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范圍看，政商關系是在每個國家都存在的，它有兩個特征：第一，這一關系反映的是政府、政府部門、政府工作人員與企業及企業家、企業管理者之間的社會關系，一方是公共事務管理者，一方是生產經營活動者，相互之間的關系應該定位于各自承擔的社會職能以及角色。政府一方是為公共事務的管理而運行權力，企業經營活動本身并非公共事務，但這一活動賴以順利進行的制度、環境、法律基礎的建設和提供，則是一宗巨大的公共事務，政府對之進行管理，責無旁貸。這個事務處理好了，體現的正是治理體系的升級和治理能力的進步；而企業一方是通過合法經營活動來向社會提供物質的或服務性的產品，滿足社會大眾的需求，同時獲利并使企業持續下去。在很多情況下，政府部門可能亦是企業服務的對象。企業就是社會中的一個經濟專業組織，其運行離不開客觀的環境和制度基礎，但是，企業不能以直接方式來干預公共事務或對公共事務施加消極的影響。關鍵是，這兩個方面關系之間的界限是明晰的，但也有重疊部分。問題往往出現在如何處理好重疊部分上。

第二，政商關系歷來是一個國家最容易出現問題并誘發重大變故的領域。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憑借健全的法律體系和透明的信息監督機制，都不能確保這種關系保持正當合法，更不用說那些轉型國家了。九十年代初，蘇聯及東歐國家開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因為制度缺失和體系的不完善，政商關系發生了嚴重的扭曲，造成了嚴重的腐敗現象，導致大量的公有財產的流失和浪費，一些企業憑借非法手段在短時期里積蓄巨額財富，形成了一種負面示范效應。這種扭曲的出現和惡果的產生的關鍵就是政商之間的基本界限被完全抹殺，公權力轉化成為巧取豪奪的工具，一方面一些政府官員濫用公權力，為一些企業的非法活動大開“綠燈”，因此接受企業的賄賂；另一方面，企業借助與公權力的特殊關系，利用專有和專斷的地位獲取暴利，甚至大肆侵吞公有財產。這種現象至今也沒有根絕。這充分地反映出國家治理方面的嚴重能力不足，至少這些國家缺少完善的法律體系和公開透明的監督制度令這些非法行為受到約束、受到處罰。

大量經驗表明，政商關系是否處理好，是衡量一個國家的治理體系的是否健全，治理能力是否強勁的重要標志。如上所述，政商關系表面上是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但實際上，這種關系廣泛地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所有重要領域，影響是廣泛而深刻的。

關于政商關系提出“清”“親”的原則要求是有現實針對性的。

第一，只有將新型政商關系的建構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大框架里，政商關系才有望正常健康發展。國家治理強調的不再是人治，而是法治，是進一步完善和落實法律法規、用法治保障政商關系健康；強調的不再是一次性的運動，而是建立制度化、常態化政商溝通機制，促進政商雙方“親”“清”交往；強調的是官員、企業家的社會責任和良知，而不是政治覺悟。也就是說，要用現代方法和思維來處理政商關系，不能套用舊的方法。繼續堅持全面深化改革，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理清政府的權力邊界，不能由政府直接控制所有重要的資源，因為這等于讓政府成為私營企業追逐巴結的對象，這固然有助于強化對私營企業的政治控制和經濟控制，卻也將政府官員放到了風口浪尖上，使他們成為私營企業經營者“糖衣炮彈”的攻擊對象。在落馬的許多官員中有許多是黨務官員他們成為私營企業“圍獵”的對象，蓋因為他們手里的黨權延伸到了經濟領域，權力是沒有邊界的。也就是說，強化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絕不是要擴張權力，而是要規范權力、約束權力，否則，政商關系難以“清”起來。如果政商關系被設計為主導和依從關系，殊不知遭破壞的是國家治理基本體系和基本能力，因為權力沒有邊界只會引來濫權、亂權。

第二、政商關系“清不清”“親不親”，要保持反腐敗高壓態勢和強化對權力的制約監督。“親”“清”不能由當事雙方說了算，而要放在公開透明環境下，讓全社會來評判來監督，這是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建設的重要核心，即這種治理所設定的目標、標準，手段以及實施過程，都應該受到公開的監督，人民代表的監督，媒體的監督乃至司法機關的監督，才是關鍵。這都是國家治理體系的核心組成部分，對不良的政商關系的肅清不僅有助于政治經濟政策秩序的建立和維系，也有助于社會道德倫理準則的優化。它形成一種行為預期，讓“不清”“不親”的行為受到阻礙，讓政府工作人員和私營企業家更規矩自己的行為，國家和社會的運行秩序就會合理化，效率損失就會降到最低，也就是說“親”“清”這個原則要求不能僅停留在口頭上，也不能通過運動、活動來落實，而要付諸于要具體的制度建設與運行之中，否則，治理能力的提升、治理體系的健全就會成為一句空話。政商關系看上去是國家諸多關系中的一對微不足道的次要關系，但是，恰恰是這一關系聚集了一個國家的政治是否清明，法治是否健全，公平正義是否踐行。從國際經驗看，處理好政商關系，國家未必會治理好，因為還有其他的重要關系需要治理；但是，處理不好政商關系，則國家肯定治理不好，因為政商關系凝聚的是一個國家的政治目標，價值取向以及制度基礎的結晶，所以處理好這一關系的意義是巨大的。

第三、政商關系反映的還是一個國家政治經濟運行的一些內在規則。政商關系由于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因素的影響，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社會問題，通過對十八大以來官商勾結現象和當前政商關系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綜合分析，可以看出，目前政商關系總體上處于良性互動狀態，正朝著積極健康方向發展，但是新型政商關系的基礎仍然比較脆弱，權力尋租的土壤沒有鏟除，資本逐利的本性不會改變，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建立健全激勵和容錯機制，讓敢擔當的干部解除與企業接觸后顧之憂，吃“定心丸”。新型政商關系任重道遠，永遠在路上，必須堅持綜合施策原則。政治經濟運行規則的優化應該是政商關系優化的根本，從規則入手，把各種原則、規范都說清楚，并配備強力的措施保障，政商關系就不會出現大的扭曲。推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對于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和民營企業家健康成長，對于凈化政治生態、經濟生態和社會生態具有重大深遠的意義。要按照十九大精神，構建起“界限清晰、交往規范、渠道暢通、擔當作為、廉潔清白”的新型政商關系。無疑是政商關系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也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支撐。

（作者:中央社院高端智庫特約研究員、民建北京市委理論委副主任、福州大學民經院統戰所所長 范笑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