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蔣雷的歸案，“百名紅通人員”已有55人歸案。蔣雷也成為國家監委等五部門聯合發布《關于敦促職務犯罪案件境外在逃人員投案自首的公告》后，首個回國投案的“百名紅通人員”。

“蔣雷的歸案，再次彰顯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對外逃腐敗分子‘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鮮明立場和堅定決心。我們正告涉嫌職務犯罪境外在逃人員，放棄幻想、認清形勢、珍惜機會，在公告最后期限前主動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中央追逃辦負責人表示。

從局級干部到紅通逃犯 

標準的國字臉上，一頭茂密黑發……這是2007年國際刑警組織發布的紅色通緝令上，蔣雷照片給人的印象。歷經11年外逃生涯，曾經氣質不凡的他，歸來已是滿頭白發、步履蹣跚。

公開資料顯示，蔣雷于1956年2月出生于吉林長春，出逃前擔任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中國貿促會汽車行業分會會長，系副局級領導干部。

2003年和2005年，汽車行業分會與上海國際展覽有限公司合作，在上海舉辦了兩屆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作為時任分會會長，蔣雷利用職務便利，指使下屬將上海國際展覽有限公司支付的部分車展宣傳推廣費截留，轉移到蔣雷親屬的銀行賬戶上。之后，這筆贓款被蔣雷用來為親屬購買北京市朝陽區的一處房產。

2007年4月11日，蔣雷持中國護照由首都國際機場離境，潛逃至新西蘭。同年5月16日，北京市西城區檢察院對其立案偵查，6月18日批準逮捕。7月27日，國際刑警組織對其發布紅色通緝令。

“用蔣雷自己的話講，外逃11年，經歷了從失望、絕望到希望的三個階段。尤其是從一個局級干部淪落為外逃犯罪嫌疑人，心里落差很大，他既恨自己，又不敢面對現實，于是強行把自己包裹起來。再加上后來身患疾病，就更加悲觀厭世了。”北京市追逃辦有關負責人說。

所幸，在中央追逃辦統一指揮下，北京市紀委監委把監察體制改革形成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不斷加大對蔣雷的勸返力度，通過耐心細致的工作，幫助其了解政策、正視現實，從而轉變心態、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為成功勸返奠定了基礎。

從斷絕聯系到主動投案 

看到蔣雷乘坐的航班順利降落，等候在機場的北京市紀委常委陳名杰長舒一口氣。

據陳名杰介紹，因心理落差以及患病等因素，蔣雷形成了性格孤僻、自我封閉的特點，具有高度戒備的心理，不僅將親情深埋于心不外露，也拒絕見任何人、接受任何信件，甚至揚言“此生死也要死在新西蘭”。該案的復雜性和特殊性，使追逃追贓幾乎成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蔣雷電話不接、信件不回，專案組卻始終沒有放棄，仍舊堅持內查與外調、勸返與遣返、追逃與追贓“三管齊下”的思路開展工作。天道酬勤，在專案組的不懈努力下，轉機出現了。

2018年4月，專案組通過多種方式，慢慢切入蔣雷的生活空間，逐步拉近與蔣雷的感情。通過艱辛的思想工作，蔣雷慢慢轉變心態，同意對話……在消除內心的忐忑和恐懼后，被專案組人性化工作所感動的蔣雷，寫下了愿意回國投案承諾書。

“投案自首是正確的選擇，我奉勸依然在逃的紅通人員，放棄幻想、抓住機會，趁早回國投案自首。”到案后的蔣雷說。

反腐敗國際合作的又一成果 

“能夠成功勸返蔣雷，要感謝新西蘭方面提供的大力支持。”在首都機場，面對媒體鏡頭的陳名杰表示。

如其所言，蔣雷的歸案離不開新西蘭執法部門的協作配合。根據2008年1月1日生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新西蘭關于刑事司法協助的條約》，中方兩次向新西蘭司法部門提出刑事司法協助請求。通過中新反腐敗執法合作渠道，中方就蔣雷案多次與新方溝通磋商，并向新方通報蔣雷涉嫌貪污犯罪的情況，得到新方大力支持。

記者注意到，蔣雷并非首個從新西蘭歸案的“百名紅通人員”。2016年7月9日，曾擔任海南省海口市地稅局龍華分局副局長的云健從新西蘭被勸返回國自首。2016年11月12日，在新西蘭有關部門的支持和配合下，吉林通化金馬藥業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閆永明在出逃15年后，從新西蘭被勸返回國投案，成為“人贓俱獲、罪罰兼備”的經典案例。

值得一提的是，蔣雷歸案的前一天，中國和澳大利亞在北京共同簽署反腐敗執法合作諒解備忘錄，為中澳反腐敗合作架起新橋梁。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是除美國、加拿大外，涉嫌違法犯罪的中國國家工作人員主要的外逃和藏匿目的地。截至目前，除云健、閆永明、蔣雷從新西蘭歸案外，已有周世勤、唐東玫、郭廖武、胡玉興、賴明敏等5名“百名紅通人員”從澳大利亞歸案。

“隨著中澳、中新反腐敗合作的進一步深化，外逃人員將在澳、新無法立足，唯有回國投案一條出路。”中央追逃辦負責人表示。（記者 瞿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