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寧波美術館送我一套《浙東之光——館藏甬籍中國畫名家提名展作品集》及《浙東之光——潘天壽研究文集》，《美術報》2018年10月27日有“一場有關‘潘天壽學派’的探討”的報道，我因不能看書，只簡略地看了《美術報》的報道，覺得“潘天壽學派”的提法值得商榷。

潘天壽 蛙石圖（一） 58.6×48.2cm 紙本設色 1960年 潘天壽紀念館存

一，潘先生不講派性。他主張“以學術論學術，不失公正態度”，反對入者主之，出者奴之，高筑壁壘，互相攻擊，“不涉及門戶系統之意識”，說的就是畫家的功力、學養、格調及道德品質；

二，潘先生主張“揚長避短”，“不相同才是藝術”，希望與西方繪畫“拉開距離”，凡是吸收都應該改造，即中國化；

三，潘先生熟悉歷史，眼光高，胸懷大，思慮深遠，他的精神和繪畫，屬中國畫的“高峰”。中國畫是“一以貫之”，是最純正的中國傳統繼承、發展和創造的中國氣派。

潘先生以學術論學術，這里只舉我親自接觸的幾個例子。中國畫千姿百派，歷史上所謂“派”，有以觀念、風格分，有以地域、友朋分等等。最有名的是“南宗”、“北派”。董其昌說北派“非吾曹所當學”，潘先生卻贊賞董其昌以戴文進的成就品評其為“國朝畫史大家”，“有別于任意謾罵之吳派末流多矣。”在上海博物館看畫展，潘老對著仇英的《雪山行騎圖》稱贊其功力深厚。1959年浙江博物館舉辦的浙江古畫展上，潘老說任伯年的《吳缶翁像》是佳作。對旁邊羅兩峰所作丁敬和金冬心兩幅肖像畫，更是稱贊不止，長時間不肯離去，說古樸厚重、風格遒上，神情呼之欲出，是全展肖像畫藝術性最高的作品。山水畫上，說浙江自元初趙子昂以來如黃子久、王叔明、吳仲圭都是山水大家，而吳派諸畫人只稱戴文進為浙派始祖，力加攻擊，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的一種做法。

“潘天壽學派”的提法，大概是盧炘先生提出的。在寧波美術館舉辦“浙東之光”活動前，他曾來我家，說潘老是“浙東學派”，我說這個說法太小了。過去南宋陳亮、明末黃宗羲等曾稱浙東學派，那是中國傳統內部的稱呼，對潘老決不能這樣稱。潘老是站在最高峰，以最高的眼光看問題，要求“拉開距離”。在傳統內部，潘先生決沒有一點派性，純粹是學術的眼光。即我們古人提出的才、力、膽、識、學和做人的道德。他的理論，可說是最高的、最全面的。潘先生的實踐即藝術成就，由于“文革”迫害，過早離世，但也已達到最高峰。雖然他常感嘆八大的氣概、稚拙，認為自己稚氣尚不足；仰慕吳昌順的雄渾，黃賓虹的用墨，深覺尚需努力精進，以“呈其極”。潘老的“中西兩個高峰”、“拉開距離”，這種認識和擔當，直至當今畫壇，還找不出第二個人。

潘先生要求的“新”，不是成為“替代”。他也反對“西化”，要求“揚長避短”。“吸收西洋外來的東西，一定要經過自己的消化”，如果把吸收變成替代，“在客觀上就取消了中國畫的獨特風格”，“失去了最基本的獨有風格，……最終也不能立足于世界。”

還有諸如線“要‘變’過才能吸收，因為西洋的線與中國的線畢竟不一樣。”“嚴格地說，‘造型’這個詞是外來語，較適合于西洋美術；在中國畫里，歷來稱為‘寫形’，從字面上講，含義就有所不同。”又說中國捉形的方法跟西洋捉形的方法有所不同，等等，都是對中西繪畫異同的精僻論述。

黃賓虹、潘天壽也說過積點成線，那是在當時的情勢下說的，是物理學的概念，所以他們又稱“筆線”、“骨線”，這其中就包含了工具和標準的兩層意思。

現在的許多中國畫，可說忘了潘老的告誡，“以己之短步趨人之長”，幾乎難分中、西，既乏“用筆”，又無“空白”，晦暗單薄，裝飾乏味，是“世界化”，是中國畫高峰的失落，令人擔憂！

潘先生的畫，知行合一，有獨特的風格。從欣賞的角度看，清、奇、古、拙、大，用筆用墨及結體，一點一畫，幾乎無懈可擊。不同于前人，不同于西方，讓人看了，提升精神，振奮境界，在當時直至現在，除了幾個人的若干作品，可說無人可及，已經達到最高峰。至于作品的邊角處理，氣勢擴張，較之傳統，更有新的創造。

黃賓虹的五筆、九墨及用水的總結和發展，齊白石熟悉民族生活的雅俗共賞，潘天壽對中國畫最高、最全面的理論認識和實踐，提出中西繪畫兩個高峰，應當保持發揚，與西洋繪畫拉開距離的見識，都是值得后人反復研究的。回顧我們幾十年的藝術實踐，以及當今中國畫的漸失特色，應當再次反思。我認為“潘天壽學派”的說法似乎不妥當，就在于縮小或者矮化了潘天壽的思想境界和藝術境界。潘天壽先生是中國氣派或中國學派。他一再地說：“中國的繪畫有它獨特的傳統和風格”，“藝術上，中國人自有一套中國人的辦法。這個里面有大學問。……對悠久二字，不去摸一下，是不會有體會的。”還有很多，不引用了。

還有人說潘天壽是文人畫，這也是不夠的。潘先生說：“凡文人畫，往往重文人風趣，而乏功力，即董氏之所謂頓悟禪也。”他眉批黃賓虹《畫法要旨》：“先生‘合文人、各家之長，以救偏毗’之主張，甚是。”

當然，“文人畫”與“文人”不完全相同。關于文人，魯迅先生曾說“文人無行”，即其行為有的不大合乎道德。陳繼儒是文人所謂“隱士”，他被人嘲笑：“飛來飛去宰相衙”。董其昌提倡文人畫，說仇英的作家畫“非吾曹所當學”。這是偏見。我就搞不清為什么有些人老是吹無行的文人，譬如移居美國的張愛玲追蹤漢奸、趙孟頫以宋代宗室降元，陸維釗先生說他的書法骨力差一點。宋代的蘇黃米蔡，蔡襄代替了蔡京，這些歷史上有共識。講文化不能不講道德。潘先生說董其昌“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是遠遠不夠的，首先必須作一個堂堂正正、光明磊落的人，因為畫品和人品是緊密相聯不可分割的。中國傳統講德才兼備，德居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