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一年，海關查獲兩尊即將出關的青銅器，經文物專家鑒定年代屬于戰國，海關當即緝拿犯罪嫌疑人，嫌疑人鬼哭狼嚎表示委屈，說這個是自己在雄縣購買的工藝品，海關靠豐富的經驗判斷這很可能是一起重大文物偷盜販賣團伙案件，立馬奔赴雄縣調查。雄縣老板對此事供認不諱，并告訴海關：“我后面還有一院子，你要哪個朝代的？”

前段時間去雄縣調研，當地文旅官員向我們介紹這個案件時，大家都哈哈大笑。雄縣的“文物做舊”技術被制作成展板，和鷹爪翻子拳懸掛在一起供大家參觀學習，這架勢估計是要奔著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方向去了。

古董文玩一直是一個廣闊又深邃的行業，作為古代遺存下來的文化物質，他們是人類文明和歷史的縮影，作為市場上流通的高利潤商品，他們又是貪婪人性的哈哈鏡。古往今來，這面哈哈鏡里全是邪惡與智慧盤纏過后的奇幻景象。

1994年，潘家園出現了一批來自河南據說是因為施工挖出來的“北魏陶俑”，中國歷史博物館組織全北京的專家鑒定，大家一致覺得這是真品，稍后的C14鑒定的結果也顯示，這一批文物在年代上與北魏完全重合。

為了保護這批珍貴文物，中國歷史博物館聯合故宮博物院等機構對所有河南出土的“北魏陶俑”進行“搶救性收購”。歷史博物館買了三次，花費80萬，故宮博物院買了兩次，花了10萬。

但是奇怪的是，之后類似的“北魏陶俑”開始源源不斷地出現在北京的收藏市場，這時中國歷史博物館才起了疑心，國家文物局成立專案組開始調查，最后一直摸到河南洛陽孟津縣男石山村高水旺的家里，高水旺承認這是自己仿制的，并拿出了國家頒發的工藝品營業執照。

一年以前，海關查獲、專家和儀器確定的“唐代文物”唐三彩馬和樂俑，同樣來自于他的“高仿”作坊。這兩件事讓高水旺在文物界名聲大噪。所謂“高仿”，就是選用最接近真品的原料，采用最接近真品的工藝，使器物的造型和裝飾風格與真品絲毫不差，而且要對新仿制的唐三彩進行做舊處理，最大限度達到以假亂真的境地。

據說高大師經常追隨考古隊的步伐去古墓邊上取土，然后燒制相關器物。“北魏陶俑”就是把北魏時期的墓磚磨碎，然后制成仿制文物的器形，最終燒制而成。為了避免與文物造假掛上鉤，高大師后來在自己的高仿品上都落了自己的款，最終他因為高超的仿制技術，被授予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唐三彩燒制技藝代表性傳承人。

中國歷史上，每個朝代都會仿制之前朝代的器物。宮里藏品有限，王公貴族又愛把玩，因此便有專門的部門來仿制以供不時之需，最早的造假潮流能追溯到唐宋。

唐代最喜歡仿制的是青銅器，朝廷甚至有官辦的仿造工場。天寶年間，南京隔壁的句容就有作坊專仿夏商周三代青銅器，器物上留有標記，多刻監官花押。唐代仿制三朝青銅器有史料記載約230年，直到南唐后主李煜被趙光義派人毒死后，官坊仿制三朝青銅器才停止。

宋徽宗趙佶嗜古成癖，《宣和博古圖》著錄了當時皇家在宣和殿收集之三代青銅器，共20類839件，宋徽宗挨個仿制了一遍。

官方的復刻是出于對古代青銅器的仰慕與尊崇，但是這種“仿制之風”流傳到民間，便形成了文物造假。清乾隆之后，民間仿制銅器者漸增，這一時期仿古之意已不在尊古，而是為了牟利賺錢而蓄意造假。那時的西安就特別擅長給青銅器加銘文。

同樣靠文字凸顯價值的是甲骨。但是當今甲骨研究的一個重大難題是很多甲骨文不成句無法解讀。這里面很大一部分原因并不是因為時代久遠語言習慣發生了變化，而是其中的很多文字是后人偽造的，甲骨出土地安陽小屯村就有一個造假的奇才——藍葆光。

藍葆光起初造假古董是鬧著玩的，古董商人利用他，就造出許多假古董，欺騙平津京滬的同行，同時又去欺騙洋人。

他一開始是在沒有字賣不上價的甲骨上刻，后來又在已有文字的甲骨上胡亂增加文字，以此增加價值。再后來，真的甲骨用完了，藍葆光便找來新鮮的牛骨、大龜板，經煙熏火燎之后，在上面刻字。

藍葆光偽造的甲骨文字極其逼真，但他其實一個甲骨文都不認識。甲骨文大師董作賓看過他的“作品”后表示，藍葆光的刻辭整齊但不成文理，有很多字都刻倒了，刻辭的地位和左行右行都不合，一看就知道是贗品。他有一個小冊子，是他自己從各種甲骨文碎片上抄下來的字，抄的時候放置顛倒了，就寫一個倒文，甚至全片都可以寫倒。

但是藍葆光的“天才”還是給當代甲骨文研究制造了巨大的麻煩，因為當時安陽賣出的甲骨，每次都有多少不等的贗品參雜期間，而這些贗品都是藍葆光刻的，為此學屆專門誕生了一個學科——甲骨文辨偽。

《上博》47645.1右邊卜辭‘乙亥’‘劦亡’抄自《寫》143（甲359），左邊卜辭的‘己卯卜三至必甲十示’抄自《寫》195（背面）（甲釋20）。

《寫》143、《寫》195兩版卜骨皆出土於1928年史語所第一次發掘所得，兩個月後董作賓挑揀出381片摹本隨及出版《新獲卜辭寫本》石印本，並隔年發表於《安陽發掘報告》第一期。《上博》47645.1原藏於顧正震，文化大革命後上海博物館於1981年12月8日退還顧正震。根據上述的時間推測，作偽者應是看了舊著錄《寫》143、《寫》195兩版後，分別截取一段卜辭而刻至《上博》47645.1。

跟藍葆光齊名的是斯拉木·阿洪（Islām khūn），從敦煌帶走大量文書的斯坦因在離開新疆前見的最后一個人便是他。

當時的喀什噶爾文物市場上源源不斷地流通一些奇怪的古代文書，據說來源于沙漠于闐遺址。精通古代中亞與印度語言文學研究的德裔英國學者奧古斯都·魯道夫·霍恩雷潛心研究了三年，只能勉強認出這些文書使用了類似佉盧文、印度婆羅米文、中亞婆羅米文、藏文、漢文、回鶻文、波斯文、阿拉伯文、阿拉米文、以及希臘文等九種文字，其它的就完全看不懂了。對此，霍恩雷開始懷疑自己的學術水平。

與此同時，俄國駐喀什總領事館也收購了一些文書，令俄國人迷惑不解的是，這些文書經常使用一些倒寫的俄文字符，怎么著都想不明白。

這些都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朋友們偽造的。

斯拉木·阿洪本來在和闐附近的村子擺地攤倒賣錢幣、印章，大約在1894年聽說印度的白人喜歡帶有文字的古代抄本，斯拉木·阿洪就決定偽造一些假文書賣給西方人。

一開始他們的造假停留在手工時代，一個字一個字地從附近古代遺址中出土的真品古文書上面把草體婆羅米文手抄臨摹下來。后來他發現購買這些手稿的西方人其實根本看不懂上面的文字，于是就干脆讓大家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各自隨意造出些符號抄到紙上。但是哪怕是自由創作，純手抄的效率依舊很低。于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研發出了效率更高的方法：雕版印刷，這一下就徹底地解放了生產力。

用于制造贗品古文書的“古紙”來源于當地，和闐作為新疆地區主要的造紙中心，紙張非常易得。將這些紙張用楊柳枝泡水產生出來的染料染成黃色或淺棕色，之后再在上面寫上或印上“文字”。

寫了“字”的紙放在火上熏烤，以進一步做舊。最后，在裝訂起來的紙頁之間隨意撒上些沙漠中的細沙，就能產生一種這些“古文書”都在沙漠中經過了長期掩埋的效果。

這些“古文書”還原度非常高，連常見于中亞文書上的印章與花押的樣式都精心還原，斯拉木·阿洪甚至會把真品上的花押移植到偽造品上去。

但比藍葆光更神奇的是，斯拉木·阿洪和他的同伙都是文盲，完全看不懂婆羅米文、古于闐文等任何一種古文字。

不管是“甲骨卜辭”還是“于闐文書”，他們仿制與銷售的空間分離為文物造假提供了條件，那是不是去第一現場撿貨，親眼看見文物出土就能確保不上當呢？

民國時，長沙有個姓蔡的古董商約某大學著名文物和考古教授上山看“貨”。該教授親眼看到他們從盜坑內取出一件精美銅器，其紋飾和銅銹都非常逼真。該教授心滿意足地支付了巨款。滿載而歸的他不知道的是，這件戰國銅器是蔡老板仿制并提前安排盜墓賊埋入盜洞的。

這種方式被稱為“埋地雷”。就是將假貨事先預埋在要“盜”的地方，然后帶著買主現場去挖，買主眼看著古董被從地里挖出來，求得是個新鮮。這跟我們現在去飯店吃飯，老板號稱自己的雞鴨魚肉是現殺的模式是一樣的。

將“埋地雷”發揮到極致的是新疆的文物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