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洪被人指名道姓地在樓道里噴字，是因為在網上借錢未還。從2018年9月起，他向網貸公司借了一萬元，簽下了含有“砍頭息”的陰陽合同。半年后，他在十幾家網貸公司的還款額累計已有407萬余元。

邢臺市公安局橋西分局專案組在分析案情。受訪者供圖

2018年11月的一天早上，河北省邢臺市橋西區某小區15層的居民們發現，電梯門上被人用油漆涂了鮮紅色的大字“張洪 ”“ 還錢 ” 。 樓道的白墻上、一戶人家的單元門上，也被噴上了同樣的字，格外醒目。 張洪被人指名道姓地在樓道里噴字，是因為在網上借錢未還。

從2018年9月起，他向網貸公司借了一萬元，簽下了含有“砍頭息”的陰陽合同。之后，放款人以提高貸款額度、降低利息等為由，引誘他繼續貸款，以貸 養貸。半年后，他在十幾家網貸公司的還款額累計已有407萬余元，但他還有近60萬的債務，實在還不起了。

2018年11月23 日，張洪向河北省邢臺市公安局橋西分局報案。4 個月后，橋西分局查到了向張洪放貸的網貸公司，并將這一橫跨江浙兩省的套路貸團伙抓捕歸案。

據橋西分局刑警三中隊民警梁超介紹， 該團伙的16 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網，經偵查，該案共涉及 1500 余個被害人、涉案金額 2 億元。

近年來，全國各地以民間借貸為名實施 “套路貸”的案件呈高發態勢。2019 年 4 月 9 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 關于辦理“ 套路貸 ”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界定了“套路貸”與民間借貸的區別，要求依法嚴懲“套路貸”。

因為還不上錢，一名借款人的親友收到了經過PS的借款人照片。

就想借幾千塊還信用卡

30多歲的王明，從沒想過自己會陷入套路貸。

他是浙江一家飲料公司的銷售人員，每個月收入近萬元。他還有一份屬于自己 的小生意，能掙些外快，在當地算是高收入人群。

2018 年 9 月，因為生意出現困難，王明急需幾千塊錢周轉。他不想讓家人擔 心，也不想向親友開口借錢， 正發愁時，一個陌生的電話打了過來。對方自稱是小額貸款公司，直接報出了王明的名字，問他是否需要借錢。

本就缺錢的王明隨口問了一句:怎么借?對方說，只要在網上提交資料進行審 核，就能放款。“利息呢?”對方沒有直接回答他的問題， 轉而去說貸款額度:“這要看審核結果才能確定，借兩千三千、兩萬五萬都有，不一定的。”王明沒想太多，直接和對方互加了微信好友。

王明被網貸公司“盯上”， 其實是個偶然。該團伙落網后，負責貸款審核的嫌疑人阿潔告訴辦案民警，客戶資源大多來自一個網絡平臺。網貸公司花費四五萬元在平臺上買了一個賬號，里面就有包含姓名、手機號、身份證信息在內的各種客戶資料，平均一份客戶資料只要十幾塊錢。

阿潔說，他們采用“廣泛撒網”的方式，挨個聯系名單上的人，像王明這樣急需資金周轉的人，很可能成為落入網中的魚。

和王明這種沒接觸過網貸的人不同，在廣東工作的趙琦屬于網貸常客。他的所 有借貸記錄，都能在一家電子欠條平臺上查詢到。這樣的人，通常被網貸公司看做“重點客戶”。 趙琦經營著一家小店，時常需要資金周轉。2018 年 3 月，他看中了網貸公司審核簡單、放款快的優勢，開始和它們頻繁接觸。把能找到的小額貸款APP全都下載了一遍，每次需要用錢時就借一點。他說在錢的問題 上，自己從不愿向親友開口求助，“我就是愛面子嘛。能被套路貸控制住的都是怕丟面子的人。”

為了維系良好的征信， 他每次都會按時還款，沒有一次逾期。但 2018 年年 中 時 ，因為頻繁借貸，他的征信還是“被劃花了”。他無法再從正規貸款公司借錢， 銀行貸款也無法通過審核。

“雖然有收入證明、營業執照，但是他們覺得你平時連一兩千都借，是不是還款能力有問題 。”

“大家都以為向套路貸借錢的肯定是有不良嗜好的人。但其實，他們的初衷可能只是需要幾千塊錢周轉資金。”邢臺市公安局橋西分局刑警三中隊民警劉勝輝說。

張洪最初只向套路貸團伙借了一萬元，為了還上幾千塊的信用卡欠款。他從沒 想到，僅僅幾個月后，自己的負債會滾到四百多萬。

因為還不上錢，張洪家的樓道里被人噴上了紅色油漆。

30%的“砍頭息”

與嫌疑人互加好友后， 對方給王明發來了一個二維碼，要求他在手機上掃碼、填資料。需要上傳的資料很詳細，包括掃描身份證、車輛行駛證，告知對方自己的工作單位、家庭住址、QQ定位并上傳生活照，授權對方查看手機通訊錄、淘寶和支付寶賬號，進行人臉識別認證。

最后，他還要配合網貸公司進行視頻驗證 ，證明借款人是他本人。

“看到需要這么多材料， 我還覺得奇怪，要身份證號和家庭住址還能理解，不知道要淘寶賬號和生活照干什么用。”王明猜測，提交這些資料大概是為了避免自己借錢不還，沒有過問太多，就在嫌疑人的指導下一步一步完善了資料。

“要淘寶賬號，是為了驗證地址的準確性，一年中至少要有 6 次郵寄到該地址的 交易記錄。”審訊中，審核員阿潔告訴辦案民警，生活照是為催債準備的。一旦借款人還不上錢，他們會對照片進行PS，配上有侮辱性的圖片或字句，發給借款人的親友。

兩個多小時后，王明終于提交了全部資料。網貸公司的審核員卻告訴他，以他 的資質，第一次放款最多只能 3000 元，扣除30%的“砍頭息”，真正到手的是 2100 元， 7 天后全額還款 3000 元。

“砍頭息”是指放貸公司放款時，先從本金里面扣除一部分錢，還款時，借款人需將這部分沒到手的錢一起還上。審核員阿潔說，這是小貸行業的潛規則，通常來說， 砍頭息收取本金的 30%。

“才這么點錢，還要扣這么多利息，不借了。”王明一下沒了興趣。他告訴審核 員，自己需要四五千元，這點錢根本不管用。但審核員勸他，反正已經浪費了兩個小時，不如就貸一次，按照公司的規定，借過款的老客戶，再貸款可以享受提額度、降利 息的優惠政策。

王明覺得有道理，又想著提額降息的優惠。他沒算一周30%的砍頭息合算成年利率后究竟有多少，只想著 900 塊不多 ，7 天后還款不是難事 。

事實上，王明貸款的年利率已經達到了3085.71%。

依據最高人民法院 2015 年《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年利率不超過24%的，訴訟時法院才予支持，約定年利率超過36%的部分無效。 “對于不同的被害人，這個團伙放貸的年利率平均達 到了1500%，有些更高，屬于高利貸。”5 月 14 日，辦案民警梁超說。但他們放款快，許多借款人從提交資料到拿到貸款，只用幾個小時甚至更短的時間。對于急需用錢的人來說，這很有吸引力。

這家網貸公司向王明開出的 30%的砍頭息，并不是最高的。張洪第一次向嫌疑 人借款時，對方收取的砍頭息為 50%。

當時，他拿到了 1 萬元貸款，卻給放貸人“龍鯊”打了一張 2 萬元的欠條。“龍 鯊”說，扣掉的 1 萬元是利息，如果張洪能在 5 天內還上2萬元，下次就可以給他提升額度、降低利息。

為了贏得張洪的信任做成這筆買賣，“龍鯊”還給他介紹了一家名為“富友金融” 的網貸公司，后者也給了張洪 2 萬元的貸款額度，砍頭息是 30%。

3月26日，邢臺警方在南京機場將網貸公司團伙抓獲。

永遠還不完錢的套路

王明承認，當初選擇網貸的原因之一是被提額度、 降利息的誘惑打動了。

審核員告訴他，只要和他們公司借幾次款，且每次都能按時還上，今后就能享 受到老客戶的優惠政策，單 筆貸款額度達到 10 萬元或更多，利息只有每個月 1%。 “比如借10萬，一個月利息才 1000 塊錢，而且還能分期還款，分幾個月或半年還清本息 。”王明認為 ，這種式 付出的利息少、還款壓力小，非常劃算。

自從2018年9月和網貸公司聯系上，每次在微信上溝通時，經手的財務員都會 告訴王明可以辦理大額、低息。但真的放貸時，他們就推到下一次。三四次后，王明的欠款已比最初翻了兩三倍，還不上了。財務人員又以他無法按時還款為由，拒絕提額、降息。

王明說，有時，財務員會以公司規定為由，無緣無故拒絕繼續放款，轉而為他推薦另一家網貸公司。新公司又以王明是新客戶為由，不肯為他辦理大額、低息貸款。

兩個多月里，王明接觸了十幾家公司的財務員，但始終沒有得到所謂的提額、 降息。有一次他急了，非要和財務員討個說法。對方一下子軟了下來，說“錢在老板手里，我們只是打工的，沒有那么大權限，下次一定幫你爭取”。

王明起了疑心，“你們的說辭怎么都一樣?老板是不是互相認識?”對方說不知 道，那是老板的事。后來整個團伙落網，辦案民警才告訴王明，十幾個財務員其實來自同一個公司，有些甚至是同一個人扮演的。

一個半月后，王明終于意識到提額、降息只是網貸公司誘人繼續借錢的幌子，是根本不可能兌現的承諾。但此時，他的欠款總額已從最初的3千元變成了8萬余元。

看出問題后，王明希望盡快脫身。他賣掉車子和黃金，還了 6 萬多元，欠款只剩下2萬。這時，財務員又給他推薦了一個可以放款 3 萬元的新財務，扣除 30%的砍頭息，到手 2.1 萬元。

王明還上了之前欠的兩 萬，但負債又多了一萬，按照每 5-7 天還款的速度，不到一個月，3 萬元又滾成了十幾萬 。“ 我知道這是陷阱 ，但是不借不行了。”王明說。

對此，辦案民警梁超表示，“套路貸”因“套路”得名， 與普通的高利貸相比，嫌疑人多了行騙的環節。他們會以提高貸款額度為名，引誘借款人繼續貸款，以貸養貸。“其實如果借款人第一次把錢還上就不再借了，放貸公司也就沒辦法了。只要借款人繼續貸款，利滾利，很快小貸就變成了巨債。”

另外一種套路叫“展期 ”。 做“ 展期 ”本來是放貸公司應對借款人還不上錢的一種處理方式，多付一次利息，可以延長一個周期。但放貸公司有時會故意阻礙借款人還款或強制要求借款人不按時還款。通過這種方式，網貸公司不僅賺到了高額展期費，還能一直釣著借款人這條魚，不讓他脫鉤。

有幾次，王明湊夠了錢準備還款，審核員卻告訴他，可以先不還，做幾次展期，下次再借錢時就能提升額度。 如果不做展期，財務員下次就不給放款了，到時候王明只能自己想辦法還錢。

“他讓我展期的時候， 我已經到了以貸養貸的狀態 。”王明說自己不敢不做 ， 對于一個以貸養貸的借款人，自己籌錢還款幾乎是不可能的。

張洪也有過“被展期”的經歷。2018 年 9 月，他借了一筆錢，本打算結清欠款，但審核員說還款的賬號出問題了，第二天才能使用 ，“ 你做一天展期吧”。張洪當時的欠款本金是 15 萬，展期費一天一萬，因為是老客戶，審核員還給他打了 9 折。還有一次，審核員說老板出國了，讓張洪做了三天展期。

掉入套路貸的半年，僅展期費，張洪就掏了 80 多 萬 。“ 每次湊上點錢， 他們 就變著方法讓做展期，等展期做完了，手里的錢就花得差不多了 ，又沒法還錢了 。”張洪告訴辦案民警。

位于北京市東三環附近的瑞辰國際中心內，聚集著多家網貸公司。

從1萬到400萬

因為貸款周期只有幾天，還沒湊夠錢，張洪的頭兩筆欠款就到期了。為了還上這些借來還信用卡的錢， 他又從信用卡里套了些錢， 加上從朋友手里借的，湊足 4 萬還了款。刨去自己用掉的本金，他損失了 1.6 萬元利息。

本來可以就此收手的張洪，卻惦記著10萬元以上的大額貸款。他想借一筆大 的，緩解那段時間的經濟壓力。所以第一筆錢還款當天 ，他就給“ 龍鯊 ”打下 了另 一張借條，貸了 5 萬元。

除去 50%的砍頭息，5 萬元到了張洪手里變成了 2.5 萬 元 。“ 龍鯊 ” 又給他介紹了第三家網貸公司。扣除 30% 的砍頭息，張洪從第三家公司貸了 2.1 萬元，又從之前借過的“富有金融”貸了 1.4 萬 元。只用了 5 天，他的負債就從 4 萬多元變成了 10 萬元。

對于張洪這種借款人， 幾輪貸款之后，網貸公司已經不用再出錢了。比如張洪 上一筆借了 7 萬，按約定 5 天 后還款。但到期時，他拿不出錢來，只能借新還舊。這時候，財務員會主動提出“錢轉來轉去太麻煩 ” ，“ 他說這次給你提額度，貸 10 萬，你直接打個欠條就行。”打過 10 萬元的欠條后，張洪手里的錢一分沒多，他欠網貸公司的債務卻一下子增加了 3 萬元。

這期間，又有幾家網貸公司主動給張洪放款，金額從幾千元到上萬元不等。還 錢周期有的 7 天，有的 5 天， 最短的只有一兩天。

由于要扣掉高額的砍頭息，借的本金越多，損失的利息就越多。2018 年 9 月 10日，張洪給四家借貸公司打下了共 18.5 萬元的欠條，但實際到手只有 12 萬。10 天后，張洪已經打下了20余張欠條，總金額達到 80 多萬，而實際到手的僅有不到 50萬元。

為了還錢，張洪把車子、 房子都賣了，家里長輩存在銀行的 200 多萬理財產品也被他偷偷取出來還貸了。到了2019年3月，他已經向十幾家網貸公司還了 400 多萬，但欠款還有近 60 萬。

趙琦的債務也是這樣一點點累積起來的。半年里， 他的欠款從最初的 5 千元變 成了將近 60 萬。

其實欠到 30 多萬時，趙琦已經還不上了。他迫不得已和家人坦白，家人勸他報警。趙琦特意咨詢了律師，對方說即使警方介入，他也要還清本金。“但中間涉及的財務員太多了，本金怎么算、有多少早就說不清了。”趙琦想了想，報警的事還是放棄了。

因為還不上那幾十萬欠款，2018 年 11 月 17 日，張洪接到了兩家網貸公司財務員的催債電話。他們跑到張洪的單位，說他欠錢，不還就得上征信;還PS了張洪的照片，發給他手機通訊錄里的人。那是一張他手拿身份證的照片，旁邊配上文字:我叫張洪，到處騙錢不還，沒臉面對各位親友，認識的朋友眾籌一下，一塊兩塊不嫌少，來世全家給你們做牛做馬。

后來，張洪家的樓道、門口還被催收的人噴上了“還錢”的紅色油漆字。他被嚇 得不敢回家，出門要戴長檐帽、大黑眼鏡，走在街上總覺得有人看他。

王明也經歷過暴力催收。一次，因為他沒能按時還錢，網貸公司給他父母家打了電話:“你兒子欠了好幾百萬，不還錢別想好過！”父母被嚇壞了，問他怎么回事。 他在電話里故作鎮定地拍著桌子，控訴電信詐騙的猖狂: “騙子！你們不要相信，讓他們有事情直接找我！” 放下電話，王明出了一身冷汗“。完了，家里人知道了。

2019年2月，西安21歲女孩疑因網貸自殺，半個月后，她的父親遭到催收人的辱罵。

1500余被害人，2億元涉案資金

2018年11月23日，走投無路的張洪向河北省邢臺市公安局橋西分局報警。根據 網上的電子借條，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網貸公司共向張洪放款 78 次，累計金額 193 萬余元。但交易記錄顯示，同時期內張洪已還款 407 萬余元后，尚有 6 筆欠款，最多的 20 萬、最少的 5 萬，合計 59.9 萬元。

張洪報案后，邢臺警方迅速搜集線索。他們通過調取微信、電話信息等方式，發現向張洪放款的是兩家網貸公司:江蘇南京的快易達網貸公司，有 9 名成員;浙江瑞安的卡朋公司，有7名成員。

據辦案民警梁超介紹， 這兩家公司的操作模式相似，都以放貸 7 天和 14 天為 期限 ，以貸養貸 ，抬高利息 。

“這種模式已經被今年的 315 晚會曝光了，被稱為 714 高炮套路貸。”

梁超解釋，套路貸不是一個罪名，也不是一個法律術語，而是一種犯罪的統稱， 涉嫌的罪名包括詐騙、敲詐勒索 、非法拘禁 、尋釁滋事 、 故意傷害等。“這種犯罪形式最早出現在 2016 年，但是因為手段不典型，多采用打騷擾電話、言語威脅等方式催債，沒有打打殺殺，不涉及非法拘禁。因此在 2018 年全國掃黑除惡開始前，很多被害人因為類似情況報案，但都沒法受理。”梁超說。

直到今年 4 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印發了《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其中對“軟暴力”的違法犯罪手段、定罪標準等作了明確規定，套路貸案件的處理也變得有法可依。

2019年3月26日，邢臺警方對涉案團伙統一收網， 將南京的 9 人、浙江的 7 人悉 數抓獲，押解回邢臺。除兩名女性犯罪嫌疑人被取保候審外，另外 14 名犯罪嫌疑人 已被刑事拘留。

邢臺警方通過調看兩個犯罪團伙的涉案賬本發現， 案件被害人達到 1500 余人， 分布在全國 31 個省區市。 目前，涉案的 2 億元資金正在同步追查之中。

2018年7月，近400名大學生因未按時償還網貸被告上法庭。借款前，網貸公司曾要求借款人手持身份證、借款合同等拍照。受訪者供圖

進入網貸行業 5 年后，黃安決定離開。

2014 年，黃安開始在一家著名網貸公司做風控，一年后離職，創辦了一家為網貸公司服務的催收公司。巔峰時期，公司一個月能收到幾億元的催收訂單，在湖南、貴州等地設有分部，員工超過 300 人。

但最近兩年，與網貸相關的負面新聞層出不 窮，一些年輕人因無力還貸而自殺或走上犯罪道 路。國家出臺了嚴格的監管政策，警方開始大力打擊暴力催收、套路貸“，整個行業風聲鶴唳。”

2019 年 4 月 9 日，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要求“持續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違法犯罪分子”。

這些轉變成了壓垮黃安的最后一根稻草。5 月 8 日，新京報記者在北 京北五環的一棟寫字樓里見到黃安時，兩層的辦公區域空空蕩蕩，只剩下三四個人，各地的分部也早已解散。

野蠻生長

在網貸這一行，黃安屬于入場較早的一批人。2014 年他來北京發展時，網絡借 貸在中國已存在了 7 年，但認可、接觸它的人還不多。

公開信息顯示，2007 年，國內第一家P2P網貸平臺拍拍貸在上海成立，以信 用借款為主。截至 2011底，全國網貸平臺只有20家左右，活躍平臺不到 10 家， 有效投資人約 1 萬人，成交額約5億元。

直到 2013 年，以阿里巴巴旗下的余額寶為代表的網絡理財產品誕生，京東白條、 螞蟻花唄等“ 先消費 ，后付款”的消費金融產品涌現，網貸才開始進入大眾視野。

“好多在銀行借不到錢的人是有資金需求的。這是一個新一代的產品、新興的市場，它的出現對社會是有幫助的。”黃安說，許多民間放貸團體和互聯網從業者從中看到了商機。

2014 年 9 月，黃安加入了一家剛成立半年的網貸公司，主打業務是高校分期 購物。成立之初，公司只有 4 名員工，CEO 要親自印傳單，再開著寶馬到北京的高校推廣。

沒幾個月公司就賺錢了，從 CEO 家不到 60 平方米的房子搬到了中關村 SOHO，后來還獲得了上億美元的投資。

和黃安一樣，王玥也看到了網貸行業的前景。她本科就讀于國內頂尖大學數學系，2016 年看到網貸行業發展迅猛，她從傳統銀行業跳槽到了一家做現金貸 的公司。

與黃安從事的分期購物類網貸不同，現金貸是指無抵押 、無擔保 、不指定資 金用途的個人貸款，屬于網貸的一種。它期限短、額度小，能覆蓋大部分人的信貸需求。

一入行，王玥的工資就翻了倍“。(現金貸)好像突然 一下就火了。最多的時候， 公司一個月能放款上百億。”

為了規范方興未艾的網貸行業，從 2015 年 12 月 開始，江西、上海、重慶等省 份的金融辦相繼發文，專門設置了針對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的審批，在公司注冊資本 、經營范圍 、發起人資歷等方面，比線下小貸公司的規定更加嚴格。

比如江西省金融辦于 2015 年 12 月發布的《江西省網絡小額貸款公司監管指 引( 試 行 )》規 定 ，網絡小貸公司的注冊資本不低于 2 億 元 ，須一次性足額繳納 ;公司須與省小額貸款公司綜合管理信息系統對接。

更重要的是，包括江西在內的各省級金融辦均要求，網貸產品的年利率須按照最高法院《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稱《民間借貸 司法解釋 》)，嚴格控制在 36%以下。

“但真正拿到官方牌照的公司很少 。”黃安說 。 多名業內人士對新京報記者表示，大量公司沒有取得網貸牌照，卻以科技公司的名義在工商部門注冊，之后 需花費幾十萬元購買一套網貸系統，做一個 APP，就能在手機應用商城上線，開展網貸業務。類似的無牌照公司，基本無人監管。

黃安說 ，那幾年里 ，無牌網貸公司野蠻生長，涌入了來自銀行 、電商 、傳 統 實業等各個行業的資本，更有許多不知名的小公司入場。P2P 網貸行業門戶網站“網貸之家”的數據顯示，截至2017年11月22日，全國各省份批設的網絡小貸公司 223 家，但持牌公司數量只占據市場中極小的部分。

西安疑因網貸自殺女孩的父親，搬到了女兒生前的出租屋里，尋找女兒自殺的真相。新京報記者 周小琪攝

獲客：從線下向線上轉移

2015 年初，黃安剛進公司沒多久，就被派到南京做線下校園推廣。他沿用了 CEO定下的推廣形式—— 在統招高校里掃樓、發傳單，吸引客戶。用業內專業 術語來說，就是“獲客”。

起初，黃安每天早上 7 點出門，夜里 12 點才回到住處，碰到有門禁的宿舍樓只能吃閉門羹。他開始在各高校論壇、貼吧招校園代理，讓代理組織在校生發傳單，“我們給代理一小時 15 塊，他給發傳單的同學一小時 14 塊。”

黃安給代理培訓時，會讓他們告訴學生產品是“做分期的 ”，基本不提“ 貸款 ” 二字。對于分期的年利率、 逾期未還款的處理等問題， 他不會對學生細說——當 時的產品分期年利率約為 50%，超過了《民間借貸司法解釋》中最高年利率 36%的規定。

時間久了，黃安發現貸款人數最多的是體育類、傳媒類大學，以及二本、三本、 專科學校，一本高校貸款人數最少 ，“ 因為這些學生問得更細”。

那時，像黃安這樣做線下推廣的，整個公司有近 2000 人，每月底薪 1500 元-2000 元不等，“人力成本非常高”。

為了適應技術發展和降低成本的需要，傳統的線下獲客模式逐漸向線上轉移。在百度買競價搜索廣告、去網貸論壇以借款人的身份發帖推廣、注冊 APP 返紅包等手段極為常見。

余明在某消費金融公司市場部負責運營與獲客。他說公司現在主要有三種獲客手段:一是從外部買流量，比如在某些 APP、 應用市場購買廣告;二是與 B 端產品( 指面向商家 、企業級、業務部門提供的服務產品 )合作 ，比如在貸款超市上架等;三是使用其他網絡小貸公司的平臺，與他們聯合放貸。

“其實還有一些不太正當的獲客方式。比如用‘爬蟲’盜取其他公司的客戶數據。”余明說。2017 年，媒體曝光過一款名為“同業爬蟲 ”的產品 ，只要提供其他網貸平臺的用戶名和密碼， 就能獲得用戶的所有信息。

此外，一些小的網貸公司會在 APP 名稱里加上知名網貸平臺的名字“碰瓷”。在 應用商店搜索余明公司的 APP，前幾位都是“碰瓷”的小公司，不了解情況的人可能就直接下載這些小公司的 APP 了。

為了拓寬客戶群，一些 網貸公司還會與其他機構合作，打著培訓貸、整容貸等 旗號引人上鉤。2018 年 7 月 ，新京報報道過《“704”校 花背后:兼職換購面具下的“ 校園貸 ”》，文中提到 ，一 家名為“704 校花”的網貸公司以“兼職換購”的名義在高校宣傳，許多學生出于找兼職、 掙零花錢的目的背上了網貸債務。

風控：業內共享的民間征信

并非所有網貸申請人都能還款，要想實現最大程度的營利，風險控制是核心。

一開始，黃安公司的風控方式是為借款人評分，引入學歷 、性別 、地區等參 數 ， 再根據過往數據、還款表現， 賦予各個參數不同的權重，綜合考量。

簽合同時，黃安會親自到學生宿舍，這能證明借款人的學生身份。他還能與借 款人的室友聊天，了解其還款能力 、 違約風險 ，“ 有些宿舍我們進不去，就在食堂或教室簽。”

黃安告訴新京報記者， 早期的學生市場數據顯示， 東北、西北地區的客戶違約 率比廣東、福建低。“可能因為早期南方人接觸金融比較多，懂得一些投機取巧的手段。”后來公司進入成人網貸市場，東北的逾期率慢慢被拉高了。“所以這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沒有絕對的好區域。”黃安說。

2016 年左右，黃安的公司在風控方面引入了大數據模型。為了了解借款人的個 人狀況，他們會要求借款人提供姓名 、職業 、工作單位 、 單位地址、家庭住址等基本信息，還要綁定手機運營商、 進行身份證實名驗證。

“風控模型主要分析這個人的資質 、風險 。”有多年風控從業經驗的王玥說，申 請人的教育水平、收入、地區等都會被納入評估體系，“但他們的職業、收入沒法核實， 所以我們會重點看手機運營商的數據。”

在王玥供職的網貸公司，申請人授權查詢手機運營商數據后，風控模型會自動讀取通訊錄聯系人、通話記錄等。這些數據能側面反映用戶資質，比如查看手機歸屬地，可以印證其居住地是否真實;查看通話記錄，可以印證其生活是否正常:常和親友通話的用戶，資質會比常和人工客服通話的更好。

“有些騙貸的人，會注冊新手機號貸款 。”王玥說 ，他們會查看6個月內頻繁聯系的號碼、通話記錄是否正常等，篩選掉部分騙貸的人。

但有的“老賴”會長期使 用多張電話卡，四處借款。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一些公 司引入了人臉識別技術，增加了借款前“ 刷臉 ”的要求 ， 防止用戶在同一平臺用多張電話卡重復借款。

2016 年，黃安所在的公司放棄了校園貸業務，轉而服務城市成人群體，并與支 付寶、芝麻信用達成合作。對于支付寶導流過來的客戶，公司風控時會審核其“芝麻分”(基于阿里巴巴電商交 易數據和螞蟻金服的互聯網金融數據，對客戶個人信用狀況的評估結果)。黃安說， 這部分用戶逾期率非常低， 因為逾期可能會影響他們的支付寶使用。

據王玥介紹，目前，許多網貸公司會聘用第三方的專業風控公司。除提供貸前審核服務外，這些風控公司還會分析海量數據，對還款記錄不佳、有過欺詐行為的申 請人形成“黑名單庫”。

“黑名單庫就像民間征信 。”王玥說 。 在中國 ，大多數網貸公司無法查閱央行的征信數據，其數據也不會被納入央行征信系統。據財新網 2019 年 5 月報道，目前，央行征信中心接入的小貸公司僅 1000 多家，其中包括互聯網小貸公司，還有 7000 多家小貸公司未接入。這對網絡貸款公司非常不利。

第三方公司的“黑名單庫”于是成為業內風控、防欺詐的共享體系。但在這個共 享體系中，信息并非百分百真實。王玥說，一些網貸公司為了鞏固客源，會故意把優質客戶放到黑名單里，“這樣的話，他在其他公司很難貸到款了”。

減少壞賬：提高利率、復借率

盡管采取了風控手段， 網貸公司的壞賬依然比比皆是。為了平衡壞賬產生的成 本，許多網貸公司的應對方式是提高利率。

“業內普遍的年利率都在 100%左右。”一名網貸行業人士表示，盡管大家都知 道，最高法院的《民間借貸司法解釋》規定，借貸雙方約定的年利率不超過 24%的，訴訟時法院才予支持，約定年利率超過 36%的部分無效， 但網貸公司的客戶個人信用 和還款能力相對較差，壞賬率高，不提高利率無法盈利。“把年利率控制在24%以內，銀行能盈利，我們不行。” 上述人士說。

2017 年 11 月，國家互聯網金融風險分析技術平臺在對 2693 家現金貸平臺監測后發現，現金貸利率折算為年化后大部分超過 100%。部分平臺雖然表面利率不高， 但通過收取信息審查費、賬戶管理費、交易手續費、風險保證金等費用，變相拉高了利率。

除了提高利率，許多網貸公司還會采用“借新還舊” 的方式控制壞賬，即在借款 人無法還清上一筆債務時， 借給他新的款項，用來償還舊賬。

這種方式在借款人身上的表現是“以貸養貸”。24 歲的李歡畢業于一所三本院校， 大一時，在網貸平臺“名校貸” 上借了 7000 元。此后，他就被卷進了網貸漩渦，每次無力還款時，都有專門的網貸中介向他推薦“新口子”(新的網貸平臺)“。只要是網上報道過的產品 ，我基本都用過。”李歡說，最多的時候他身上背過兩三萬債務，直到向父母坦白， 才終于還清了錢。

對于網貸公司來說，“借新還舊”不僅能控制壞賬，還能提高“復借率”。“從公司賺錢的角度來看，只有反復借錢的客戶才是好的。”王玥說。

催收：曝通訊錄， 心理施壓

由于大多數網貸公司的數據不上征信，借款人基本不用擔心欠錢不還會對自身 信用產生不良影響。此外， 大多數網貸公司的年利率超過了 36%的法定紅線，這意味著 ，即使把“ 老 賴 ”告上法庭，也要不回合同約定的本金、利息。

“所以網貸公司對賴賬用戶幾乎是無能為力的。”黃安說 ，“ 催收 ” 成了他們敦 促借款人還款的唯一手段。

據黃安介紹，大多數網貸公司會與第三方催收公司合作，并按催收的難易程度 償付傭金，逾期時間越長、還款難度越高，傭金在催收金額中占比就越高，“一些逾期時間短的催單，催收可能只拿 5%左右，但有的訂單逾期超過365天了，如果能要回來，催收能拿到 70%。”

2015 年 8 月，網貸行業迅速發展的時候，黃安從公司離職，和朋友創辦了一家催收公司，專門為網貸公司服務。

催收是勞動密集型工作，沒有技術含量 ，“ 學歷高中以上就行”。每招進來一批人，黃安都會安排培訓，教授催收“話術”。

“我們常用的催收方式就是打電話、發短信。”黃安說， 對于網絡小額貸款的借款人 ，上門催收成本太 高 ，“ 畢竟欠款一般只有幾千塊。”

但打電話、發短信也有技巧。催收人會先找借款者本人，不起作用時再打給借款合同上的“ 緊急聯系人 ”， 極端情況下才會“曝通訊錄”——給借款人通訊錄里的每個聯系人打電話。

對于頑固的“ 老 賴 ”，催收人打電話前還會在社交平臺搜索借款人的單位、親人 住址等信息，并在通話時把這些信息透露給借款人，進行心理施壓。

黃安給員工講過這樣一個案例:團隊催收一單借款時，搜索借款人手機號后發 現，其每天都會在一家直播平臺直播。催收人組織了幾個朋友到直播間刷屏催款，當天晚上，借款人就把錢還了。

“早幾年，好多公司會暴力催收，比如在貼吧發借款人照片、罵借款人之類的，回款率就比較高。”黃安說。

借款人受到催收公司暴力騷擾的情況并不少見，有時甚至會讓借款人走上絕 路。2017 年 4 月，廈門華廈學院的一名大二女生陷入“裸條貸”，累計借款 57 萬元，得知催收人將其裸照發至母親后燒炭自殺。2017 年 6 月，咸陽大學生小劉在家中自縊身亡，小劉的父親發現，事發當天小劉的手機收到 131 條催款短信。2019 年 2 月，西安一名 21 歲的女孩疑因網貸自殺身亡，去世后，其父接到多個催收電話，收到多條催收人員發送的辱罵信息。

根據國家互聯網應急中心公布的數據，截至 2017 年 11 月，該中心共監測到各類催收平臺 370 個，催收項目 188 萬個，涉及催收資金額 1.7 萬億元。僅2017年6月至11 月，該中心便監測到催收頻次 1000 余萬次，暴力催收施害人79萬，受害人92萬。

嚴格監管

從 2017 年年底開始，野蠻生長以致失序的網貸行業迎來嚴格監管。

當年 12 月 1 日，互聯網金 融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P2P 網貸風險專項整治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布《關于規范整頓“現金貸”業 務的通知》，指出“現金貸”業 務中過度借貸、重復授信、不當催收、畸高利率、侵犯個人隱私等問題十分突出，存在著較大的金融風險和社會風險隱患。

2018年4月，銀保監會、公安部、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央行聯合印發《關于規范民間借貸行為 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有關事項的通知 》，要求“( 對 )以故意 傷害、非法拘禁、侮辱、恐嚇、 威脅、騷擾等非法手段催收民間貸款......等違反治安管理 規定的行為或涉嫌犯罪的行為，公安機關應依法進行調查處理”。

從那時開始，黃安的公司就從“ 合規催收 ”變成“ 溫柔催收 ” 了 。“ 我們以前 都 是說今天下午必須把錢還了， 現在是‘您看今天下午方便把錢還了嗎?麻煩您了’。” 黃安認為，干催收已經變得非常卑微了，“態度稍微強硬 一 點 ，就有被投訴的危險 ”。 而借款人一旦在消費投訴平臺“ 聚投訴 ”上投訴成功 ，網貸公司就可能追究催收公司的責任。

更嚴重的是，網貸從業者可能面臨的刑事責任，最典型的是網貸中的“套路貸”。

2019年4月9日，最高法院 、最高檢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發布了《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關于辦理實施“軟暴力” 的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 》，表示要“ 持續深入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準確甄別和依法嚴厲懲處‘套路貸’ 違法犯罪分子”。

而就在兩個月前，公安部發布了打擊“套路貸”的相關數據。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2月，全國公安機關共打掉“套路貸”團伙 1664 個，共破獲詐騙、敲詐 勒索、虛假訴訟等案件 21624 起，抓獲犯罪嫌疑人 16349 名，查獲涉案資產 35.3 億余元。

“這兩年離開這個行業 的人非常多，特別是那些無牌公司的人。”據余明觀察，這些無牌公司的盈利數額、客戶群體都在急劇萎縮。與此同時，無牌公司還要承擔比其他公司更高的融資成本和運營成本。

“這些公司本身不合規，現在國家又把它們定性為高息，用戶不還錢的概率大幅增加 ”。

黃安告訴記者，近一個月來，業內絕大多數催收公司都已停業。黃安的公司也 沒能逃脫倒閉的命運，他在 3 個月內辭退了所有員工， 正在做最后的清算工作。將近一百平方米的辦公室里鮮見人影，只剩幾套還沒來得及處理的辦公桌椅，窗外是破敗的城中村。

年過三十的黃安決定徹 底離開網貸行業。“這個行業 基本不會再有大的發展了。 最后能活下來的，只有很小一部分合規的公司。”

（應受訪者要求，張洪、 王明、趙琦、黃安、 王玥、余明、李歡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