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因法師碑（局部）

碑刻歷來都是書法臨習的范本，從漢魏六朝開始，碑刻不斷走向成熟。到了唐代，碑刻的書丹水平、鐫刻技術等都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在石碑形制、書法章法上也日臻完善。一般而言，碑石尺寸較大，整裝碑刻拓片雖然能最大程度地保持碑刻的原貌，但由于拓制的難度及保存、翻閱的不便，在拓片裝池時，多用剪裱（割裱），即將尺寸較大的拓片剪成條，依照原拓的文字順序分條裝裱成冊。古代書家在學習碑刻時已經注意到剪裱帶來的章法遮蔽，清代李瑞清認為：“古碑剪裱則覺大小參差，而整張視之，不見大小，大約下筆時須胸有全紙，目無全字，此非從事鐘鼎者不能知也。”早在二十多年前，米晨峰就指出：“現在市面上流行的影印本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割裱失誤，歪曲了原碑章法、格式的真實性，從而損害了影印技術的科學性、忠實性聲譽。”因此，在碑刻書法的欣賞學習中，我們不僅要關注筆法、結字，更應該從宏觀的角度出發，體會碑刻的整體章法風貌。

章法是點畫、結字、布白的總合，是空間與時間關系的統一。古代書論對于用筆和結字的研究較為深入，關于章法的論說則散落在書論中，缺乏系統性。傳為東晉王羲之《筆勢論十二章》中有“分間布白，遠近宜勻，上下得所，自然平穩，當須遞相掩蓋，不可孤露形影”的論斷。明代董其昌《畫禪室隨筆》認為：“古人論書以章法為一大事，蓋所謂行間茂密是也。余見米癡小楷，作《西園雅集圖記》，是紈扇，其直如弦，此必非有他道，乃平日留意章法耳。”關于碑刻書法的章法，陳方既《書法技法意識》認為：“每個字獨立自足，一般不存在上下左右的照應，全篇的字寫來只要統一，大小一致，看是一次寫成的就行，已成篇的字，一個個字可以抽出來互相調動位置（就像鉛字可以任意組合），而不存在行氣是否連貫的問題。”這樣的論述未免有些武斷，在經典碑刻的書法章法中，看似“統一”“大小一致”，甚至“可以調動位置”的字，其實是書家在煞費苦心地經營位置。如汪永江在《書法章法形式原理》一書中就對《張遷碑》的章法作了細致的解讀。他從章法的形式原理出發，從中國傳統哲學的陰陽關系及其衍生的宇宙觀入手，分析了《張遷碑》章法的時空秩序，認為碑陽章法“前半程茂密方正，后半程疏朗圓融”，前后的字距、行距、用筆、體勢等空間變化，從而形成“時間節奏上，先靜后動，由嚴謹莊重漸趨動態多姿，中段莊諧交互，動靜相參”。同時，他還注意到《張遷碑》碑額“署書鳥蟲化處理，強化滿白布局與碑陽風格相呼應”，碑陰部分“因臨時從宜，筆法簡約，陪襯正文，主次有序”，讓人耳目一新。

一般，一方形制完整的碑由碑首、碑身、碑座三個主要部分構成。碑首的書法以篆書、隸書、楷書為主，鐫刻方式分陽刻、陰刻兩種，位置居中，版式規整、分行書寫。碑身的書寫則與古代傳統書寫習慣一致，多為自右向左、自上而下的縱式。為了書寫的整齊美觀，正文大多有邊框和界格，遇到旨詔、天子、圣諱、家諱、佛尊等內容時，采用空格或提行的形式以示敬重。由此可見，碑刻書法章法處于碑刻形制和書儀的規范下，并不完全是書丹者的自由發揮。書丹者在遵循規范的前提下，協調統一碑刻書法的章法與碑文內容，并進行藝術性的創作，在展現精湛書法造詣的同時，也體現出時代的書法風貌。

現存于陜西西安碑林的《道因法師碑》是保存較為完好的唐代楷書碑刻之一，書丹者歐陽通與其父歐陽詢并稱“大小歐”。碑文詳細記載了道因法師一生的事跡，全碑高三百二十厘米，寬一百四十厘米，共三十四行，滿行七十三字。章法完整飽滿，雖然界格的使用讓單字相對獨立，但是我們仍然能夠在精微之處發現歐陽通的匠心獨運。碑石是垂直的，界格是規整的，但在一行之內，字形大小錯落，“單字軸線”也不完全在一條直線上。如第二十七行第五十列的“屣”字稍大而結體偏方，第五十一列的“于”字稍小且結體偏扁（相比于碑中其他“于”字如第二十五行第一列），而第五十二列的“夢”字又偏大而修長。再如第八行第二十二列的“行”字、二十三列的“飭”字都明顯偏于界格左側，甚至撇畫都已經超出了左邊的界格。由于右邊第七行的“乃”字、“發”字軸線已經偏左，這樣的章法是必然選擇，卻又不顯得突兀。左邊第九行“遍”字的捺和“訖”字的鉤都舒展而又完美地錯開了撇的伸長，如果說第七行的“乃”字、“發”字是書寫過程中章法上無意識的結果，那么第八行的“行”字、“飭”字則是有意識的安排，而第九行相對應的“遍”字、“訖”字更是巧妙的處理。在文字相同、筆畫相近的章法布局中，同樣能看到微妙的變化。如第一行第一列的“大”字偏高，橫畫落筆較重且撇捺左右伸展對稱，端莊大方，散發出“大唐”二字的威嚴氣象；第二行第一列的“大”字，撇呈蘭葉狀，重心稍左傾，字重心居中，表現正文開篇的中正之態；又如第二十三行第二十五列的“重”字，末筆長橫，收筆回鋒下頓，而第二十四行第二十五列的“坐”字，末筆長橫，收筆如隸書一般向上挑出，因“重”字右邊第二十二行的“遂”字，乃至第二十一行的“永”字都已經有向右出鋒的捺了，所以“重”字的長橫收筆含蓄，且字軸線偏左，有避開鋒芒的味道。而“坐”字居中，有一長橫出鋒筆畫，但出鋒豎直向上而不偏右上，也有避讓之意。整篇的用筆多露鋒，尤其是長橫、捺、鉤等筆畫多挑出，富有隸意，而恰到好處的字距使得點畫有收放自如的空間。可以看出，在書丹過程中，章法隨著書寫進程的推進被有意安排，用筆瘦硬勁健，結字內緊外松，寓巧于拙，平中見奇。

明清以來，隨著展示環境和展示方式的改變，書法作品更多的懸掛在展廳大環境中，觀者欣賞的角度也從桌案俯視變成了墻面的平視、仰視，使人們得以更加直接地關注作品章法。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整拓圖片的保存和傳播得到迅速發展，近年來新出版的碑帖書籍資料中，已經有不少附錄有原碑或整拓圖例，使得章法得到更加廣泛的關注。碑刻書法作為大尺幅豎式作品的典范，展現出崇高莊重的廟堂之氣。在全國展賽展出的大尺幅作品中，有很多學習借鑒經典碑刻書法章法的形式。如作品正中的標題以篆額、隸額的形式書寫，正文部分行列有致、疏密得當。有的作品還化用碑刻的形式，將標題書于作品右上方，并補上類似碑刻題記的跋作為款識的一部分。碑刻書法的章法與筆法、結字息息相關，在端雅嚴整的風貌下隱藏著的諸多精微變化值得我們細細咀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