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政協委員、民建河北省委專職副主委范社嶺看來，要夯實這一根基，既需要問題導向，更要壓實責任。特別要突出貧困村的治理“邏輯”，不能讓貧困村成為鄉村治理的“治外之地”。

范社嶺認為，目前鄉村治理體系存在四方面問題。

首先是農村自治組織建設亟待加強。村民委員會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自治性組織。村黨支部是黨在農村的全部工作的基礎，是村各種組織和各項工作的領導核心。村民自治必須在黨的領導下進行，村委會必須自覺接受黨支部的領導。村“兩委”在鄉村振興戰略中肩負著帶領村民共同發展的直接作用。但部分貧困村的“兩委”班子沒有把自己當做農村建設的“拉車人”，這樣的自身定位就存在偏頗。有的村級黨組織缺乏號召力，領導帶動能力不強。部分村“兩委”干部年齡結構老化，處理村內公共事務的能力相對不夠，主動作為的積極性不高，在帶領村民完善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脫貧產業等方面力不從心，能力素質與目前鄉村振興戰略的要求不匹配。

第二，普法教育宣傳工作存在不足。范社嶺表示，這一點主要表現在對農村老年人的普法教育工作存在死角，部分農村干部依法管理村級事務的意識、能力和做法與新形勢下農村的各項工作的要求相比還存在距離上。“值得一說的是，部分貧困村群眾對法治認識存在不少誤區，認為依靠法律解決不了實質性的問題，群眾中‘信權不信法、信錢不信法、信訪不信法’的現象依然存在，村民參與村集體事務的積極性不高”。范社嶺還表示，目前在農村，貼近群眾實際、貼近生活、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宣傳方式還不多，宣傳形式上大多也只是“擺個攤，發張單”，沒有更好的辦法、措施和形式，工作成效不明顯。

第三，經濟基礎較差的村在加強德治和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基礎差，村民參與性不高，而由此帶來的鄉村德治建設不足在現實中又引起多方面的問題。“比如扶貧工作中的‘賴貧’問題和‘分戶’的問題。一些身體健康、能夠自理的貧困戶‘賴貧’思想嚴重。這些人沒有意識到自己才是脫貧的責任主體，甚至認為當個貧困戶挺‘光榮’，‘等靠要’思想嚴重，‘靠著墻根曬太陽、等著別人送小康’。與之對應的就是‘分戶’的事。在扶貧攻堅中，部分有經濟能力的子女沒有承擔起贍養老人義務，通過‘分戶’將沒有勞動能力和穩定經濟來源的老人推給政府負責‘兜底’。”談到此處，范社嶺頗為感慨。

第四，黑惡勢力、宗族惡勢力在某些地方還存在。這些勢力存在霸占鄉村公共資源、阻撓鄉村集體發展等違法犯罪行為，有一些甚至是黨員干部和負責人，極大地敗壞了黨和政府的形象。

“在鄉村治理體系中，自治是基礎，法治是保障，德治是支撐。”談及促進“三治合一”，范社嶺認為，應著重做好以下幾個方面工作。

首先，要以黨建為引領，促進“三治”結合。建立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統一的鄉村治理體系，應以深化基層黨組織建設為結合點，把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落實到基層自治工作中，以黨建引領鄉村治理體系趨于完善：一是積極推進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一人兼，通過村“兩委”換屆，明確指標任務，深度貧困地區村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一人兼”要做到能兼則兼，不斷擴大“一身兼”比例，強化黨對基層自治組織的領導，著力解決村級黨組織弱化，引領功能不強的問題；二是要發揮基層黨組織在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通過有針對性的法制培訓，著重增強鄉村黨員干部法治觀念、法治為民意識，提高鄉村黨員干部依法辦事能力，打造一支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發展、化解矛盾、維護穩定的鄉村干部隊伍；三是充分發揮文明辦、宣傳部等相關黨委部門在鄉村精神文明建設和德治工作中的主導作用，通過抓好基層黨建工作引導農村黨員發揮先鋒模范效應，積極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真善美，傳播正能量。

其次，要以自治為基，強化發展內生動力。要緊緊抓住村“兩委”班子建設這個關鍵，有針對性地解決村“兩委”班子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多措并舉加強村“兩委”建設，強化農村自治基礎，增強農村自我主動發展的領導力，助推鄉村振興。

第三，要以法治為本，保障工作有序進行。宣傳教育是提高公民法律素質的有效手段，長期以來農村法制教育相對滯后，大力開展普法教育勢在必行。一方面，法制部門要重點針對農村地區，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加快完善鄉村法律宣傳服務體系。加強農村司法所、法律服務所、人民調解組織建設，推進法律援助進村、法律顧問進村，逐步提高農村干部群眾的法治觀念、法律意識。另一方面，大力宣傳農業生產、農村土地規劃、農村社會穩定等涉農方面的法律法規，讓村民知曉法律與他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第四，要強調以德治為先，筑牢鄉村振興之根。道德的實施不是依靠強制性手段，而是通過道德教育的手段，以其說服力和勸導力來影響和提高社會成員的道德覺悟，使人們自覺地遵守這些行為規范。在農村治理體系中，德治是農村社會治理中的柔性力量,是介于國家權威和村民自治之間的必要補充力量,能夠有效促進法治和自治的相互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