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令人震驚的數字：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2019年公布的2018年全國兒童青少年近視調查結果顯示，我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且呈高發和低齡化趨勢。

雖然造成近視有一定的先天遺傳性因素，但更多是不良用眼習慣造成的，加之目前醫療技術條件下，一旦近視便無法治愈，因此社會普遍認為，應改變“重治輕防”的觀念，減少兒童青少年近視要從預防著手。

2019年12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其中明確規定，學校應當利用多種形式實施健康教育，減少、改善學生近視狀況。

相關專家告訴記者，學校和家庭是預防兒童青少年近視的重點，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的相關規定表明，減少改善學生近視已依法上升為學校義務和職責，下一步還要強化家庭和家長在孩子身心健康發展上所擔負的法律責任。

兒童近視發病形勢嚴峻

本來打算放寒假時帶孩子去醫院好好看看，配一副近視眼鏡，但孩子最近連著說“看不清黑板”，配眼鏡的計劃只能提前。這對于家住河北省石家莊市的鄭晶來說，多少有點接受不了，畢竟她的女兒才剛上二年級。

現在，鄭晶的女兒左眼視力4.6，右眼視力4.5，而在女兒上幼兒園時，雙眼視力都還在5.1以上。“我不傾向于讓孩子過早地開始有負擔的學習，因此在幼兒園時，雖然有一些作業，但不影響孩子玩，課余各種興趣班、輔導班我也沒報，就是想讓孩子健康成長。”鄭晶告訴記者，在女兒上幼兒園時，班上已經有小朋友開始戴眼鏡了，她心中還有些驕傲。

就在女兒上小學后，鄭晶讓孩子健康快樂成長的想法不得不有所“收斂”。由于沒有上過幼小銜接班，女兒的課業有些跟不上，學習開始不適起來。為此，鄭晶不得不給女兒報了校外培訓機構，因此，女兒的家庭作業也就更多了。

相對于自己年幼時坐在臺燈下看課本、寫作業，鄭晶注意到，校外培訓機構布置的家庭作業多為網上作業，讓孩子在手機或者平板電腦上完成。“課堂上的內容要消化，輔導班的作業要完成，你說我能不讓孩子刻苦學習嗎？”鄭晶無奈地說，這種情況下，女兒不光伏案學習的時間增加，每天近距離抱著手機的時間也要將近一個小時。

“總是低頭寫作業、看手機，根本沒時間到戶外玩耍、運動，小孩不近視才怪。”鄭晶說，在這樣的狀態下過了一學期，女兒的視力就開始下降，上完一年級，已經確定為近視了。

鄭晶還發現，女兒所在班級近視的孩子不少，在班級合影上，有6名孩子已經戴上眼鏡。看家長群里的交流，雙眼視力低于5.0的孩子差不多有一半。

鄭晶女兒的這種現象并非孤例。隨著青少年兒童學習負擔的增加和使用電子設備時間的延長，近視發生率正在快速增長，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發病形勢嚴峻。

國家體育總局2010年發布的《國民體質監測公報》顯示，我國小學生近視患病率為31.67%，初中生為58.07%，高中生為76.02%。到了2014年，教育部全國學生體質與健康調研結果顯示，中國小學生視力不良檢出率達到45.71%，初中生達到74.36%，高中生達到83.28%。國家衛健委2019年4月通報，2018年全國兒童青少年總體近視率為53.6%，其中，6歲兒童為14.5%，小學生為36%，初中生為71.6%，高中生為81%。

健康第一理念未被執行

雖然大家對用眼衛生、預防近視的重視度都比較高，相關措施也較為普及，但我國青少年體質健康持續下滑的趨勢卻并未得以根本改變，學生的近視率等指標仍在上升。

為什么會這樣？在鄭晶看來，除了學習任務外，電腦、手機、游戲機等電子設備對孩子的視力影響巨大，網游、手游等娛樂方式在兒童青少年中普遍流行。

“在網絡時代，兒童的視力健康面臨前所未有的誘惑和威脅。但是，仔細反思一下，我作為家長，有時候也沒有充分意識到這些電子設備對孩子視力的巨大威脅，缺乏必要的管教和約束。”鄭晶坦陳，女兒年幼淘氣時，她經常會拿出手機進行安撫，把手機當成“電子保姆”，而自己也是個“低頭族”，給孩子做了很壞的榜樣。

值得注意的是，兒童青少年的視力健康并非只關乎孩子自身成長，如果近視人口持續增加，航空航天、精密制造、軍事等領域將面臨巨大的勞動力缺口，如果不及時治理，將引發嚴重的社會問題，甚至會直接威脅國家安全。

在前不久舉辦的“中國好醫生、中國好護士”兒童青少年預防近視健康科普現場交流活動上，參會專家提出，日間戶外活動是預防近視的有效方法之一，兒童青少年時期應該保證每天兩小時、每周10小時的戶外活動，減少長時間近距離用眼，少接觸手機電腦等方式預防、減緩和控制近視。

事實上，相關部門對兒童青少年視力健康一直非常重視。2007年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就提出，要通過5年左右的時間，使我國青少年近視的發生率明顯下降。2008年，教育部制定《中小學學生近視眼防控工作方案》，就保護學生視力提出工作措施，包括保證睡眠、建立視力定期檢測制度、堅持每天一小時體育鍛煉制度等。

在中國地質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法學教研室講師陳雪看來，由于相關政策僅停留在理念引導層面，缺乏詳細具體的實施細則和評價標準，在地方教育實踐中，健康第一的理念始終沒有得到很好的執行，健康教育尤其是視力健康教育要么實施不力、流于形式，要么在教學任務面前被迫讓渡。

立法明確學校護眼職責

面對日益嚴峻的兒童青少年視力健康現狀，諸多專家將目光投向法治手段，建議把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落實到法律法規層面。

2019年兩會期間，全國人大代表、山東中醫藥大學附屬眼科醫院院長畢宏生提出關于出臺《全國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條例》的建議。他認為，條例規定要明確家庭、學校、醫療機構、行政部門等全社會的責任，落實責任不得推諉，并將近視防控工作提質細化，并把兒童青少年近視防控工作、總體近視率和體質健康狀況納入政府績效考核。

此外，對于制定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家庭教育法，修訂《學校衛生工作條例》等法律法規，也一直是相關人士在保障兒童青少年遠離近視目標實現方面呼吁的重點。

基本醫療衛生與健康促進法將于2020年6月1日起實施。其中第六十八條明確，國家將健康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學校應當利用多種形式實施健康教育，普及健康知識、科學健身知識、急救知識和技能，提高學生主動防病的意識，培養學生良好的衛生習慣和健康的行為習慣，減少、改善學生近視、肥胖等不良健康狀況。學校應當按照規定開設體育與健康課程，組織學生開展廣播體操、眼保健操、體能鍛煉等活動。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教育主管部門應當按照規定將學生體質健康水平納入學校考核體系。

陳雪表示，相關政策規定越來越明確具體，具有可操作性，立法之后的關鍵是在地方政府和學校中落實責任人，把兒童青少年的視力健康情況納入對個人和單位的考核指標里，最好有相應的獎懲制度和問責機制，將法律規定落到實處。

“立法明確了政府和學校的職責，但防治和改善兒童青少年近視，家長、學校、政府等都應該貫徹執行國家有關政策，也需要社會相關各方積極參與。”陳雪說。（記者 周宵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