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改革開放，為中國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條件。中國的世界遺產從無到有、從少變多，中國完成了從文物保護到文化遺產保護根本性的跨越。

積極參與世界遺產多方面事務，總數居世界第二

《世界遺產公約》的目的是對具有“突出的”文化價值和自然遺產進行鑒定、保護、保存和展示，并將其完好地傳承給子孫后代。世界遺產作為教科文組織的旗艦項目，在全球范圍內產生了巨大影響，也成為該組織迄今為止最為成功的國際文化合作項目。

20世紀80年代，隨著中國外交、文化、經濟的發展和一系列政策的實施，在政府、學者和國際組織的多方努力下，中國于1985年正式加入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

1985年11月22日，中國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批準加入《世界遺產公約》。同年12月12日，中國正式成為締約國。中國對國際社會做出了為人類妥善保護世界遺產的莊嚴承諾，由此匯入了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保護運動的大潮。

1987年，中國申報了首批6處文化遺產和雙重遺產項目，包括長城、故宮、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秦始皇陵與兵馬俑、敦煌莫高窟和泰山。它們全部成功地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標志著中國世界遺產申報工作頗為成功的開端。

2014年6月22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召開的第三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上，“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被列入了《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世界遺產大家庭的新成員。至此，我國從2003年起倡議的“絲綢之路系列跨境申遺項目”終于有了初步結果。“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成功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見證了中國在大型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所取得的巨大進步。

這30多年來，中國積極參與世界遺產多方面事務，已申報成功53處世界遺產，總數穩居世界第二。特別是從2003年開始，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申報連續14年獲得成功，使中國成為世界遺產領域實行申報限額制以來，唯一一個文化遺產申報連續成功的國家。

中國世界遺產申報走向成熟，努力展現中國多元文化特色

如果我們以1985年至今每十年為一個階段，從遺產數量、類型等方面，對中國的世界文化遺產（文化遺產和混合遺產的文化部分）進行初步分析，可以看到中國的世界遺產申報的總體趨勢。

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世界遺產的理念還沒有為大眾所熟知。《世界遺產公約》本身源自西方語境，它的基本概念、術語直譯出來，有時讓人覺得生澀難懂，也不好記。在這些方面， 我們著實費了一番心思。比如，“實施世界遺產公約指導方針”這個術語，長而拗口，我們將其改為《操作指南》，使人更好記。“提交世界遺產申請文件”，我們將其改為“申遺”。這兩個術語今天已被大眾普遍接受。雖然都是一些小事，但在當時條件下，卻能夠幫助公眾對世界遺產理念有一個簡明的理解。

這一階段，教科文組織和世界遺產中心也為中國的世界遺產保護和管理提供了必要的援助和技術支持。包括慕田峪長城保護項目、敦煌壁畫色彩分析和環境監測、周口店北京人遺址災后搶險保護項目、大明宮保護項目、交河故城保護項目、中國歷史文化名城規劃師培訓等。

從1996年開始的第二個十年是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數量最多的一個階段。從國家到地方對世界遺產申報工作重視程度持續提升，對世界遺產申報工作的程序、標準和要求也逐漸熟悉。隨著世界遺產在中國知名度的提升，一大批遺產地在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后出現游客人數激增的情況。這顯著地帶動了當地文化旅游的發展，助力遺產地經濟社會發展，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對遺產地的保護和管理帶來了挑戰。

在學術研究領域，文化景觀、遺產線路、遺產運河、工業遺產、二十世紀遺產、農業遺產等新類型遺產引發了中國遺產保護領域對相關概念界定、保護管理策略、實踐的廣泛討論和研究。

2007年5月，“東亞地區文物建筑保護理念與實踐國際研討會”在北京召開。“東亞會議”最后通過的《北京文件》明確提出：“在修復中充分認識到遺產的特殊性，并保證在保護和修復過程中不改變遺產的歷史、有形與無形等特征，這是至關重要的。”在遺產保護領域，過去，原則性的文件比如《威尼斯憲章》《奈良文件》已有很多。相對來說，2007年的《北京文件》涉及了更多具體問題、也更具操作性，更有利于在大發展、大保護的歷史關頭及時協調認識，統一步驟和做法。《北京文件》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中國政府主管部門和相關國際組織共同制定的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文件，也反映出中國在世界遺產領域由初學者向參與者邁進。

2006年至今的10多年間，中國的世界遺產申報在系統的制度保障下，大膽嘗試新類型遺產申報，關注活態遺產的保護管理，關注遺產對區域可持續發展的帶動作用，希望盡可能體現中國多元文化特色。在遺產類型分布上，以文化景觀、遺產線路、遺產運河為代表的特殊類型遺產顯著增長。杭州西湖文化景觀和紅河哈尼梯田相繼作為文化景觀列入《世界遺產名錄》。反映人類遷移、貿易交通體系的“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的路網”和大運河也申遺成功。

絲綢之路作為溝通了歐亞非三大洲和阿拉伯半島、把古代世界最為重要文明聯系在一起的巨型遺產線路，構成了在大航海時代之前，人類最重要的文化、經濟、政治交流通道。這一源于古代世界的文化交流系統，對于今天人類的文化、經濟交流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在絲綢之路申報世界遺產的過程中，中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即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發展構想，這使得絲綢之路的概念已經遠遠超出遺產保護的范疇，而成為地區經濟發展新的推動力量，成為地區文化對話、共同發展的重要平臺。絲綢之路沿線的遺產保護已經成為地區發展戰略的一個組成部分，將有力促進沿線國家的共同發展。

初步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世界遺產保護管理體系

世界遺產所面臨的問題在很多情況下也是人類共同面對的政治和安全問題。通過世界遺產的保護，國際社會也在不斷思考、探索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途徑，在當代社會的文化交流、消除貧困、社會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方面都產生了重要影響；通過保護世界遺產的突出普遍價值，對實現《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做出積極貢獻。

30多年來，中國的世界遺產國際交流與合作不斷深入，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ICOMOS）、國際文化財產保護與修復研究中心（ICCROM）、世界自然保護聯盟 （IUCN）等國際組織和有關亞洲國家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成功舉辦了第二十八屆世界遺產委員會大會（2004年）、第十五屆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大會（2005年）、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咨詢委員會會議（2012年）等多項高規格的國際會議，陸續出臺了《西安宣言》《紹興宣言》《關于東亞地區文物建筑保護與修復的北京文件》等多個重要國際文件，特別是全面修改完善了《中國文物古跡保護準則》，已經引起國際同行的廣泛關注。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與國內文化遺產保護管理工作互動互進，吸收國際先進的保護和管理理念，逐漸總結摸索出一整套既符合國際規則、又適應中國國情和傳統的世界文化遺產保護管理體系，進一步擴大了中國在國際文化遺產保護領域中的影響力，增強了話語權。

30多年來，中國的世界遺產事業取得舉世矚目的進步，在積極傳播中華優秀文化的同時，包容并蓄，交流互鑒，做出了文明古國應有的貢獻。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將一如既往地為保護好、管理好、傳承好全人類共有的遺產而不懈努力。

（作者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中心亞太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