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韋昊昱

一八七四年三月九日(陰歷正月二十一日)，時年十二歲的齊白石與原配妻子陳春君(一八六二——一九四〇)在湘潭家鄉拜堂，其后育有五子。一九一九年二月底，五十七歲的齊白石第三次孤身北上，定居北京，并將十八歲的四川豐都(今屬重慶)人胡寶珠納為側室。對于胡寶珠的身世、嫁入齊家時的身份，歷來都沿襲了齊白石《自述》等書中陳春君為齊聘副室的說法，但在齊白石《自述》《年譜》(胡適、黎錦熙、鄧廣銘本)中對于胡寶珠嫁入齊家前的身份問題，均為含混不清的表述。一九四三年，齊白石在《祭夫人胡寶珠文》中并未敘述胡寶珠嫁入的細節，而在一九四〇年所作的《祭陳夫人》文中，齊白石則將胡寶珠在齊家的相夫教子，完全歸功于陳春君的“德報”：“民國六年乙卯，因鄉亂，吾避難竄于京華，賣畫為活。吾妻不辭跋涉，萬里團圓，三往三返，為吾求寶珠以執箕帚。”他還回憶一九三五年某日自己曾在家中不慎跌倒，行動不便，而“著衣納履，寶珠能盡殷勤。得此侍奉之人，乃吾妻之恩所賜”，同時“寶珠共生三男三女，亦吾妻之德報也”。雖然在祭文中齊白石不免會有過分夸大的成分，但這卻導致了此后齊白石家族后人敘述、人物傳記、學術研究專著等對于這一情節記述的相互矛盾，如齊白石長孫齊佛來晚年曾回憶稱：“一九一九年農歷閏七月十八日，公得胡南湖贈一婢，名寶珠。有日記云：‘……胡南湖見余畫扁豆一幅，喜極，正色曰：“君能贈我，當報公以婢。”余即贈之，并作詩以紀其事。 ’初為公磨墨洗筆，掃地漿衣。一九二〇年，陳夫人憐公年老遠游，無人侍奉衾箒，夫人牽于家務，又不能長住北京，遂將胡寶珠收作公的姨太太，并偕長男于貞，一同送至北京。”郎紹君在《讀齊白石手稿(上)——日記》一文中認為：“寶珠就是胡南湖所說之‘婢 ’，是以胡南湖母親義女身份送到齊家的。白石將她帶回湘潭家中，不久，就由白石發妻陳春君作主，納胡寶珠為副室。”林浩基的《彩色的生命·藝術大師齊白石傳》則講作：“她告訴白石，給他聘定了一位配室，幾天之內，她將攜她一同來京，要白石預備下住處，準備成親……一天下午，陳春君帶著一位年輕女子趕到北京了。女子叫胡寶珠，原籍四川豐都人，生于清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節，當時才十八歲。她父親名以茂，是篾匠。胡寶珠在湘潭一親屬家當婢女，出落得十分標致。白石一見，滿心喜歡。當天傍晚時分，三人一同到了龍泉寺新居，在陳春君的操持下，簡單地舉行了成親之事。”周迅的《齊白石全傳》又稱：“不久，陳春君專程來到北京，為齊白石物色側室，照顧他的生活起居。經過反復挑選，陳春君給齊白石聘到側室胡寶珠……齊白石和胡寶珠一見面，雙方都感到滿意，于是就這樣說定了。”然而筆者經過考證，發現陳春君與此事無關，齊白石與胡寶珠的結合實則得益于一段書畫姻緣。

(一)胡母義女

圖一 胡南湖像（1884-1951）

胡寶珠(一九〇二——一九四四)，一九〇二年九月生于四川豐都縣轉斗橋胡家沖。胡南湖(一八八四——一九五一)(圖一)，字新三，名鄂公，湖北江陵人。一九一二年四川從清廷獨立，成立軍政府。一九一五年三月，胡南湖以總統府咨議身份隨四川督軍陳宦首次進入四川，任督軍署一等秘書。袁世凱稱帝后，他聯絡在四川的北方革命黨人黃以鏞等與溫江、郫縣等地的民軍首領取得聯系，進行倒袁活動，一九一六年起任“四川宣慰使”。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調任廣東潮遁道尹，治所在廣東潮汕。

圖二 齊白石 《紫丁香館圖》長卷 紙本設色 102.5cm×32.5cm 1938 北京市文物公司藏

胡南湖在北京慈惠殿中有一奉侍母親的公館紫丁香館，胡母一直在這里居住，這里有一九三八年齊白石所畫《紫丁香館圖》(圖二)的四處題跋為證，其一云：“紫丁香館在舊京慈惠殿，院中滿植紫丁香樹，因名其館。乃南湖弟嘗奉養尊太夫人于此處，此十年前事也。白太大人下世后，南湖即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館早屬他人。王謝舊居，令人慨嘆。因擬為圖，并報南湖先后之請也，戊寅三月，齊璜并記于舊京。”其二云：“揚塵東海幾栽桑，遷變如云可斷腸。曾是故人萊舞地，堂前一束紫丁香。此十年前過友人故居所作。”其三云：“煤山山頂天風涼，丁香館前野草芳。唯有舊時如客燕，只今猶覓佛爺堂。南湖尊太夫人堂上曾懸金冬心先生畫佛四尊，故云。此畫圖成作也。齊璜又題。”其四云：“紫丁香館。寶珠在娘家曾居紫丁香館五年。出此館時，年才十八，今三十又七矣，一瞬越二十年，真老娘也。白石，戊寅。”《齊白石辭典》一書“紫丁香館”詞條認為這是胡南湖在上海的故居，而筆者細讀《紫丁香館圖》四處題跋后，認為此館應當位于北平，理由有五點：一是國民政府首都在南京，“舊京”應指北平，題跋一中的“戊寅三月，齊璜并記于舊京”時間是一九三八年三月，查齊白石年譜可知這一年他并不在上海，同年三月，在他給朱屺瞻所題《墨梅》跋中尚自稱：“戊寅春三月，齊璜白石居燕京第二十一年矣。”且齊白石自一九三七年開始便“下定決心，從此閉門家居，不與外界接觸”，一九三八年后，上海、南京相繼陷落，齊白石更是“深居簡出，很少與人往還”，因此可知當年三月時他尚在北平。二是一九三八年齊白石題寫此跋時，胡母已然去世，胡南湖這時才“徙家南下，偃蹇海上”，而紫丁香館也“早屬他人”，成為了“王謝舊居”，因此抗戰中胡氏舉家遷居上海后的住處也不可能是紫丁香館。三是題跋一云：“因擬為圖，并報南湖先后之請也。”齊白石一生只在一九〇三年和一九四六年兩次到過上海，一九〇三年尚不認識胡南湖，如果紫丁香館在上海，怎么可能被胡氏多次邀請前去呢？四是題跋二云：“此十年前過友人故居所作。”這應是齊白石一九二八年路過紫丁香館所作，故不可能在上海。五是題跋三云：“煤山山頂天風涼，丁香館前野草芳。”和“丁香館”對仗的“煤山”在北平景山公園內，因而此詩所言應當均是北平風物。

在明確了上述兩人的基本情況之后，我們可以推測，婢女胡寶珠當在一九一五年三月胡南湖首次來到四川，直至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調任廣東之前的這段時間內，進入了胡家侍奉。她是胡母的隨從侍女，也是名義上的義女，齊氏后來在刻“齊白石婦”印邊款上稱：“寶珠……湖北胡鄂弓(亦作公，號南湖)之母之義女也。”筆者認為，胡寶珠這一名字或許還與《紅樓夢》有關，“金陵十二釵”之一的秦可卿丫鬟名叫寶珠，在秦可卿死后，寶珠見她還未出殯，便自愿做了她的義女，以作扶靈哭喪之任，后又在鐵檻寺為秦可卿守靈，這和胡寶珠與胡南湖母親的關系頗有幾分相似，因而“寶珠”之名似乎是在胡家所起，從題跋四中可以確定胡寶珠并不跟從胡南湖在廣東潮汕居住，而是一直在北平侍奉胡母。

(二)南湖知畫

圖三 齊白石刻 “南湖胡鄂 ”印章 1.8cm×1.8cm×4.9cm

1919 上海博物館藏

圖四 齊白石《乙未日記》第15頁中所記與

胡南湖的初次見面 北京畫院藏

圖五 齊白石 仿米芾煙雨圖 46.6cm×71cm

1919 上海博物館藏

圖六 齊白石 西河古屋圖 36.1cm×68.5cm

1920 上海博物館藏

目前已知，一九一九年六月前后，齊白石便為胡南湖治“南湖胡鄂”印(圖三)。當年八月二日(陰歷七月初七日)，齊白石在《乙未日記》中首次提到了他和胡南湖、弟子姚石倩一道游覽城南游藝園的情景稱：“胡南湖，人最慕余，一見如故，請余游城南游藝園，真人海。余未樂，食物少許而歸。”(圖四)。二人相識后，齊白石曾先后于一九一九年秋季和一九二〇年七月間為胡南湖繪制山水精品《仿米芾煙雨圖》(圖五)和《西河古屋圖》(圖六)，胡南湖也在北京畫界中大力推薦齊白石的畫名，齊白石在琉璃廠清秘閣裝裱并以“十金”價格出售的六屏畫作，被胡南湖“見之喜”，認為一幅百金，故齊白石發出了“南湖知畫”的感嘆(圖七)。同時，和陳師曾一樣，胡南湖也是說服齊白石定居北京，進行變法，謀求更大發展的堅定支持者，齊白石曾轉述他的勸說稱：“乙未冬，余三游京華。將歸，湖北胡鄂公勸其不必，以為余之篆刻及畫，人皆重之，歸去湖南草間偷活何苦耶？況辛苦數十年，不可不有千古之思，多居京華四、三年，中華賢豪長者必知世有萍翁，方不自負數十年之苦辛也。”(圖八)因此在胡寶珠嫁給齊白石之前，兩人已然是藝術上的知己了。

圖七 齊白石《乙未日記》第16—17頁中

所記與胡南湖的交往 北京畫院藏

圖八 齊白石 水草·蝦 60cm×66.5cm 1920 中國美術館藏

(三)報公以婢

關于胡寶珠嫁入齊家時的細節和身份，齊白石《自述》和諸多傳記中都有關于原配陳春君為他挑選側室、籌備娶妻的情節，如《自述》中有“到了中秋節邊，春君來信說，她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將來京布置，囑我預備住宅。我托人在龍泉寺隔壁，租到幾間房，搬了進去。不久，春君來京，給我聘到副室胡寶珠”的描述，然而據筆者考證，一九一九年中秋節前后陳春君似乎并未給齊白石寫過家信，也沒有來京，理由有三點：第一，自五月十七日(陰歷四月十八日)開始，直至十月三日(陰歷八月初十日)為止，僅就《乙未日記》所載，齊白石一共向湘潭老家寄去家書十三通，收到六通，信件內容均為詢問家鄉戰亂、郵寄物品與商議子女來京上學事宜，顯然此時陳春君并未到京。第二，對于《自述》中所謂中秋節前陳春君的來信，據查《乙未日記》可知，八月十五日中秋節時齊白石“去天津，宿李直繩家”，并不在北京，其后也一直沒有關于陳春君來京的記錄，十月十一日(陰歷八月十八日)還記有“與楚俊生郵片書，問湖南此時可歸否？”試想如果陳春君中秋節后來到北京，那么此后的齊白石也就不會再向他人詢問返鄉之事了。第三，一個月以后的十一月五日(陰歷九月十三日)，齊白石即“買車南返”，此時胡南湖已將寶珠送到了車站(詳見下文敘述)，陳春君也就更不可能出現在北京了。

圖九 齊白石《乙未日記》8月13日（陰歷七月十八日）條中所記胡南湖“報公以婢”之事 北京畫院藏

因此，原配陳春君應該和側室胡寶珠嫁入齊家的過程關系不大，胡寶珠實則是以胡南湖報之齊白石的“四色禮”身份嫁入齊家的。在《乙未日記》八月十三日(陰歷七月十八日)條中，齊白石日記道：“胡南湖見余畫扁豆一幅，喜極，正色曰：‘君能贈我，當報公以婢。 ’余即贈之，并作詩以紀其事。詩云：‘菟絲情短此情長，萬事何如為口忙。采擷不思紅豆子，加餐嘗坐紫丁香(南湖有紫丁香館)。良朋如此皆為景，愛我雖衰未減狂。蟋蟀聲中歸萬里(一作‘十月京山滿籬架 ’)，老饞親口教廚娘 ’”(圖九)，在后來的詩集收錄此詩時，齊白石又加上了《友人見余畫籬豆一幅，喜極，索去。后報我以婢，詩以紀其事》的題目。

隨后，胡南湖因此畫為齊白石送來了所謂“四色禮”：一為冬蟲夏草一匣；二為雪花銀耳一匣；三為火腿、野豬腿、蔣腿三只(三只為一色禮)；四為婢女胡寶珠。四色禮實為明清以來一種流傳甚廣的婚慶習俗，具有“請期”之意，同時還帶有男女雙方中的晚輩，對長輩所行的祝福之禮，可見比齊白石小二十歲的胡南湖，在這份厚禮之中無不暗含著希望山翁再續一弦的深意。

圖十 20世紀20年代末齊白石與原配陳春君（左一），側室胡寶珠（右一）合影

圖十一 胡寶珠為作畫中的齊白石研墨（引自《藝林一老：齊白石先生的書畫金石生活》，載良友圖書印刷有限公司：《良友》，1935年9月號第109期第19頁）上海圖書館藏

當年十一月五日(陰歷九月十三日)上午八時，計劃回湖南省親的齊白石前往車站，預備返鄉，此時在北京的胡南湖便從居所紫丁香館中，將婢女胡寶珠直接帶到車站，送給了齊白石。十一月七日(陰歷九月十五日)一早，齊白石一行返抵漢口。十一月十四日(陰歷九月二十二日)已經回鄉省親了。因此通過我們對齊白石、胡南湖、胡寶珠三人關系的重新梳理與勾連可以看出(圖十、十一)，齊白石或許臆造了陳春君在他納妾一事上所發揮的重要作用，以此表明自己的明媒正娶之義，陳春君至多有可能在齊白石攜胡寶珠返鄉之際作主或默許了齊白石的納妾之舉，然而，后人諸多傳記中有關陳春君勸說齊氏納一側室、陳反復為齊挑選側室、胡寶珠是在湘潭一親戚家當侍女、陳春君帶胡寶珠一同來京、齊白石與陳春君回鄉前向胡寶珠交代守家等諸多描寫，則完全是無中生有了。

（本文作者系清華大學美術學院藝術史論系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