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參加全國兩會的第二年。在過去的一年里，作為政協委員及藥學科學家，黃璐琦去了很多地方，調研了很多問題，將向大會提幾件提案。這些提案建議，全部跟中醫藥事業傳承和創新發展有關。黃璐琦說，他的責任和使命就在于———善繼岐黃。

黃璐琦：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全國中藥資源普查工作專家指導組組長，國家中藥材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國家監察委員會第一屆特約監察員，中國科協第九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作為中國本土首位獲得諾獎的自然科學家，屠呦呦研究員帶領團隊將青蒿素研制成功，充分說明了中醫藥學作為我國特有的醫藥衛生資源，是推動醫藥科技原始創新的源泉。鮮為人知的是，在中國科學家進行青蒿素科研攻關時，美國專家也進行了相應的動物試驗。只是，美國專家在狗身上的試驗發現，蒿乙醚具有較大的神經毒性，故而放棄了相關試驗，這也讓中國擁有了因為青蒿素的發現而獲得諾獎的機會。”

3月7日，在醫衛界45組、46組聯組討論會上，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醫科學院院長黃璐琦作為發言代表之一，向與會者分享了青蒿素背后的這個故事。同時，他也用藥學科學家的身份，解釋了“用西醫標準評價中藥”的局限性。

臨床療效：

中醫藥傳承發展的核心要素

為什么青蒿素用在狗身上會有較大的神經毒性，而用在人身上卻能夠治療瘧疾呢？黃璐琦的答案，是因為動物和人擁有不同的代謝酶。

“因為體內擁有的代謝酶不同，雖然蒿乙醚用在動物身上有較大的神經毒性，但是用在人身上則完全安全。屠呦呦老師是受東晉葛洪所著《肘后備急方》一書啟示，用低溫萃取的方法最終將青蒿素成功研制。這一方面說明了青蒿已經擁有了至少2000多年的人用歷史；另一方面則說明了重視臨床療效，是中醫藥傳承發展的優勢和特點。”黃璐琦坦言，如果按照西藥或者國際天然藥物的研究模式和要求，過多強調藥物成分和作用機制，而對臨床即藥物的人用歷史重視不夠，我國可能也會與青蒿素失之交臂。

“所以，我們呼吁，中藥的審評審批理念需要調整，既要遵循藥品研發評價和注冊管理的客觀規律，又要兼顧中藥特點和中醫臨床用藥實際。目前我國在中藥審評審批過程中存在突出問題之一，就是對法規和技術的要求執行過于刻板，重審核輕評價，未能靈活地應用已有的人用歷史，對中藥注冊上市的證據支持作用。”黃璐琦強調。

合理靈活地應用已有的人用歷史，能夠對中藥的注冊上市起到怎樣的支持作用？僅從我國專門針對甲型H1N1流感治療研制的“金花清感顆粒”就可見一斑，該藥作為我國的原研藥，被國家衛生健康委列為流感防治的推薦用藥。

關于“金花清感顆粒”的成功研制，也有一段故事。2009年，甲型H1N1流感全球暴發蔓延，我國醫藥專家在國家有關部門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以具有2000多年治療“傷寒”的經典名方“麻杏石甘湯”，以及具有200多年治療“溫病”的經典名方“銀翹散”為基礎方，經過6個多月臨床與基礎研究，成功優選出了專門針對甲型H1N1流感治療的有效方劑“金花清感方”。該方的臨床療效也得到了國內外中西醫專家的認可，最終，以金花清感方為基礎“金花清感顆粒”經過多年臨床試驗和國家藥審中心審核，作為能有效抑制甲型流感病毒，治療包括甲型H1N1流感的中藥新藥，正式獲得國家批準上市。

思維弱化：

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的重要制約

與“金花清感顆粒”成功研制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前中醫藥領域對傳統思維和理念的弱化，直接影響了我國中藥新藥創制的進程。

什么樣的思維和理念是中醫藥發展的思維和理念？

“以藥用植物姜黃為例。姜黃的根被稱為郁金，為寒性，而姜黃的莖是藥材姜黃，為溫性。我們做過的動物模型證實，郁金和姜黃，在寒濕和濕熱模型上也擁有不同的藥效。這就說明，中藥治病是藥性在起作用，而藥性是具有物質基礎的，這一物質基礎不單單是一種成分，其可能跟成分的種類有關，也可能跟成分的量有關。比如郁金和姜黃，就跟姜黃素的含量高低有關。而承認中藥形成的‘唯象’，并根據復雜的機理對患者辨證論治，就是中醫的思維和理念。”黃璐琦向記者解釋，這種中醫思維的應用，常常表現為得相同病的人，在同一位中醫醫生那里開出的處方卻不相同。

很多流感患者有過相似的經歷或者疑惑，西醫開出的處方基本一致，但中醫開出的處方卻可能有很大不同。“這種不同，恰是中醫辨證論治、個體化治療的結果。因為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即便外在的癥狀相似，但對于個體而言，其疾病進展的狀態卻可能不一樣。”但讓黃璐琦遺憾的是，受多重因素的影響，目前我國中醫的理念和思維正在被弱化，也亟待被創新。

而中醫思維被弱化的直接結果，就是我國中醫藥傳承和創新發展的進程受阻。

“以中藥新藥創制為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我國基于傳統中藥制劑的新藥創制研究取得了長足進步。但近年來，我國中藥新藥研發動能下降，2015年~2018年，獲批新藥證書數量分別為7個、2個、1個、2個，連續4年維持在個位數。這一現象與國家大力出臺扶持中醫藥發展政策，各界對中醫藥發展的殷切希望，以及化藥和生物藥迅猛發展的勢頭形成了巨大反差，對中醫藥整體布局和創新發展造成了不利影響。”黃璐琦表示，中藥新藥創制是中醫原創思維和現代科技相結合的成果，中醫思維被弱化，必然導致成果產出會減少。

師承教育：

中醫院校教育的有力補充

養成中醫思維，也是中醫人才培養的重點目標。而中醫思維被弱化，則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我國中醫人才傳承的困境。

“比如中醫專業碩士研究生的培養，目前我國主要是按照國家制定的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要求進行。這種培訓模式下，學生主要學習的是西醫的基礎知識、基本技能和診斷檢查方式，他們既沒有掌握扎實的中醫基礎理論，臨證水平也不高，屬于‘缺乏中醫思維’的人。這顯然不符合中醫人才的培養規律。”黃璐琦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院校教育成為我國中醫藥人才培養主要渠道，這種模式對于促進中醫藥與現代知識的結合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同時也導致了中醫學生臨床實踐不足。

“不管哪種醫學，也即不管是中醫還是西醫，其存在和發展的主要評價依據，就是臨床能力。很顯然，缺乏中醫思維的中醫學生或者中醫醫生，往往既不能熟稔地運用中醫醫理來治療患者的疾病，也不能集西醫之大成守護患者健康。在這種情況下，將中醫傳統的師承教育全面融入院校教育、畢業后教育，可以作為彌補目前我國中醫人才培養模式困境的重要途徑。”黃璐琦建議。

這是因為，中醫傳統的師承教育，具有關系親密、教學方式靈活、注重個性專長、突出實踐技能等特點，既經千百年發展歷史驗證符合中醫人才成長規律，也對傳承中醫藥文化、傳播中醫藥理念、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等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以記者了解到的中國中醫科學院副院長唐旭東的師承教育為例。為響應北京市中醫管理局開展的“雙百工程”名中醫師帶徒工作，2016年，唐旭東副院長接收了幾名徒弟，其中一名是北京海淀某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的龐永暉大夫。這名龐大夫在跟隨唐旭東及其團隊學習的3年多里，整個人都自信起來，不僅業務水平有了明顯提升，還擁有了很多患者粉絲。

在黃璐琦看來，唐旭東所參與的師承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有力補充，這種教育模式可以更近距離地把一些國醫大師、全國名老中醫的學術思想和學術經驗傳承下來，把中醫思維傳承下來，有助于補齊中醫藥傳承發展的人才短板。

產業扶貧：

用中藥材助力脫貧攻堅

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指出，“脫貧致富離不開產業支撐，要大力扶持貧困地區特色優勢產業發展。”對此，黃璐琦有底氣地表示，中藥材就可作為一種特色產業來助力脫貧攻堅。

為何如此肯定？其實是中國中醫科學院已經做出了相應的探索。作為第四次全國中藥資源普查專家指導組組長，黃璐琦在過去7年帶頭開展資源普查的過程中發現，有些貧困地區的自然生態環境脆弱，但十分適宜種植中藥材。特別是因為藥用植物生長的脅迫效應，這些地區的藥材往往“相貌丑陋”但品質更好。

那么能不能利用貧困地區中藥材的生長特點，發揮特色優勢開展產業扶貧？答案是“能”。而為了得到這個答案，過去一年，黃璐琦帶領團隊去到貴州、山西、陜西、安徽等省，專門去了解貧困地區中藥材種植現狀及農戶面臨的困境。在貴州畢節等地區的貧困縣，他們積極普及中藥材種植知識，提高當地農戶科學種植中藥材的本領；在山西五寨縣，他們撰寫了《山西省五寨縣中藥材產業扶貧示范區建設方案》，在他們的推動下，有中藥企業表示愿意投資2億元在這里建設中藥產業園區；在陜西寧陜縣，為解決當地豬苓的生產和銷售問題，他們協調引進豬苓生產企業，后者在四畝地鎮投資1500萬元建設豬苓飲片加工廠；牽頭成立了中藥材產業扶貧技術指導專家組，為中藥材產業扶貧工作提供技術咨詢和支持，成立會議在安徽金寨縣召開，同期對六安市從事中藥材產業人員進行了技術培訓……

“發揮中藥材特色優勢，首先需要質量保障，這也是我多年來始終關注的話題。”黃璐琦告訴記者，目前我國中藥材產業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一方面，由于土地資源減少、生態環境惡化，有些生物學特性及生長環境獨特的野生中藥材資源流失，一些物種瀕危，部分珍貴野生藥用資源被迫停用；另一方面，中藥材人工種植規模擴大，但由于藥農重產量輕質量，栽培中藥材種植年限不足等現象較為突出，導致中藥品質下降、藥性不足，影響臨床療效。

“在這些挑戰面前，中醫藥事業如何更好地發展？可能，首先需要我們堅持中醫思維‘自診’，所以我根據去年的履職經歷，帶了多個提案上會。同時，也需要群策群力‘會診’，這就是我們參與討論、協商的意義。”采訪最后，黃璐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