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鶴樓圖 夏永/繪

第一個從唐詩中選出獨占鰲頭之作的當數嚴羽，他在《滄浪詩話》中說：“唐人七言律詩，當以崔顥《黃鶴樓》為第一。”在嚴羽打開潘多拉盒子之后，七律桂冠便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如明代許學夷在《詩源辯體》中認為崔顥的《雁門胡人歌》比《黃鶴樓》更合律，“實當為唐人七言律詩第一”。何景明推舉沈佺期的《獨不見》為第一；陸時雍則以沈佺期《龍池篇》為第一。李東陽認為唐人七言律詩非杜甫《登高》莫屬；胡應麟則認為《登高》一詩“如海底珊瑚，瘦勁難名，沈深莫測，而精光萬丈，力量萬鈞，通章章法、句法、字法，前無古人，后無來學”，推崇這首詩“自當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清代李光地在《榕村語錄》中則以張說《幽州新歲作》為第一。

五言與七言絕句分別起源于漢代和西晉的民間歌謠，至唐朝時蔚為大觀。對于唐人絕句，明代李攀龍推王昌齡《出塞》其一（“秦時明月漢時關”）為壓卷之作；王世貞表示附議，他在《藝苑卮言》中說：“若以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求之，不免此詩第一耳。”孫礦則認為王之渙《涼州詞》“總看佳，句摘佳，落意解佳，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間亦佳，以第一無愧也”；近代章太炎先生也推王之渙《涼州詞》為“絕句之最”。清代學者黃生認為司馬札《宮詞》當為唐人絕句第一，當代學者孫紹振則認為王昌齡《出塞》其二（“騮馬新跨白玉鞍”），“不論從意象的密度和機理上，還是從立意的精致上，都不是前述‘壓卷’之作可以望其項背的。”

在這些評價中，第一都是唯一的；然而對于唐詩的評價，也多元第一的觀點。對于唐代律詩，明代楊慎在《升庵詩話》中認為崔顥的《黃鶴樓》和沈佺期的《獨不見》難分優劣，故而把兩者并舉，認為它們的差別主要體現在詩法上，“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筆法論之，沈詩披麻皴，崔詩大斧劈皴也。”王世貞指出崔顥《黃鶴樓》與沈佺期《獨不見》，“百尺無枝，亭亭獨上，在厥體中，要不得為第一也”，他認為杜甫“‘風急天高’一章，結亦微弱；‘玉露凋傷’‘老去悲秋’，首尾勻稱，而斤兩不足；‘昆明池水’，濃麗況切，惜多平調，金石之聲微乖耳。然竟當于四章求之。”所謂“風急天高”，指的是杜甫《登高》一詩；所謂“玉露凋傷”，指的是《秋興》八首其一；所謂“老去悲秋”指的是《九日藍田崔氏莊》一詩，所謂“昆明池水”指的是《秋興》八首其七。在王世貞眼里，杜甫詩歌雖未盡善盡美，但是足以堪稱第一，故隆重推出了四首。明代周珽雖然承認“音響厚薄，氣格高下，難有確論”，但還是熱衷于標新立異，指出唐詩“冠冕壯麗，無如嘉州《早朝》；淡雅幽寂，莫過右丞《積雨》。”在周珽看來，岑參《奉和中書舍人賈至早朝大明宮》和王維《積雨輞川莊作》乃是唐詩的桂冠。

對于唐人絕句，也有多個第一的主張。明代王世懋在《藝圃擷余》中對李攀龍推舉王昌齡《出塞》其一為壓卷之作頗不認同，認為不過是“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指出“必欲壓卷，還當于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二詩求之。”相較于王昌齡《出塞》其一，明代敖英指出“王之渙《涼州詞》神骨聲調當為伯仲，青蓮‘洞庭西望’氣概相敵”，所以他認為這三首詩呈鼎足之勢，都堪稱第一。清代汪士禛指出，唐代絕句必求壓卷，“則王維之‘渭城’、李白之‘白帝’、王昌齡之‘奉帚平明’、王之渙之‘黃河遠上’其庶幾乎。而終唐之世，絕句亦無出四章之右矣。”李光地則認為：“杜詩諸體，皆妙絕千古，只絕句須讓太白。絕句要飄逸蘊藉，如‘峨眉山月’‘問余何事’諸作，實是絕調。”李光地認為李白的絕句超群絕倫，所以在前人的范圍之外，特地標舉他的《峨眉山月歌》和《山中問答》兩首為第一。

以上被推舉的作品固然各擅勝場，明代胡應麟卻不認同永恒第一的觀點，他又提出了分期的冠軍之說。胡應麟在《詩藪》中指出：“初唐絕，‘葡萄美酒’為冠；盛唐絕，‘渭城朝雨’為冠；中唐絕‘回雁峰前’為冠；晚唐絕，‘清江一曲’為冠。”需要指出的是，根據胡應麟的說法，“葡萄美酒”“渭城朝雨”以及“清江一曲”都是詩歌句首四個字，而全唐詩沒有句首為“回雁峰前”四字的絕句，只估計應該是“回樂峰前”之誤。另外，開頭為“清江一曲”的絕句，是劉禹錫的作品，而劉禹錫本是中唐詩人，由于他身歷七朝，且中晚唐界限不很分明，所以就被胡應麟認定為晚唐詩人了。這樣說來，胡應麟不但開創了唐詩分期第一的評價思路，而且認定王翰《涼州詞》二首其一、王維《渭城曲》、李益《夜上受降城聞笛》以及劉禹錫《楊柳枝》分別為唐代各個時期的絕句第一。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第一不是恒定的，而是流動的。清代文人吳喬在《圍爐詩話》中指出：“凡詩對境當情，即堪壓卷。余于長途驢背困頓無聊中，偶吟韓琮詩云：‘秦川如畫渭如絲，去國還鄉一望時。公子王孫莫來好，嶺花多是斷腸枝。’對境當情，真足壓卷。癸卯再入京師，舊館翁以事謫遼左，余過其故第，偶吟王渙詩云：‘陳宮興廢事難期，三閣空余綠草基。狎客淪亡麗華死，他年江令獨來時。’道盡賓主情境，泣下沾巾，真足壓卷。又于閩南道上，吟唐人詩曰：‘北畔是山南畔海，只堪圖畫不堪行。’又足壓卷。”在吳喬看來，沒有固定的第一，只有流動的第一。所謂流動的第一，指堪稱第一的詩歌，乃是對境當情、情與境會的產物，評論者在不同時空中的境與情自是不同，因而認定為鰲頭獨占的詩歌作品也不相同。

要想成為一個時代的桂冠詩作，在藝術質量上無疑要求很高。王世貞不認同取沈佺期《獨不見》和崔顥《黃鶴樓》為第一，理由是“沈末句是齊梁樂府語，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語。如織官錦間一尺繡，錦則錦矣，如全幅何？”在王世貞看來，沈佺期《獨不見》最后一句和崔顥《黃鶴樓》第一句都欠佳，正如錦中間繡，有損于全篇的整體美，所以不配取為第一。今人孫紹振認為沈佺期《獨不見》一詩，從主旨上考察，“完全是傳統思婦母題的承繼，并無獨特情志的突破”，詩歌語言也“大抵不出現成套語和典故的組裝”，因而在“唐代律詩中無疑屬于中下水平”。崔顥《黃鶴樓》“比沈氏之作不只高了一個檔次，從藝術成就來看，也當屬上乘”，但是第二聯“平仄對仗并不拘泥規范”。在孫紹振看來，這兩首詩在藝術上都存在著缺點，被推為第一顯得欠妥當。又如王維《出塞作》一詩：“居延城外獵天驕，白草連天野火燒。暮云空磧時驅馬，秋日平原好射雕。護羌校尉朝乘障，破虜將軍夜渡遼。玉靶角弓珠勒馬，漢家將賜霍嫖姚。”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指出：“居延城外獵天驕”一首，佳甚，非兩“馬”字犯，當足壓卷。在王世貞看來，這首詩因為有兩個“馬”字重復，最終遺憾地與桂冠詩歌失之交臂，誠可謂“一字之失，或竟使璧微瑕而價損”。

當然，也有人認為不必角逐出桂冠詩作。明代鐘惺、譚元春指出：“詩但求其佳，不必問某首第一也。”對于李攀龍以王之渙“秦時明月”一首為第一，他們指出“乃以此首為唐七言絕壓卷，固矣哉！無論其品第當否如何，茫茫一代，絕句不啻萬首，乃必欲求一首作第一，則其胸中亦夢然矣。”在鐘惺和譚元春看來，要在數以萬計的作品中推出桂冠之作，是鄙陋和糊涂的表現。清代袁枚也在《隨園詩話》中指出，正像人們不能在《三百篇》中確定何者為第一一樣，“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

由于唐代最有代表性的詩體是律詩和絕句，所以唐詩桂冠詩歌的論爭主要集中在這兩種題材中。其實，但凡好詩都可以予人以藝術的享受和啟迪，所以我們在接受唐詩時，大可不必在意哪首詩堪稱第一，哪首詩可謂壓卷，能夠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理想的讀者便足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