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開《中國民營經濟40年》，讀者可從中讀到一連串的“第一”或“首次”。有的為眾所周知但未必盡曉其詳，有的為零碎了解而不知來龍去脈……而這本厚達500多頁的著作，大體按時間順序，盡可能周詳地呈現改革開放以來有關民營經濟發展的眾多“第一”或“首次”，寫出了民營經濟一路征戰的不平凡、不尋常、不簡單、不容易，令人感慨不已。而“第一”或“首次”往往意味著某種突破?？梢哉f，一部民營經濟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決戰落后體制、落后觀念、落后模式的突破史。突破，幾乎與40年民營經濟的發展形影相隨；突破，原本便是民營經濟與生倶有的一種本色、底色和亮色。而真實生動地將此還原出來，亦使本書有了魂魄。

盡管突破之多是那么觸目可及、頗具規模，但本書寫來并不蕪雜，仍明顯有兩條脈絡可尋：一是黨和國家的理論創新層面，包括制度和政策供給層面；二是底層百姓的實踐層面，即人民大眾的現實探索層面。

前者如1979年2月，黨中央、國務院批轉第一個有關個體經濟的報告，“個體戶”開始應運而生，但當時還規定不準雇工；1981年6月，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還是處于初級階段”的論斷，明確肯定“一定范圍的勞動者個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必要補充”；同年7月，國務院頒布《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若干政策性規定》，其中首次打破個體經濟不準雇工的限制，為個體工商戶擴大經營規模開了綠燈。自此之后，國家對個體經濟的統計稱謂，不再是多少人，而是分為多少戶、多少從業人員等。書中清晰勾勒了我們黨對改革開放的指導思想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成熟和相對定型的，以及如何深刻地影響到民營經濟從小到大、由弱而強的。從1979年提出“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相結合、以計劃調節為主”，到1982年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再到1984年提出“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直至1992年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些關乎改革開放全局的指導思想的不斷深化，都直接推動了民營經濟一波高過一波的蓬勃發展。由此可見，一是40年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積極而不冒進，謹慎而不保守，是一直堅持黨的領導而得以逐步推進的；二是決策高層也始終依循“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確路線，以解放思想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提，包括作為突破“禁區”大力催生民營經濟的前提，并據此適時制定或調整有關鼓勵、支持和引導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政策指引；三是中國民營經濟成長壯大的歷史進程，折射出了整個市場經濟建設一波三折的歷史進程，具有典型的 “摸著石頭過河”的漸進改革特征。

后者如浙江溫州，相繼產生了全國第一份個體工商執照（章華妹）、全國第一份股份合作制章程（橋墩門啤酒廠章程）、全國第一個私人跨國公司（葉康松）、全國第一個異地商會（昆明溫州商會）……；又如湖北武漢，素有“天下第一街”美譽的漢正街接連創辦了全國第一所個體戶子弟學校、全國第一個外來個體戶協會、全國第一家“市場銀行”……。這一個又一個“第一”，無不包含著草根百姓對于美好幸福生活的不懈努力和頑強奮爭，以及不可遏制的首創精神，顯現了人民大眾書寫歷史、締造歷史的偉大真理。

在書中，讀者還可饒有興趣地閱知“五老火鍋宴”和“姜維事件”等典型事例的來龍去脈及其生動細節。從不吝筆墨的很有場景感、情景感的鋪敘中，既能真切了解到像小平同志這樣的老一代領導人是如何團結胡子昂、胡厥文、榮毅仁、古耕虞、周叔弢等老工商業者們一起在國家百廢待興之初啟動經濟建設的巨輪而果斷作出“錢要用起來，人要用起來”的英明決策的，又能具體感受到像姜維這樣的草根創業者是如何迫切要求破除種種政策障礙、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加快脫貧致富步伐而最終得以實現的。這樣的事例情節性很強，安置于全書的相關章節，不僅可大大增加閱讀趣味和吸引力，而且也更有深度地揭示了上述兩條脈絡其實不是絕對平行、截然分立的，而是有很強的內在互動性和呼應關系的，甚至是渾然一體的。完全可以設想，假如后者尚未蘊藏著強烈的搞活經濟過好日子的意愿，那么前者就無從作出順應人心、民心的改革開放決策和一系列具體政策；與此同時，假如前者不能審時度勢給出合乎實際的戰略目標和制度安排，那么后者也就無從絕處逢生、改變貧窮和苦難的命運。

因此，當我們在熱烈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更多地將表彰的鮮花和掌聲獻給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的同時，也萬勿忘記向一大批敢冒政治風險而鼎力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黨政干部致敬，例如書中提及的謝高華（原義烏縣委書記）、袁芳烈（原溫州市委書記）、袁庚（原深圳市委書記）、陳光（原諸城縣委書記）等等。中國民營經濟大崛起大突破，是一項聲勢浩大的系統工程，為全方位、各方面的合力所致，其中自然也包括作為三大“關鍵的少數”之一的黨政干部的勤勉之功。且不論鄧小平等老一輩革命家、改革家的高瞻遠矚，假如沒有胡耀邦、王任重、王兆國等中央領導同志的親自過問，以及有關部門的敢擔當、敢作為、有突破之膽識（膽魄、膽略），我們何以能從書中看到這樣的驚艷一幕？——1984年11月9日，時任國家經貿部副部長魏玉明，在其辦公室向名不見經傳的大連攝影個體戶姜維鄭重宣布：黨中央，國務院批準他成立全國第一家私營企業。姜維接過國務院批件，頓時淚眼模糊……

本書立足于書寫中國民營經濟40年屢屢突破乃至蔚為壯觀，當然也構成對自身寫作的某種挑戰。凡著書立說，其佼佼者無不以創新突破為求索為己任，既于大格局上乾坤在握，又于小細微處邃密鉤沉。本書即如此。無論從體裁擇定，還是從謀篇布局、資料利用以及內容取舍等，都可看出其別具一格之精進、自創新異之用心。例如掛在全書每篇后面約一萬字左右的“鏈接：歷程回顧”，就很有創意。一方面，將所對應的篇章內容作出回放式的簡要概括和重點述評，成為全書的有機組成部分，且學術分量較重；另一方面，又有利于讀者靈活便捷地獲取信息量。一些讀者一時難以啃完大部頭，先擇讀這四則“鏈接”，亦可對40年中國民營經濟的發展歷程以及未來前景知其大端。這種寫法，其突破點在于從方便讀者、追求實效出發，不甘流俗、庸常，故為事半功倍之舉。

其實，寫作本身就是一件特別需要以突破為魂、以突破為本的事情，倘無足夠強度的突破愿望和能力，就必然淪陷。本書作者莊聰生同志曾長期在部隊從事新聞宣傳工作，轉業到中央統戰部后則專注于有關政策理論研究，期間做過中央領導同志的秘書，經歷豐富、見識廣博，思維水平和寫作能力均底蘊厚重。如果知道他從1975年就開始在中央級報刊發表文章、宣傳過朱伯儒等全國性典型人物、1992年任職空軍宣傳處處長期間國防大學出版社即出過其專集《一代天驕》，就不會驚訝于本書標題編排之考究、文字敘述之老到、成書速度之快捷......。此前，在全國范圍內，尚無一人對40年中國民營經濟波瀾壯闊的偉大實踐作過如此鳥瞰式、全景性、全方位、多維度的敘述、表述或描述。因此，這至少就出版界而言，也堪稱“零的突破”的！

本書作者是我的直接領導，曾任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現任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會長。多年來，在工作中，我常能體察到的是，一個“勤”字與其大名中的“聰”字相結合能產生多大的能量及其績效！生性聰慧不說，他勤于學習、勤于思考、勤于積累、勤于提煉，是有目共睹的。無論是自己動筆寫文章，還是帶領大家做課題、推稿改稿等，他都不厭其煩，從不將就、從不懈怠，也從無疲態。更何況，他出生于福建晉江------改革開放以來，此地一躍成為民營經濟分外活躍、繁榮、充滿生機的一方沃土、熱土和樂土，“盛產”著大量老板、民營企業、上市公司和知名品牌（據書中記載，晉江的上市公司在全國縣級市中為數最多；其享譽全省內外的知名品牌，例如恒安、七匹狼、安踏、勁霸、鴻星爾克、柒牌、特步、361、利郎、九牧王等，也成群結隊，頗有扎堆效應）。每次提及家鄉的民營企業、民營經濟，言語間都洋溢著滿滿的自豪與自信。他喜歡用當地語“愛拼才會贏”、“輸贏笑笑”……，來概括閩商大氣、淡定的企業家精神和群體風貌。家鄉的滄桑巨變，使他由衷地對勇于創業創新、奮楫中流的廣大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懷有摯愛和敬重之情。這份“情”，連同“聰”和“勤”，以及不同尋常的獨特經歷，實際上也就詮釋了本書問世為何在相當程度上可說是“非他莫屬”。

任何成功之作，應了突破無止境、創新無止境之定規，莫非是以突破召喚突破、以突破帶動突破，以往者之突破為來者奠定突破新起點。這本出版于2018年9月的新著，尚未來得及將習近平總書記在當年9至11月先后視察東北和南方期間、給“萬企幫萬村”行動受表彰民營企業家回信中，尤其是親自主持召開民營企業座談會時所發表的一系列正本清源、支持民營經濟“走向更加廣闊的舞臺”等重要講話精神，及其在廣大民營企業和全社會產生的熱烈反響書寫其中；也未能將密集出現的好多個“第一”或“首次”，例如黨的總書記親自主持召開的第一個民營企業座談會、首次提出“民營經濟是我國經濟制度的內在要素”、首次提出“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家是我們自己人”等等書寫其中。這，在我看來，與其視為一種遺憾，不如說更表明了民營經濟還將創造一個個新的突破（“第一”或“首次”），預留出向縱深邁進的無盡空間，尚待更多的如椽之筆為之大書特書。

這是必須的，也是必然的！

（作者系中國民營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