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陸先高（光明日報社副總編輯、光明網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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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型媒體”概念呼之欲出，媒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作用與價值必然得到進一步彰顯。

新型主流媒體的更高質量融合發展，其深層表現之一，必然是在服務國家治理、社會建設、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文化繁榮等方面發揮應有作用，提供獨特服務，并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不斷強化服務能力。

媒體針對自己聚焦的領域、行業提供專業服務，將有力促進該行業制度成熟、治理高效。

作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主力軍，機構媒體不僅是信息資訊的生產者、傳播者，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參與者、推動者。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明確提出：“堅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媒體當為建立健全新型治理共同體擔起責任、履行使命。

隨著媒體融合向縱深化發展，機構媒體的業態、邊界與職能也發生了劇烈變化。一方面，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技術的應用增強了傳統媒體的傳播效能，使媒體信息傳遞、輿論引導的核心功能得以強化，可以為國家治理營造更加良好有利的輿論環境；另一方面，媒體智慧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斷深化，客觀上拓寬了媒體業務的邊界與范疇，使其與制度建設、國家發展、社會民生的聯系更為豐富緊密，“服務型媒體”概念呼之欲出，媒體在國家治理體系中的作用與價值必然得到進一步彰顯。

理論梳理：服務型媒體對于國家治理的必要性

2019年，中央推動媒體融合已經進入第6年。過去6年間，媒體融合走過了攻堅克難、穩健前行的“上半場”，主流媒體持續致力于平臺搭建、資源整合、流程改造、技術升級，傳播力、引導力、影響力、公信力有了明顯提升，新聞傳播向著全方位覆蓋、全天候延伸、多領域拓展的方向演進，全程媒體、全息媒體、全員媒體、全效媒體趨于形成。

成績背后，媒體融合“上半場”也留下了諸多尚未解決的問題與矛盾，其中，兩個瓶頸尤為突出：一是內容生產高度同質化，二是產品傳播普遍低效性。相當一部分媒體拿雷同的內容、技術、產品去爭搶有限的傳播渠道，加之資訊消費總時長相對固定，用戶和流量日趨向最具資源優勢的主流媒體集中，其他大批媒體很容易陷入有內容而少用戶、有“爆款”產品卻缺乏品牌影響力的尷尬境地。

步入對于融合發展要求更高的“下半場”，只有按照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走“資源集約、結構合理、差異發展、協同高效”之路，才能有效破除上述瓶頸，推動具有過硬競爭力的新型主流媒體加速形成。

有差異才有協同。實際上，各級各類媒體的屬性定位本身就具有差異性、特色化。據此，機構媒體大致可為四類：全域性媒體、區域性媒體、行業性媒體和領域性媒體。

所謂全域性媒體，是指擁有充足且權威的核心資源、承擔著全域化傳播任務的有限幾家媒體，理論上能夠服務所有地域、所有行業乃至所有個體；區域性媒體，是指在某一區域內擁有較大的資源凝聚能力、能夠服務特定區域內所有用戶的媒體，如各省市媒體；行業性媒體，是指按照行業劃分而形成的媒體，以聚焦行業、垂直領導為主要特征；領域性媒體，則是指在若干相關行業構成的一個較大領域內，形成了特定凝聚力與影響力的媒體機構。

功能分化指向的是目標用戶的精準性。由上述分析可見，不論是覆蓋哪一領域的媒體，向其目標用戶提供的功能都必須突破陳規舊制，擴展為多元化、立體化、時代性的媒體服務能力。

“服務”并非對媒體功能職責提出的新要求，而是媒體本質屬性的題中應有之意。傳統媒體通過信息傳播與大眾需求之間發生鏈接，服務能力相對單一；而新媒體由于互聯網所具有的公眾性、開放性、可及性，由于互聯網功能的豐富性、便捷性，從一開始便注入了更加鮮明的服務基因。新型主流媒體的更高質量融合發展，其深層表現之一，必然是在服務國家治理、社會建設、經濟發展、民生改善、文化繁榮等方面發揮應有作用，提供獨特服務，并根據自身的資源、稟賦，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不斷強化服務能力。

具備上述功能的媒體，便可視為筆者提出并多次強調的“服務型媒體”：以內容生產、信息傳播、公共討論等能力為基礎，強化“用戶需求”意識和“用戶服務”導向，聚焦特定的服務領域、服務對象，充分發掘優勢資源、創新服務模式、增強服務能力，為目標受眾持續提供高質量、特色化、多維度服務的新型媒體。這里所說的服務，不再局限于信息服務，還可涵蓋政務服務、民生服務、學術服務等各個維度，對應國家發展、社會治理的各個環節。

實踐探索：服務型媒體推動國家治理的具體路徑

第一，提供信息、輿論服務，強化內容生產，改進傳播技術，以大政方針、關鍵信息的有效到達引導輿論，服務于主流輿論格局構建。

《決定》要求：“構建網上網下一體、內宣外宣聯動的主流輿論格局，建立以內容建設為根本、先進技術為支撐、創新管理為保障的全媒體傳播體系。改進和創新正面宣傳，完善輿論監督制度，健全重大輿情和突發事件輿論引導機制。”傳播服務是媒體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隨著“萬物皆媒、萬物互聯”的泛媒體時代到來，任何媒體都難以保持信息第一落點的地位，必須一方面強化核心內容生產，一方面創新傳播手段，通過優質內容的生產與輸出，更好地發揮輿論引領能力。

以《光明日報》為例，光明日報全媒體矩陣以“新聞視野、文化視角、思想深度、理論高度”為宗旨，堅持評論立報、立網、立端，將新聞時評作為融媒體內容建設的戰略重點。近年來，還著力打造“光明智庫”，把智庫力量引流入全媒體內容生產之中，增強了輿論引導的理論厚度、專業深度、現實熱度。

第二，提供行業、專業服務，針對特色領域、行業、核心用戶群，建設細分用戶平臺，服務于重點領域能力創新與行業自治。

國家治理需要各行各業協同實現，從而達成系統治理、依法治理、綜合治理、源頭治理，把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為此，媒體針對自己聚焦的領域、行業提供專業服務，將有力促進該行業制度成熟、治理高效。比如《光明日報》面向知識界、學術界提供特色服務，除了傳統的學術發表、研究、評價之外，近年來還打造了思想理論網絡文章評價系統（iWaes）、思想理論成果數據庫、思想理論專家數據庫、“中國智庫索引”搜索引擎與智庫資源聚合應用平臺等技術支撐與應用服務平臺，從而更好地以學術講政治、以文化講政治，推動形成“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

第三，提供黨務、政務服務，以媒體角色助力各級黨委政府更好地運用創新技術、新型渠道，完成從“管理”到“治理”的轉型，服務于政府治理效能發揮。

全媒體傳播體系的建設，相當于構建起了信息時代的數字基礎設施。因為其全面的覆蓋性、溝通的便捷性、高度的智能性，有望為各級黨委政府提供優質的公共服務，協助其提高運行效率、治理效能。尤其是在今天的信息化環境下，按照“智慧媒體”概念，技術創新為媒體發展注入了更多變量，使智慧媒體可以主動發現和識別目標受眾，并根據受眾狀態、行為、環境、偏好和價值觀判別受眾的實時需求，自動調用媒體運行的全要素圍繞需求進行全程有效傳播。此功能的實現，對于基層政務服務的到達率、有效性將產生有力助推。

第四，提供民生、民情服務，為社會大眾的發展訴求表達、精神文化生活、社會交往需要等提供傳遞通道、討論空間、紓解平臺，服務于人民福祉保障與增進。

社會治理呼喚“法治、自治、德治”三治合一。只有充分發揮媒體融合的賦權功能,激發民眾的自治動能、提升民眾的思想追求，才能有力保障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在這方面，作為基層信息傳播與文化建設“最后一公里”的縣級融媒體中心是有力抓手。一方面，縣級融媒體中心可借力中央媒體、省市媒體，強化內容生產和傳播技術；一方面，可與當地的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密切協同，線上線下相結合，以富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傳承創新為主要內容，以“互聯網+”效應充分激活民眾自主性，有效推進基層文化建設與社會治理。

總之，推動媒體融合向縱深發展，釋放服務型媒體的巨大潛力，任重而道遠。期待業界攜手努力，為國家治理現代化貢獻更多媒體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