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3月11日電（記者 呂巍）在百度輸入“武向平”這三個字，跳出的信息多與科普相關：中科院院士蒞臨我校做科普講座，聽武向平精彩講述“宇宙和人類的命運”，武向平院士與新區高中學子聊宇宙……

每年30多場科普講座，是武向平給自己的“規定動作”，也許有人認為他是“不務正業”，但正是這位“不務正業”的科學家，為了追尋宇宙第一縷曙光，毅然決然背著帳篷扎進天山，在荒無人煙的偏遠山區里一待就是十幾年，終于把一萬多只天線接收到的信號變成了來自天際的清晰圖像。

如今，擔任國際大科學工程SKA中國首席科學家的武向平依然按照自己的“82原則”我行我素。在他看來，將科研的“牢底坐穿”，把科學的理念和知識傳遞給百姓大眾，并時常能夠“漫步宇宙”思考科學問題，才是科學家應該的樣子。

從機械到相控：

天文科學是大國必備的“奢侈品”

■世界各國的天文學家們，利用各種天文望遠鏡，時刻觀察著遙遠太空中的各種星球，不愿放過哪怕絲毫能夠給人類帶來全新領域認知的新發現。

■天文學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它的發展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直接成正相關，是大國必備的“奢侈品”。

■人類面對同一片天空，遵從同一原則，共同開啟探索之旅是最好的選擇。

記者：說起宇宙，總會同時想到一個詞：神秘莫測。而天文學家的工作正是探索宇宙，其中一定充滿了困難與挑戰吧？

武向平：的確，宇宙的浩瀚難以想象。即使乘坐飛行速度最快的噴氣式戰斗機（速度每秒約為966米），想要到達除太陽之外距地球最近的星座半人馬座（比鄰星），也要花費100萬年！

但也正是因為茫茫宇宙充滿著誘惑與挑戰，才吸引著人類孜孜不倦地鉆研探索。世界各國的天文學家們，利用各種天文望遠鏡，時刻觀察著遙遠太空中的各種星球，不愿放過哪怕絲毫能夠給人類帶來全新領域認知的新發現。每年，都有數不勝數的新領地被探知，宇宙正慢慢揭開那層神秘面紗，將自身的奧秘袒露在人類眼前。

記者：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FAST）的建成投入使用，讓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了“天文重器”的震撼。這只“中國天眼”給中國天文學的發展帶來了怎樣的變化？

武向平：宇宙空間混雜著各種輻射，來自遙遠宇宙的信號像雷聲中的蟬鳴，沒有超級靈敏的“耳朵”，根本就分辨不出來。

射電是比紅外線頻率更低的電磁波段。射電望遠鏡與接收衛星信號的天線鍋類似，通過鍋的反射聚焦，把幾平方米到幾千平方米的信號聚攏到一點上。要想獲得更遠的射電信號，“閱讀”到宇宙深處的信息，就需要更大口徑的射電望遠鏡。簡言之，就是“鍋”越大，星際穿越的距離就越遠。與德國波恩100米望遠鏡相比，FAST靈敏度提高約10倍。這意味著，FAST也有可能“捕捉”到更暗弱的信號。

在天文觀測方面，中國過去多年在世界上沒有占據很前沿的位置。如果沒有觀測數據積累，總是用別人“二手的東西”，即使做了研究，也很難出彩。FAST建成后彌補了我國在觀測領域的不足。而且FAST非常適合脈沖星的觀測，可以檢驗廣義相對論，對中性氫宇宙、極端物理、相對論的檢驗也非常有意義，FAST有助揭開宇宙起源之謎，甚至是揭開“地外文明”的面紗。

記者：據我所知，您主持了一個“宇宙第一縷曙光探測”的大型低頻射電望遠鏡陣列（21CMA）項目。宇宙第一縷曙光，名字很有意思。

武向平：137億年前的大爆炸之后，宇宙經歷過一段漫長的黑暗時期。直到有一天，在宇宙的深處誕生了第一代發光天體，逐步照亮了整個宇宙。科學家最想知道的是，宇宙是怎么從黑暗走向光明的？

逐漸降溫的微波背景輻射和微弱的中性氫輻射，就是我們要抓捕的來自遙遠宇宙深處的神秘信號。當然，它的難度也是世界級的，甚至可以稱得上是宇宙級的。相當于在海面上行船，測量海面上哪朵浪花是由海底10萬米深處的一塊石頭產生的。當初申請這個項目時，我就對評委們坦承過，成功的概率是51%，失敗的概率是49%。所以我早就做好了長期攻堅克難的心理準備，從來都沒有動搖過。

記者：同是射電望遠鏡，21CMA和FAST有哪些不同？21CMA如今的發展程度如何？

武向平：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原來的雷達都是機械轉動的，而現在的雷達則是朝相控的方向發展。所謂相控，就是在雷達里面設置多個小單元，每一個單元實施數字化，后端由計算機處理，即使雷達不動，我們也可以“指哪打哪”，同時監視多個目標。

21CMA就是這個工作原理，它并不是如FAST等傳統望遠鏡一樣有類似鍋的外貌，而是由81組、總計10287只天線組成的大型低頻射電干涉望遠鏡陣列，它也不再是機械型的射電望遠鏡，而是數字化射電望遠鏡的代表。用一定數量規律排列的天線陣探測紅移在6以上極其微弱的中性氫輻射信號，以獲得宇宙大爆炸后黑暗時代結束時的宇宙信息。這種探測宇宙最早發光天文信息的新方法，對研究宇宙的形成和演化具有重要意義。

2003年8月，在新疆南北天山之間的烏拉斯臺基地，從一頂簡易帳篷開始，21CMA項目啟動了。經歷兩年多的建設期，南北4公里、東西6公里的兩條基線組成了21CMA陣列，這是世界上最早建成并專門用于搜尋“宇宙第一縷曙光”的大型低頻射電干涉望遠鏡陣列，而經過十幾年的觀測，21CMA也獲得了低頻波段的北極天空宇宙圖像。

記者：現在，您是“平方公里陣列射電望遠鏡（SKA）”項目中國首席科學家，21CMA和SKA有什么相通之處嗎？

武向平：把21CMA擴大一百倍，就變成了SKA的低頻陣列，二者的工作原理是一樣的。讓我做中方的負責人，就是因為我多年前就啟動了21CMA項目，澳大利亞、荷蘭、美國等國也有類似的項目，所以此次12個國家以合作的方式共同開啟了這項國際大科學工程。

政府間協議簽完以后，該項目就成為我國參加的繼熱核聚變反應堆之后的第二大政府主導的重大科技國際合作項目，它的總投資相當大，兩個階段共需要投入大約1000億人民幣。

記者：斥巨資發展天文科學，您覺得意義在哪里？我國天文學未來發展的方向是怎樣的？

武向平：晝夜交替，四季循環，人們生活在自然界中首先接觸到的就是天文現象。翻開科學史的記錄可以看到：從行星運動規律的總結中得出來萬有引力定律；從月亮繞地球運動得到啟發，制造了人造地球衛星；觀測到太陽上氦的光譜線后，在地球上才尋找到它；從計算超新星爆發的能量，發現了人們還不了解的能源。人們經常從天文上得到啟發，然后在地球上的實際生產中加以利用。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天文學也是一個國家綜合國力的體現，它的發展與國家的經濟發展直接成正相關。美國、澳大利亞、日本、德國、英國、法國，都是很具實力的射電強國。雖然天文學是一個大國才能玩得起的東西，但它也是大國必備的“奢侈品”。

近年來，我國在天文界的國際知名度越來越高，但仍然不是天文大國。未來，走國際合作的道路，符合我們的國情，也更符合世界的潮流。人類面對同一片天空，遵從同一原則，共同開啟探索之旅是最好的選擇，中國要做的，就是不斷提升我們在天文領域的水平，在國際合作中爭取更大的話語權。

院士做科普：

是人盡其才而非大材小用

■如果一個科學家的成就以10分來計算的話，8分來自于他的科研成就，另外2分應該來自于他對科學知識的普及和傳播。

■在我做的數百場科普講座中，如果有一個孩子因為聽了我的講座而改變了他的命運，那就算值了。

■科技資源配置不平衡問題依然存在，不管是科協的平臺、院士的平臺，還是政協的平臺，都要為科技資源向農村、西部、山區傾斜而努力。

記者：最近有一部很火的影片叫做《流浪地球》，有人說它是在全國推廣最廣泛的一部科普大片，也有人對其持批判態度，覺得其中傳達的科學信息并不科學。對此，您有什么看法？

武向平：認為《流浪地球》是科普大片的人混淆了科普和科幻的概念。很多人都容易把科學、科普、科幻混為一談，但其實這三者有很大的區別。

科學是對自然科學前沿的探索，它是特殊人群的工作，不是人人都能做的。科普是把科學前沿的科學語言變成大眾能夠接受的大眾語言（白話）傳播給大眾，增進公眾對科學知識的理解，提高公眾的素質。而科幻則是基于科學事實的文學創作，它首先是文學作品，然后才是科學。所以科普不允許犯錯，而科幻則允許發揮，允許想象，允許超越和超前。當然，科學家的批評也有好處，有助于讓大眾知道哪些是對的哪些是不對的，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科普的作用。

記者：您如何看待科普的意義？既然科普不能犯錯，那您覺得這項頗為嚴謹的工作應該由哪類人群承擔起來比較合適？是否應該設置專職的科普人員？

武向平：顯而易見的是，科學普及是一項量大面廣的社會性工作，絕非某個部門、少數專職人員所能完成的。在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上的每一個人都是科普對象，而每個人又都可能成為科普工作者。“能者為師”是群眾性社會教育的又一特點。然而，科普工作仍然需要有相對固定的基本隊伍，我認為科學家是最合適的科普工作承擔者。他們是科技知識的占有者，傳播科技知識是他們的神圣職責，而他們在各自領域的不斷探索又使得他們的知識不會固化。有的國家把科普工作作為科技工作者應盡的一項公益性的社會義務，我是很支持的。

記者：據了解，您本人就是一位科普工作的實踐者和推動者，您的科普報告主要涉及哪些方面的內容？作為院士，您不覺得去做科普是大材小用嗎？

武向平：我很早就開始做科普了，受眾從幼兒園的小朋友到院士同事都有。我科普的內容相對固定，源于自己的科研活動，主要包括宇宙的結構和命運、引力波探測、探測宇宙的巨眼、“諾亞方舟”等主題，針對不同的受眾，選擇不同的講述方式。在我看來，科學家一定要選取自己熟悉的領域進行科普講述，不然傳授了錯誤的知識點就適得其反了。

而不管你是院士還是博士，做哪方面高端的研究，你都有責任去做科普這件事情。如果一個科學家的成就以10分來計算的話，8分來自于他的科研成就，另外2分應該來自于他對科學知識的普及和傳播。

這是因為，科技強國的定義包括兩個層面的意義，一個是能引領世界科技的發展，第二個便是國家整體的國民科學素質高。整體的公民科學素質不提升，即使我們把科研搞得風生水起，我們依然是科技貧困國。

記者：您的科普重點主要是哪些人群？在做科普的過程中，有沒有讓您特別難忘的經歷？

武向平：我每年都會做30多場科普講座，平均10天一場。我的科普對象主要是大中小學生，尤其是貧困地區的中小學生，云南、廣西、甘肅、貴州、陜西……中國所有省份我幾乎都走遍了，每次看到孩子們充滿興奮和求知欲的眼神，我都覺得身體里充滿了力量。

記得那是在云南省的寧蒗縣，我們從麗江出來開了四個多小時的車才到那個縣城。做報告的時候，400多個小孩面前，只有一塊小小的投影屏，昏暗的黃色投影光打在上面，后面的小孩根本看不清楚，但這絲毫不影響他們坐得直直的，不影響他們踴躍地舉手提問，他們對知識的渴望至今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次講座，就是撒下一片種子，也許將來就會發芽！

我常常想，在我做的數百場科普講座中，如果有一個孩子因為聽了我的講座而改變了他的命運，那就算值了。

記者：把貧困地區的孩子作為科普的重點對象是出于什么考慮？

武向平：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在推動一件事情，就是科技資源的平衡問題。我青少年時期是在陜西省延安市的黃龍山區度過的，當年這是一個經濟條件極其落后的地區，當年全縣僅5人考上大學，直到上大學我才開始學ABC。我從小就知道我和別人不在一個起跑線上，差得很遠很遠，落后地區孩子對知識的渴望，我感同身受。

由于科技資源配置不平衡，農村小孩和城市小孩從小就有巨大的差距，這種差距不僅體現在科技的硬件上，科技的人才資源也極其匱乏，農村的小孩子幾乎沒有和科學家面對面的機會。我覺得科學家們需要給這些地區的孩子創造接觸科技人才、科學器材的機會。

幾年前，我和政協委員的朋友開始對貧困地區的孩子們做科技幫扶，我們分頭去募集資金，達到一定的金額就走一個地方，一直堅持著。我希望，只要科技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問題依然存在，科協的平臺、院士的平臺，政協的平臺，就都要為科技資源向農村、西部、山區傾斜而努力。

記者：除了貧困地區的中小學生，您覺得還有哪些群體特別需要科普服務？

武向平：前幾天給國家機關各部門的領導做了一次科普講座，講宇宙觀，取得了不錯的反響。今年，在繼續為貧困地區中小學生做科普的基礎上，也將開展面向領導干部和公務員群體的科普工作。

有關部門做過一個調研，數據顯示，目前，領導干部一般獲取科學知識的渠道基本都是網絡，直接接觸到科學家做報告的比例非常低。如果領導干部的科學素質不提高，他所做的決策對科學技術的推動就很可能是有限的，很可能在吸引投資時只看金額不看質量。將院士群體的重點科普對象從過去的中小學生、大學生向公務員群體和領導干部階層轉變，這種對科普意義和成效的深入思考具有十分積極的現實意義。

科研環境的改善

有賴于評價體系的變革

■科學家，最重要的是科學目標清晰，持之以恒地堅持，淡泊和遠離名利地位。

■要想讓我們的學者和科研工作者沉得住氣，守得住心，耐得住時間的考驗，甘愿坐“冷板凳”，就必須去創造一個環境、一些適度的條件。

■盡管全面挖掘和傳承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科學因素，充分認識我國歷史上對科學發展作出的貢獻十分必要，但更需要思考如何在未來科學的發展和科學文化建設上，做出對世界有重要貢獻的新成就，這應該是增強文化自信更重要的一個方面。

記者：我們知道，FAST從提出設想到最終建成，用了22年的時間，21CMA也快16歲了。無論是做科研，還是做科普，您覺得科學家需要一種怎樣的精神？

武向平：在1994年到2005年的11年間，南仁東將自己的足跡遍布上百個窩凼。這在當時，是一項難以想象的大工程。他把他生命中近三分之一時光里的所有的心血和感情都奉獻給了FAST，FAST就像是他的孩子。

21CMA的建設和科研過程也是異常艱辛的。觀測站位于舉目荒蕪的高寒地帶，我和我的研究團隊一待就是十幾年，項目建設時，我全年三分之二的時間都在那里，項目運行時，每個月都有一周的時間要在實驗基地度過。每次到達烏魯木齊后，要歷經4個小時的顛簸才能到達研究基地，中間還要途經一號冰川以及山石陡峭的被稱為“老虎口”的風口，翻越海拔4280米的冰達坂。

從事科學研究一定會遇到困難、挫折、甚至是失敗，追求卓越科學目標則更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這是科學研究的自然規律。科學家，最重要的是科學目標清晰，持之以恒地堅持，淡泊和遠離名利地位。

從“兩彈一星”到“西遷精神”“載人航天”，這些都是中國在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進程中的精神航標。黃大年、南仁東、鐘揚等這樣一批典型科學家和知識分子，都是牢記使命的追夢人，但他們追尋的不僅是個人的夢想，更是追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他們的人生軌跡如此相似，情懷追求如此一致，其中蘊含的時代精神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學習。

記者：目前，科學、科技界的學術氛圍似乎不那么盡如人意，唯論文，唯帽子。評職稱，評項目更多是看論文因子和數量，有了文章、職稱，帽子接踵而來，實際利益遠比踏踏實實做科研來得實在。

武向平：確實存在這個問題。做學問做研究需要沉得住氣，守得住心，耐得住時間的考驗。但是，今天的這個時代是一個瞬息巨變的時代，是一個浮躁甚至狂躁的時代，要想讓我們的學者和科研工作者沉得住氣，守得住心，耐得住時間的考驗，甘愿坐“冷板凳”，就必須去創造一個環境、一些適度的條件。這樣的環境和這樣的條件，我以為就是要焐熱科研的“冷板凳”。

今年兩會上，我就帶來了與之相關的一篇提案。

記者：您認為，怎么做才能焐熱“冷板凳”？

武向平：焐熱科研的“冷板凳”首先要解決的是科研支持問題。這里涉及的不僅僅是科研經費的投入問題，更是科研經費的分配使用問題。在我看來，科研經費的投入與使用應采取項目制投入和人才制投入兩種不同的模式。項目制投入適用于應用型科研技術領域，可以達成明確的經濟與社會投入產出考核，人才制投入適用于人文社會科學基礎領域和自然科學基礎領域，用年度科研進展報告考核和中長期科研成果考核相結合的方式做好考核和人才評價。

其次是科研評價的問題。關于清理“四唯”的行動是正確的，論文、職稱、學歷、獎項只代表某些方面的成績，實際工作中，品德和能力等更加重要。更進一步，我認為還要清理科研評價中的“唯名”問題，真正把院士、人才工程、首席專家等“唯名”論的人才榮譽回歸到榮譽地位，不要讓這些榮譽影響了科研項目競爭、科研獎勵評價、科研人才遴選、科研職稱評定等相關工作，真正做到用學術道德貢獻、代表性科研成果、社會經濟科技發展貢獻等作為科研評價標準，讓科研人才人歸其位。

記者：有觀點認為，我國的科技工作者普遍存在缺乏文化自信的問題，您認同這一說法嗎？

武向平：近年來，中國自然科學各個領域論文發表數量、總被引用篇次和高被引論文的數量接連不斷屢創新高。但是，這其中大部分高被引論文卻都是在海外科技期刊上發表的，鮮有在國內科技期刊上刊載。導致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與國外知名科技期刊相比，國內大部分科技期刊無論從質量方面還是影響力方面確實還存在很大差距；二是由于目前國內科研評價體系導向存在一些偏頗，使得大家對SCI收錄期刊過度膜拜。但無論哪種原因，背后隱藏的一個重要病灶都是我們的科研人員缺乏文化自信。

在當前評價體系下，刊物級別和刊物的影響因子多少的確比較重要，但這些只是參考數據，并不應當被過分看重，更不應當被認為是衡量科研成就的唯一標準。

屠呦呦獲諾貝爾獎的那篇論文，就是在《科學通報》上發表的。而當時《科學通報》并沒有進入到SCI，但其學術成果還是為國際學術界所看到和承認。由此可見，同行評價還是主要以工作本身的貢獻來衡量的，真正好的科研成果是不會被輕易埋沒的。

記者：對于增強文化自信，您持什么觀點？

武向平：文化自信不僅表現在對既往文化貢獻與價值的社會認同上，更表現在融匯各種優質的文化資源、創造新文化的信心和決心上。盡管全面挖掘和傳承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科學因素，充分認識我國歷史上對科學發展作出的貢獻十分必要，但更需要思考如何在未來科學的發展和科學文化建設上，作出對世界有重要貢獻的新成就，這應該是增強文化自信更重要的一個方面。

換言之，當我們把科學事業看做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我們的文化自信就在于要堅定這樣的決心和信心，即我們能夠更好地通過科學文化建設，不斷探索和完善符合科學發展規律、反映當代科學發展特點、適應中國國情的現代科學制度，進而為全人類的知識進步作出更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