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都博物館，有一件略為殘破的戰國銅勺，因其清晰的巴蜀圖語成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些至今仍未能破譯的巴蜀圖語，就是古蜀人使用的文字嗎？

在成都博物館二樓展廳，精致小巧的巴蜀圖語銅勺直徑僅8.4厘米，勺柄長7.3厘米，還略有殘損，并不引人注意。

但仔細觀察銅勺，就會發現勺面上刻著三組圖案：中間像一只烏龜，有頭有尾，還用十字刻畫出龜甲的形態；左邊是一只振翅欲飛的鳥，下面還有云雷紋狀標記；右上角則是一條魚，下面同樣有花蒂紋狀裝飾。成都博物館黃曉楓博士介紹說，這些紋飾，就是巴蜀圖語。

巴蜀圖語銅勺

巴蜀圖語，是只在古巴蜀地區的器物上發現的一種紋樣。它們大多非常形象地刻畫出動植物或者人形，研究者將它們統稱為巴蜀圖語或者巴蜀符號。

從上世紀50年代起，巴蜀圖語在廣元昭化寶輪院以及成都平原戰國墓葬等處相繼出土，至今相關的文物已有上千件。研究者發現，這些流行于巴蜀地區戰國時期的紋樣，雖然有動植物，卻并非一種裝飾紋樣。

黃曉楓說，商周時期的青銅禮器上，也經常裝飾牛、虎、羊、雕等各種形象的獸面紋，它們用于裝飾時比較規范且成體系。

然而巴蜀圖語“紋樣排布散漫、不講主次紋樣的搭配，也不講究紋樣排列的節奏和韻律，甚至不講究對稱”。在成都百花潭中學戰國墓出土的一件銅盉上，上面的圖語甚至打破了云雷紋的分布，讓畫面顯得支離破碎，“因此，它們的存在和裝飾關系不大。”

研究者們還發現，這些巴蜀圖語的排布雖然不講究節奏韻律或對稱，卻呈組合排列，更像在表達觀念或思想。

巴人的一些手心紋

就目前的研究來看，多數研究者認為它們還不具備完整的文字記述功能。

黃曉楓認為，文字是由物件記事、符號記事和圖畫記事三類記事方法引導出來的，這些符號和圖畫要成為文字，一個先決條件就是具有通用性和通俗性。“我國最早的文字體系是甲骨文，它產生的背景就是商王朝有統一的疆域，有一個龐大的從事占卜的貞人集團需要頻繁記錄占卜結果并傳遞日常信息。因此，這些貞人有意識地將原始的記事符號簡化并規范化后，有意識地進行創造，最終創造了文字。”

除了甲骨文，古埃及和古亞述的文字都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早期文字，盡管才形成體系不久，卻已與圖畫不同、多用很簡單的線條組成。

甲骨文

“巴蜀圖語顯然還沒有進化到規范使用的階段。”黃曉楓說，同樣是鳥，不同文物上的鳥就呈現出不同的造型，而且有的鳥還把頭、翅膀等刻畫得非常具象，顯然還沒上升為一種文字符號。研究者們將已經發現的巴蜀圖語經過考古排比，發現真正能夠成為獨立符號的只有150多個，“這個數量，的確不能支撐一個文字語言系統。”

既非裝飾、又非文字的巴蜀圖語，在大多數學者看來，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具有不一樣的意義。黃曉楓說，刻有巴蜀圖語的文物主要是在兵器、印章和樂器上。

一般而言，印章是一種身份的界定和標志物。大量出現在印章上的巴蜀圖語，應該與族屬有著密切關系。

巴蜀印章

而出現在兵器、錞于等樂器以及工具等上的圖語，應該是類似圖騰崇拜這種原始巫術表達的吉祥含義。當這些符號和圖案連在一起構成一組特定的符號圖形時，就有了特定的意義。不過，黃曉楓強調，“這種意義也只有當事人才能解釋。這種記事方式，與夷經圖譜相似。”

戰國虎紋銅戈

出現在這件銅勺上的巴蜀圖語，黃曉楓認為和當時的人們對美好生活的祈禱有關，于是把類似圖騰和族屬標志的圖案刻在了器物上。這些圖語，也正是這件文物最有力量的地方。“當然，也有研究者認為魚、鳥和鱉，應該分別對應的是古蜀五祖中的魚鳧、杜宇和鱉靈三祖，這不失為一種理解，但還需要更多的證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