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制瓷業在受中國制瓷業影響的同時，也生產出具有獨特風格的青花瓷。隨著近幾年窯址發掘和研究的進一步開展，有人指出越南青花瓷的獨特風格應該很早就得以確立。著名的托普卡比宮所藏大和八年（1450年）銘的青花唐草紋天球瓶也證實了越南青花瓷在大越國黎王朝（1428~1788年）期間得到了很大發展。

下面以大阪館藏越南青花雙鳥紋盤為例，探討中國元明時期對越南青花瓷的影響及越南青花瓷的發展。

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現收藏8件越南瓷器，其中有4件青花瓷。而安宅藏珍中的青花雙鳥紋盤，是15世紀越南青花瓷的代表作品，精美程度在越南青花中首屈一指。

此青花雙鳥紋盤心以右旋的形式繪畫一對飛翔的鵲鳥。這種構圖在中國傳統鳳凰紋（雙鳳紋）中也常見。越南青花瓷的大盤，雖經常可見到采用中國元明時期青花瓷中雙魚紋（魚藻紋）的形式，不過，也有故意采用回旋方式的范例。大阪市立東洋陶瓷美術館所藏青花四鳥紋盤上，4只鵲鳥旋繞，極為罕見，可見回旋式構圖是其一大嗜好。

藍雀的羽毛及其毛發都用細筆一筆一筆進行精細描繪。腹部稍稍留白，以稍粗的筆端勾勒輪廓。用線條的粗細和濃淡生動地體現了鳥的立體感。而雙鳥紋的背景正是密布的海藻，可見越南青花瓷沿用了元青花瓷等魚藻紋形式。14~15世紀的越南青花瓷中有部分作品的確忠實地模仿了元青花，而其中綜合中國元明青花瓷部分要素并經過整合者更多，這也可以反映出越南對中國青花瓷的需求特征。

大阪館藏青花雙鳥紋盤內底中心部主紋樣區至口緣部，在兩重圓圈線的區劃中可見三種裝飾紋樣帶。其中最占空間的是內側的寶相花唐草紋。這種被細密切割而非纏枝形式的唐草紋是越南青花瓷上經常見的特征之一。

此盤外側繪有所謂喇叭式蓮瓣紋，輪廓內用雙重線表現了雙重如意頭。喇叭式蓮瓣紋輪廓的筆線等，與先前所提到的托普卡比宮殿的大和八年（1450年）銘天球瓶相比，整體顯得精致。但是外側的喇叭式蓮瓣紋共計11個，有一個有些微局促感，顯得勉強，說明應該不是決定構圖之后再進行描繪。

越南青花大盤可分為兩大類，即圓口和花口。后者是用竹篾或手指在口緣處壓出花口，也有在輪制成型后用模子做成花口，口沿略呈波浪形，常見于描繪裝飾紋樣的類型與器壁斜直的器類。此青花雙鳥紋盤是圓口盤，屬于口沿斜直類型，腹部與別的大盤相比更深，這種深腹大盤是極為罕見的。該盤口沿部和圈足露胎，底部無白色化妝土，以渦狀形式直接施透明釉。越南青花瓷在圈足內涂抹含鐵泥漿，而后施加透明釉，被稱為“巧克力底（鐵銹底）”而以這種渦狀形式涂抹含鐵泥漿的情況為多。

像青花雙鳥紋盤這樣口徑超過40厘米的越南青花大盤很少，大部分口徑在35~40厘米之間，直徑在40厘米以上的不到10件。而且，這些直徑在40厘米以上的作品，基本上都有精致的紋飾，釉里紅的發色也極好，屬于精工細作的產品，值得關注。

眾所周知，隨著中國古代對伊斯蘭國家出口的增加，元代開始就有陶瓷產品大型化的傾向。土耳其托普卡比宮收藏的元明青花瓷及龍泉窯青瓷的大盤直徑以40~50厘米者居多，大盤以外天球瓶等明代始見的大型器型也很多。迄今為止還難以斷定越南青花大盤的尺寸和形式是否有一定的規格，但至少像托普卡比宮所藏大和八年天球瓶所體現的一樣，說明越南當時就已經具有很強的意識，是為了向伊斯蘭國家出口而制造出此類產品的。可見越南對作為輸出用貿易陶瓷的青花瓷生產相當重視。到目前為止，越南青花瓷在以印度尼西亞諸島為中心的東南亞各地，以及日本、中東、近東、東非、埃及等地均有出土。尤其是印度尼西亞，它是越南青花瓷的重要出口地。13世紀到15世紀，爪哇島建立了一個大王國——滿者百夷王朝，是越南青花瓷的重要出口市場。滿者百夷王朝首都majapahito（現在的Trowulan）附近的伊斯蘭寺院等遺址中出土了大量越南青花瓷磚，這些應該是王朝的掌權派特別訂購的。大阪館藏的這件青花雙鳥紋盤據說也是在爪哇島出土的。

大盤這種容器用于盛湯或裝飯菜，是為了適應眾人圍坐、用自己的勺子同吃一盤飯的伊斯蘭世界的飲食習慣而生產的，在輸入伊斯蘭世界的海外陶瓷器中也是特別受鐘愛的器種。土耳其的托普卡比宮殿和伊朗傳世的景德鎮青花瓷及龍泉窯青瓷等中國瓷器大盤也證實了這一點。伊朗阿特比爾廟有一件傳世的越南青花牡丹紋大盤，越南方面或者是作為中介的商人，抓住了明政府實施解禁政策的良機，生產出了更具藝術效果的青花瓷，更有效地促進了出口。

越南青花瓷不是完全的瓷胎而是半瓷胎，不過胎土普遍細膩，呈淺灰白色。白色化妝土的使用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

越南青花瓷的編年到現在還不十分清楚，作為15世紀唯一的有紀年銘的資料——托普卡比宮所藏天球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肩部紋樣帶中，“大和八年匠人南策州裴氏戲筆”的青花漢字銘，明確說明是在黎朝仁宗的治世年間“大和八年”所作。“南策州”大約是現在越南北部紅河三角洲的海陽省一帶，推測附近應該有當時生產用于出口精美產品的青花瓷窯。

大阪藏青花雙鳥紋盤的年代是15世紀似乎并無疑義。近年，矢島律子通過對紋飾的研究，提出該器物的年代可能較紀年銘天球瓶更早，可能在1425年至1450年。

這里大略回顧一下15世紀越南的歷史狀況。1407年到1428年越南被明永樂帝的軍隊占領，進入明政府的統治版圖。約從1418年開始，黎利等的反明活動激烈化，1427年（明宣德二年）明軍從越南撤退，1428年黎利建立黎朝（大越國）。這樣的政治、社會背景對當時的窯業生產帶來了怎樣的影響還不能確定，但很難想象這是一個窯業生產可以穩步發展的時期。黎朝于1431年（明宣德六年）與明政府建立邦交，1436年（黎朝太宗紹平三年）明英宗冊封黎利（黎太祖）的兒子黎太宗為安南國王，兩國關系總算得以穩定。黎朝進入某種程度的穩定之后，不足20年就生產出了大和八年銘天球瓶。就作為主紋樣的牡丹紋的表現形式而言，與托普卡比宮殿的天球瓶大體上屬于相同樣式的同類器物也有幾個，前述的阿爾達比勒廟傳世的牡丹紋盤也是其中之一。大阪器物較阿爾達比勒廟的，甚至較托普卡比宮殿的天球瓶一類的器物為早。筆者注意到了可以體現大阪藏器與托普卡比宮殿天球瓶之間關聯性的Ella Bodor藏品中的青花雙魚紋盤。該器沿用了元青花瓷的魚藻類紋飾，兩條鯉魚回繞式的構圖和筆觸、釉色，再加上內側的唐草紋，與大阪館藏的雙鳥紋盤相似。同時內側有以牡丹為中心的唐草紋，牡丹的表現形式多少有些簡略，不過與托普卡比天球瓶一類的范例亦有類似之處。所以，大阪和托普卡比天球瓶一類的器物，制作年代應該沒有太大的差異。

和托普卡比宮天球瓶一樣是15世紀中葉越南青花典型器的是日本沖繩那霸市首里城京之內出土的青花鏤孔瓶（殘片），它是與其他的出土文物一起在1459年倉庫失火后被廢棄的，這樣就能限定這一器物的下限年代。同樣，作為大阪館藏的青花多角瓶和青花寶相花瓶大體上被認為是同期產品，也是15世紀中葉的典型器。依目前所見，1425年至1450年的黎朝，越南生產出最高品質的青花瓷出口海外是毋庸置疑的。

以1425年至1450年為中心，越南生產出雙鳥紋盤和天球瓶等最高質量的青花瓷。探究其背景，有人說是受到中國元明青花瓷的影響。然而，與其說越南青花瓷是直接模仿中國青花瓷，不如說是經過紋飾要素的選擇和演變，并且進行獨特組合后的產物，是越南主動地進行綜合整理的結果，這一點僅從有限的資料上就可得以證實。

由于貿易陶瓷紀年銘資料和文獻資料的極度缺乏，越南青花瓷的研究特別是有關紋飾等風格演變的討論以前有著諸多困難，現在雖然古窯址的發掘和調查工作仍在進行，但是不甚明了的地方還是很多。雖然也存在有比較可信的有關中國陶瓷編年、越南青花的出口地遺跡的發掘成果等資料，在某種程度可以作為編年的尺度，但還不足以成為越南青花瓷編年的充分條件。現在越南正對窯址進行考古學調查與發掘，期待越南青花瓷研究隨之取得有飛躍性的進展。

本文根據日本大阪/小林仁《以大阪館藏越南青花雙鳥紋盤為例》一文編輯整理，原文刊載于2015年《收藏》05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