方案就是單倍型，簡單地說是在HLA不完全相合的情況下進行移植。

事實上，早在1989年，黃曉軍就開始從事血液病臨床及實驗研究但都不成功。而彼時，世界各國也紛紛開展“單倍體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研究，這種方法只要求一半配型相合就可以，即“半相合”。

黃曉軍解釋說，人類的遺傳基因一半來自父親，另一半來自母親，所以父母和孩子之間的染色體有一半相吻合。這就意味著，只要是有親緣關系的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甚至堂表親之間，都有可能符合要求。如果這一研究取得進展，那么供者來源就不成問題了。因此他帶領團隊，從1996年開始進行探索。

世界骨髓移植大會主席Daniel Weisdorf教授

遺憾的是，造血干細胞中有一種T細胞，不僅能抗腫瘤、抗感染，對正常細胞的殺傷力也同樣大。因而，采用“半相合”技術進行移植，常會出現令人頭疼的“抗宿主病”。由于接受移植的患者排異反應非常大，移植后生存率僅為20%。為應對這個問題，國外醫學界的研究，普遍著眼于將T細胞去除。這可以說是當時傳統做法，但完全去掉T細胞后，患者術后出現感染和復發的幾率又有所升高，所以，“半相合”技術沒能得到推廣普及。

怎樣才能解決這個問題？違反上述去T做法，會被人認為是“逆傳統”也非主流。黃曉軍只能調整思路，他要在“傳統”上采取繼承，在繼承中發展的方式。于是，他把目光轉向中華傳統文化，期待從中“求解”。

“西方文化比較直接，不好的東西就要去掉。而東方文化則更加辯證和具有柔韌性?！秉S曉軍認為，正如T細胞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因此不必完全扼殺它。他說，我國有一個成語叫“先抑后揚”，如果前期把T細胞的功能先抑制下去，等到后期再把它發揮出來，這樣前期它既不會抵抗宿主，后期又能發揮抗感染作用。

自此，黃曉軍和他的研究團隊開啟了人體內抑制細胞排異功能的機制，并逐漸形成了中國原創的“單倍體相合造血干細胞移植”技術體系。

沒有人會隨隨便便成功，經過幾年的“失敗、繼續、再失敗、再繼續”的多次輪回。

黃曉軍除了每天堅持早上六點多到病房看病人，晚上8、9點才離開單位回家，他的團隊成員許蘭平、張曉輝、王昱、常英軍、趙翔宇、孔圓等也都在他帶動下處于隨時待命的工作狀態，周末的科研設計討論會、下班后的臨床試驗討論會、隨時進行的電話討論臨床和科研課題……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黃曉軍研究團隊夜以繼日的艱辛努力下，基于粒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和抗胸腺球蛋白誘導免疫耐受的多項關鍵預處理技術獲得突破，該團隊終于成功地進行了非體外去T細胞的單倍型移植，使單倍型移植的應用和推廣從夢想變為現實。

歐洲骨髓移植學會主席Kroger教授

2000年，黃曉軍的第一例“不去T細胞單倍型造血干細胞移植”病人，奇跡般地活了下來，康復出院。

“完成第一例、第二例，并不代表你就成功了，因為一個好的臨床方案需要持續穩定的效果。所以，我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秉S曉軍說。

“北京方案”為何會被世界推崇？

記者注意到，在今天的研討會上，來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對于黃曉軍團隊創立的世界首個非體外去T細胞單倍型相合移植體系都表現出極大興趣，很多專家在本國、本地區都是知名教授和專家，但對于“北京方案”的追問細到每一個環節。與會者認為“北京方案”為人類捍衛生命做出了中國貢獻，但由于很多學者來自不發達國家或欠發達地區，對“北京方案”在本國和本地區實施的成本高地和技術能力有些拿不準。

對此，歐洲骨髓移植大會主席Nicolaus Kroger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骨髓移植目前世界上基本上有三種方案，一個是美國的，二是歐洲的，但目前歐洲單倍型移植一半以上運用的就是“北京方案”。。他說，歐美方案主要依靠的是骨髓庫提供配型，美國雖也做單倍型，但效率遠低于“北京方案”。同時，Nicolaus Kroger表示，“北京方案”有一個明顯特點是價格低、治療速度快，不像歐、美方案實施至少需要3到4個月，有時會因時間而延誤治療最佳期，而“北京方案”實施時間會很短。

Nicolaus Kroger表示，中國這幾年骨髓移植進入快速上升期，與“北京方案”有著密切聯系，“北京方案”和歐美方案比，病人治療成本要低了很多，尤其是對于中國和其他廣大發展中國家來說，“北京方案”更具競爭力。

世界血液與骨髓移植大會前主席、日本知名骨髓移植專家Yoshihisa Kodera表示，“在我看來，‘北京方案’和美國及歐洲方案相比，更重要的是用‘北京方案’治療后，白血病復發率比較低，治療后病人生存率達到70%—80%以上；而骨髓移植后，一旦白血病復發了就等于這個移植白做了，病沒治好。根據跟蹤病例，僅復發率一項，‘北京方案’在三種方案中是最低的，相對來說美國的方案要高一些?！痹?span style="text-indent: 28px;">Yoshihisa Kodera表示，“北京方案”是目前美國方案、歐洲方案三個中，復發率最低，生存率最高的，因此，“北京方案”更具推廣價值。

“北京方案”雖然由北大人民醫院血液研究所所長黃曉軍和他的團隊創立，但“北京方案”的名稱卻是世界骨髓移植學會命名，而“北京方案”并不僅僅是解決了“人人有供者”的問題，它還包括一些列治療程序，乃至用藥等整個系統。黃曉軍在會議期間表示，“北京方案”雖然得到國際社會同行們的贊許，但自己還是覺得“北京方案”還有很多需要攻克的難題，“北京方案”還算不上最好的方案，他表示，除了結合目前臨床中遇到的問題去攻堅克難，還要向美歐同行學習。

世界骨髓移植大會主席Daniel Weisdorf來自美國，他自己就在美國方案中心工作，他認為“北京方案”在世界具有推廣價值，同時他說，他本次把會議放在北京，就是帶著合作誠意來的，他要與中國同行一起，加強借鑒“北京方案”，與中國同行合作，共同為白血病治療繼續探索。

此外，記者了解到研討會期間，還將舉行“第五屆國際血液與骨髓移植學會學術會議暨第三屆造血干細胞移植的藝術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