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年前，《告臺灣同胞書》第一次明確提出，要以和平的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實現祖國的完全統一。從“解放臺灣”到“和平統一”，看似一詞之差，但背后的一個核心動因和內在邏輯，反映的卻是黨和國家戰略轉移及改革開放國策的實行。

“親愛的臺灣同胞：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元旦。我們代表祖國大陸的各族人民，向諸位同胞致以親切的問候和衷心的祝賀。昔人有言：‘每逢佳節倍思親’，在這歡度新年的時刻，我們更加想念自己的親骨肉——臺灣的父老兄弟姐妹”。這是1979年元旦，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的《告臺灣同胞書》開頭的第一句話。

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吳國禎至今依舊對發表于40年前的《告臺灣同胞書》記憶猶新，他甚至還能原原本本背出其中幾段話。1979年元旦的早晨，剛起床的吳國禎一邊洗漱，一邊習慣性地打開收音機。突然間，收音機里正播發的《告臺灣同胞書》，讓他停下了一切。播音員以溫婉的聲音念道：“我們知道，你們也無限懷念祖國和大陸上的親人。這種綿延了多少歲月的相互思念之情與日俱增。自從一九四九年臺灣同祖國不幸分離以來，我們之間音訊不通，來往斷絕，祖國不能統一，親人無從團聚，民族、國家和人民都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所有中國同胞以及全球華裔，無不盼望早日結束這種令人痛心的局面……”聽到這里，吳國禎忽然失聲痛哭。

吳國禎說，哭，是因為想家。大陸與臺灣僅一水之隔，但10年來，他與臺灣家人如隔天涯。《告臺灣同胞書》30年來第一次宣示了大陸爭取以和平方式解決臺灣問題，這在吳國禎心頭燃起了“回老家看看”的愿望。

《告臺灣同胞書》的主筆，是時任《人民日報》國際新聞部副主任的譚文瑞。他說起這段往事時曾講過，《告臺灣同胞書》的發表源于國內國際兩大因素，而最根本因素是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

1978年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深刻分析了中美建交后國際形勢的變化以及國內情況的新變化，決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因此全會指出：“隨著中美關系正常化，我國神圣領土臺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前景，已經進一步擺在我們的面前。全會歡迎臺灣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共同為祖國統一和祖國建設的事業繼續作出積極貢獻。”

《告臺灣同胞書》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應運而生。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后，全國政協立即熱烈響應，當天下午就召開了座談會。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第七屆中央主席朱學范當時就在座談會現場。他生前曾回憶道，那場座談會由時任全國政協主席鄧小平主持。鄧小平在會上說：“一九七九年元旦，這是個不平凡的日子……有三個特點：第一，今天是我們全國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四個現代化建設上來；第二，今天中美關系實現了正常化；第三，今天把臺灣歸回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提到具體的日程上來了。”鄧小平還強調：“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告臺灣同胞書》體現了我們對臺灣的回歸和祖國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基本態度，但仍要做許多工作。”

朱學范在回憶錄中寫道：“這（《告臺灣同胞書》）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文告，它將在改變海峽兩岸的對峙局面上產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之后，全國政協積極地行動起來，為落實《告臺灣同胞書》的內容做了大量工作。1980年元旦，中央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鄧穎超在全國政協新年茶話會上說：“《告臺灣同胞書》所明確宣告的大政方針不是權宜之計，更非所謂的‘統戰攻勢’，完全是以中華民族的大義和整個國家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的……希望臺灣當局審時度勢，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朝祖國統一的目標前進。同時，我們相信富于愛國傳統的臺灣人民一定會為實現祖國統一大業作出積極貢獻。”

就在那天，鄧穎超在中南海西花廳主持了對臺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提議以全國政協的名義發表《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后綜合領導小組成員的意見，由耿文卿等人當場修改、定稿。2月15日，政協五屆全國委員會發出了《致臺灣同胞春節慰問信》，慰問信提出，希望臺灣各界人士敦促國民黨當局接受中國共產黨關于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首先實現通郵、通商、通航。

“歡迎臺灣同胞來大陸探親訪友、旅游參觀、經濟交流”等情真意切的邀約，立即在島內激起熱烈反響。繼葉劍英發表“有關和平統一臺灣的九條方針政策”之后，1981年，蔣經國的幼年好友廖承志通過電報，將一封書信發送給了他。這封信字字情真，呼吁蔣經國“實踐于統一大業”，方能“忠孝兩全”。在大陸不斷釋放善意、島內呼聲強烈、國際形勢變化中，1987年10月，國民黨當局作出開放臺灣同胞回大陸探親的決定。

從此，兩岸交流之門正式開啟，再也沒有什么勢力能將其關閉。

1993年，在海協會的倡議和積極推動下，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第一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這是海峽兩岸授權的民間機構最高負責人首次會晤，也是兩岸分隔40余年后，兩岸高層人士首次接觸商談。2005年，連戰應中共中央和胡錦濤的邀請，率領國民黨訪問團展開“破冰之旅”訪問大陸，國共兩黨領導人實現時隔60年的首次歷史性握手。

然而，和諧與交流之中，也隱藏著危險的信號和陰暗的圖謀。2005年，時任臺灣地區領導人的李登輝在美國提出“兩國論”，企圖使“臺獨”動作在他下臺后能夠延續。而陳水扁上臺后，不僅繼續修改臺灣課本，更通過“公投入憲”“公投立法”“公投臺獨”等操作，將臺獨活動日益升級。這一系列的動作，不僅讓兩岸追求和平的民眾倍感憂心，也引起了民主黨派的高度重視。

如何在法理上遏制“臺獨”分裂勢力？這個沉重的問題擺在了全中國人民面前。

時任民革中央主席的何魯麗詳細回憶了民革中央建議制定《反分裂國家法》的過程。當時，民革中央認為，涉臺法律問題是反分裂斗爭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應引起高度重視。長期以來，臺灣當局為實現臺灣的“法理獨立”做了大量準備，進行了6次所謂的“修憲”。李登輝拋出的“兩國論”正是以1991年以來臺灣的幾次“修憲”為法律依據的。在國際上，美國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國內立法形式通過了《與臺灣關系法》等法律或議案。這些都說明，在反對“臺獨”、維護國家統一的斗爭中，盡快制定一部專門的法律是十分必要的。

為此，民革中央在2000年的全國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以“第0232號提案”的形式提出了關于盡速制定“反分裂國家行為法”的建議，并就制定這部法律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法案名稱、立法原則和內容作了重點說明。

該提案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視，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在對該提案的答復中認為，“制定關于解決臺灣問題的國家法律意義重大”，必須“深入研究”。

5年之后，2005年3月8日上午，出席全國政協十屆三次會議的2000多名全國政協委員列席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聽取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兆國關于《反分裂國家法（草案）》的說明，并對該草案進行了小組討論。討論中委員們一致認為，本次全國人大會議審議《反分裂國家法》，是十分必要的、適時的，是順應民心民意之舉，符合包括2300萬臺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必將有力地遏制“臺獨”分裂活動，必將有力地促進兩岸關系的穩定與發展，必將有力地推動祖國和平統一進程。

《反分裂國家法》出臺后，大陸“反獨”與“促統”形成合力，帶領全體中華兒女，走在祖國和平統一之路上：2015年，兩岸領導人首次會見，“習馬會”81秒的世紀握手，讓多少人潸然淚下；而解放軍飛機繞島巡航成為常態，彰顯了全體中國人民捍衛國家領土完整的決心。

“《告臺灣同胞書》發表至今，已經40年。作為見證者，這40年來我已經強烈感覺到和平統一可期。”吳國禎感慨地說。

直到1993年，臺灣當局才對他解除入臺禁令。當時臺灣正處于經濟起飛時期，“錢埋腳面”，財大氣粗。他在北京清華大學教書的工資和臺灣同齡同職務老師工資比，僅有后者的1/10，科研經費更少得可憐。而當時，臺灣社會對“統一”的普遍看法是，等兩岸生活水準接近后再談統一。

不過，今天情況不一樣了。短短20多年間，今天再和臺灣同行比，吳國禎的工資已經高于臺灣，而科研經費更是遠遠比臺灣同行多得多。“這說明，改革開放已經讓大陸經濟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軟實力也大大提高。”

“最近我聽說，再過2年福建GDP就能趕上和超過臺灣，這必將對臺灣形成巨大影響。”吳國禎說，從1945年臺灣光復開始，其經濟總量就超過福建，而現在福建都要趕上臺灣了，會在臺灣形成一股反思潮：大陸發展這么快，在制度層面，一定有它的優越性。因此，臺灣民眾必將會重新審視大陸政治制度和民主等，甚至不再排斥。那樣，和平統一會再次向前邁進。

2015年3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根本上說，決定兩岸關系走向的關鍵因素是祖國大陸發展進步。我們要保持自身發展勢頭，同時采取正確政策措施做好臺灣工作。”

國臺辦海研中心主任李逸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兩岸最終實現統一的決定性力量。李逸舟說，實力是決定行為體之間互動邏輯的最基本因素。如今，兩岸經濟社會實力的對比已發生了巨大變化，越來越多的臺灣同胞期待著在大陸這片熱土追逐自己的人生理想。2018年2月28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布《關于促進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簡稱惠臺政策“31條”），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對臺工作重要思想，秉持“兩岸一家親”理念，擴大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率先同臺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的機遇。

過去的40年，兩岸有識之士勠力同心，爭取到了珍貴的和平與發展的果實。而在光明的未來之路上，兩岸民眾也必將攜手，捍衛祖國的統一，共譜民族復興的華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