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通報63人涉兩性作風問題專家認為

領導干部須依法依規管住私生活

●　黨的十九大以來，截至今年2月28日，總計有63名黨員領導干部涉及權色交易、錢色交易、與他人保持不正當性關系等違反生活紀律行為，其中中管干部7人，中央一級領導干部2人，省管干部54人

●　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不是私生活問題，而是公共權力問題，黨員領導干部如果處理不好自己的私生活，很容易產生權色交易，嚴重影響公共權力的運行，成為腐敗問題發生的根源

●　以黨規制度約束黨員領導干部的權力，管好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不僅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之內工作職責的監督，也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之外私人生活的監督，包括他們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　本報記者 陳磊

近日，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賴小民，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提起公訴，其涉嫌受賄、貪污、重婚3項罪名。

值得注意的是，據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賴小民在與妻子合法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與他人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居住生活。去年10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審查調查欄目發布的黨紀政務處分通報，則稱賴小民“與多名女性搞權色交易”。

《法制日報》記者逐條梳理審查調查欄目通報信息發現，黨的十九大以來，截至今年2月28日，總計有63名黨員領導干部涉及權色交易、錢色交易、與他人保持不正當性關系等違反生活紀律行為，賴小民則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首個涉重婚罪的黨員領導干部。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在諸多腐敗案件的背后，都能看到作風問題的影子，作風問題甚至成為黨員領導干部滑向腐敗深淵的“導火索”。因此，依法以重婚罪對構成犯罪的黨員領導干部進行懲處，具有示范性意義，即黨紀國法銜接，壓縮黨員領導干部發生兩性作風問題的空間，使其依法依規管好自己的私生活。

追究干部重婚罪

作風問題無小事

近日，國新辦舉行堅決打好防范金融風險攻堅戰新聞發布會，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周亮稱賴小民一案“性質極其惡劣，教訓極為慘痛”。

周亮說，事實證明，賴小民案件是金融領域里發生的一起觸目驚心的腐敗大案，對金融界是非常大的警醒。

在此之前的2月15日，最高人民檢察院官方網站消息發布了賴小民一案的進展。

賴小民涉嫌受賄、貪污、重婚一案，由國家監察委員會立案調查，調查終結后移送最高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經最高人民檢察院依法指定管轄，交由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審查起訴，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已向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

今年57歲的賴小民是江西瑞金人，高級經濟師。

1987年7月，時年25歲的賴小民擔任中國人民銀行計劃資金司中央資金處副處長，此后10年間一路晉升至中國人民銀行信貸管理司副司長、監管二司副司長。

2003年4月，時年41歲的賴小民赴任至原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兩年多后，晉升至原中國銀監會辦公廳主任一職。

2009年，賴小民轉任中國華融資產管理公司總裁。2012年，華融資產改制為股份公司，賴小民任董事長。

2018年4月，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發布消息，賴小民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半年后，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對賴小民開除黨籍、開除公職，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檢察機關依法審查起訴。

根據通報，賴小民違反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違背中央金融工作方針政策，盲目擴張、無序經營導致公司嚴重偏離主責主業；在干部選拔任用過程中任人唯權、任人唯利、任人唯圈，嚴重污染企業政治生態；違反廉潔紀律，收受禮品、禮金，利用職權或職務影響為親友經營活動謀利，與多名女性搞權色交易等。

2019年2月，賴小民被提起公訴。

根據檢察機關起訴指控，賴小民除了涉嫌受賄罪、貪污罪之外，因在與妻子合法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與他人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居住生活，涉嫌重婚罪。

根據公開資料梳理，賴小民是黨的十九大以來首個涉重婚罪的黨員領導干部。

北京科技大學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偉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這個案例充分證明，在黨紀政務處分基礎上，也會對其涉嫌犯罪的情節追究刑事責任。

在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刑法研究所副所長彭新林看來，根據刑法第二百五十八條的規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與之結婚的，涉重婚罪。如果被告人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與他人又以夫妻的名義同居，就不僅是違紀問題，更是涉嫌犯罪。

彭新林對《法制日報》記者說，重婚問題比作風問題更嚴重，因為重婚是犯罪行為，破壞了一夫一妻制這種婚姻制度，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應當追究其刑事責任。

北京大學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莊德水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如果黨員領導干部在違反生活紀律的行為同時觸犯刑法，那么以重婚罪對這種行為進行懲處具有示范性意義。

莊德水認為，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的黨紀政務處分通報中，對于違反生活紀律行為，經常表述為權色交易、錢色交易、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這些行為在違反黨內法規的基礎上，案件移交檢察機關之后，有可能涉嫌重婚犯罪。

在莊德水看來，現在以涉嫌重婚罪追究違法行為人的刑事責任，有助于落實紀法銜接、法法銜接，共同整治黨員領導干部的私生活問題，真正讓黨員領導干部認識到作風問題不是小事，而是違紀違法的大事，同時壓縮黨員領導干部違反生活紀律的空間。

彭新林認為，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與其個人品行和形象關聯，也關系到黨和政府在群眾中的威信和形象，“而生活作風出問題，往往就是領導干部蛻化變質、腐化墮落的開始”。

干部私生活涉公共權力

須加強全天候監督約束

黨的十九大以來，首個被通報的涉兩性作風問題的黨員領導干部，是寧夏回族自治區環保廳原總工程師司繼濤。

這是《法制日報》記者梳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審查調查欄目信息時所發現的。

司繼濤，今年46歲，山東淄博人。

司繼濤的簡歷顯示，他于1996年進入原山東省建設委員會工作以后，先后在中國礦業大學、美國俄克拉荷馬州立大學攻讀碩士、博士，還在清華大學做博士后研究。

2006年，他入職寧夏回族自治區環保局，擔任局長助理、調研員。此后他的職務不斷升遷。

2017年2月，司繼濤擔任寧夏回族自治區環境保護廳總工程師。然而，5個月后，寧夏回族自治區紀委宣布司繼濤接受組織審查。又過了3個月，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依法以涉嫌受賄罪對司繼濤決定逮捕。

同年11月初，中央紀委通報開除其黨籍、開除其公職。通報稱，司繼濤“違反生活紀律，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

2018年2月，司繼濤涉嫌受賄罪一案，經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指定管轄，由固原市人民檢察院依法向固原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公訴。值得注意的是，檢察機關是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同年9月，固原市中院一審以被告人司繼濤犯受賄罪判處其有期徒刑10年6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60萬元。

最新的一位是廣東省水利廳原巡視員朱兆華。

今年2月25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發布了對他的黨紀政務處分通報，其中稱朱兆華“違反生活紀律，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并違反計劃生育政策生育子女”。

簡歷顯示，朱兆華曾任廣東省水利廳副廳長14年，2009年10月改任廣東省水利廳巡視員，于2012年3月退休，2018年9月接受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法制日報》記者梳理黨紀政務處分通報發現，黨的十九大以來，截至今年2月28日，總計有63名黨員領導干部涉及權色交易、錢色交易、與他人保持不正當性關系等違反生活紀律行為，其中中管干部7人，中央一級領導干部2人，省管干部54人。

宋偉說，數據說明，少數領導干部的個人生活作風存在嚴重問題，甚至存在權色交易與權權交易、權錢交易交織的復雜情況。因此，亟需加強對領導干部生活作風的全天候監督約束，尤其是不能忽視對“八小時之外”的監督。

莊德水認為，所有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都應該受到嚴格的約束。從這一數據可以看出，個別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問題觸目驚心。

在莊德水看來，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不是私生活問題，而是公共權力問題，黨員領導干部如果處理不好自己的私生活，很容易產生權色交易，嚴重影響公共權力的運行，也成為腐敗問題發生的根源。

“一些腐敗現象之所以滋生蔓延，其原因就在于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發生了問題，被打開了缺口，再也不能做到廉潔自律。”莊德水說，“這些黨員領導干部不能在生活作風方面做出表率，進而直接影響到民風乃至社會風氣。”

彭新林研究發現，從近年來查處的一些腐敗案件看，很多腐敗分子的腐化墮落，都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往往是從作風問題開始，這樣的例子并不鮮見。

“因此，作風建設關乎黨和政府的形象，關乎人心向背，關乎黨和國家的生死存亡。只有持續加強作風建設，才能使黨員干部始終保持為民務實清廉的良好作風，有效應對前進道路上的風險和挑戰。”彭新林說。

在宋偉看來，黨的十九大以來關于黨員作風問題的黨務政紀處分通報，反映了黨中央嚴肅處理相關問題的決心，對于強化領導干部形成良好的生活作風具有明顯推動作用。

處分條例為依據

執紀監督零容忍

對于黨員領導干部生活作風問題的監督，一直有黨內法規作為依據。

早在2003年12月，中共中央印發《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相關規定在第十四章“嚴重違反社會主義道德的行為”中。

當時的紀律處分條例規定：“與他人通奸，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與現役軍人的配偶通奸的，依照前款規定從重或者加重處分。重婚或者包養情婦(夫)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

此外，當時的紀律處分條例還規定：“利用職權、教養關系、從屬關系或者其他相類似關系與他人發生性關系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留黨察看或者開除黨籍處分。”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印發修訂后的《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圍繞黨紀戒尺要求，明確違反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和生活紀律6類違紀行為，開列出負面清單。

在此次修訂中，相關內容被調整在第十一章“對違反生活紀律行為的處分”中：“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造成不良影響的，給予警告或者嚴重警告處分；情節較重的，給予撤銷黨內職務或者留黨察看處分；情節嚴重的，給予開除黨籍處分。利用職權、教養關系、從屬關系或者其他相類似關系與他人發生性關系的，依照前款規定從重處分。”

當時，有專家解讀說，條例規定的范圍擴大到“與他人發生不正當性關系”，讓紀律處分的面更寬更嚴，有些不正當性行為可能只是道德問題，不違法，修改之后把軟約束變成硬要求。

2018年8月，《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經再次修訂后公布，對上述條款稍作了文字上的修改。

宋偉向《法制日報》記者分析說，紀律處分條例對這一問題的修改，一方面使得類似案件有了判罰標桿，保證了黨規制度的剛性運行；另一方面也發揮了有效的警示作用，進一步降低這類案件發生的概率。

莊德水觀察發現，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紀委國家監委通報了多起黨員領導干部違反生活紀律的案例，說明中央高度關注這個問題，畢竟個別黨員領導干部的違紀問題特別突出；另外，對紀律處分條例的持續修訂，說明中央一直在對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進行制度化約束。

在莊德水看來，要解決這一問題，根本性的措施還是以黨規制度約束黨員領導干部的權力，管好黨員領導干部的生活作風，“不僅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之內’工作職責的監督，也要加強對黨員領導干部‘八小時之外’私人生活的監督，包括他們的生活圈和朋友圈”。

彭新林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黨員領導干部的作風問題無小事，從執紀監督看，違紀是違法的開始，黨員領導干部一旦違紀，很容易形成“破窗效應”，因此一定要讓黨員領導干部把紀律看成心中的“底線”和“紅線”，依法依規約束自身行為。

“執紀監督也要對違反生活作風紀律的行為‘零容忍’。”彭新林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