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是起源于東周時期具有政治、軍事、經濟等多重意義的邊界工程，當時的主要大國秦、齊、楚、魏、趙、韓、燕都修有長城。秦在昭王及秦始皇時期兩次修筑長城，以防備北方的匈奴，后者即著名的秦始皇“萬里長城”。近些年，有多個省進行了長城資源調查，使得學界對秦長城的認識更加清楚。在新公布的里耶及岳麓秦簡中，也有與長城有關的內容，并能與傳世文獻和考古資料對讀，十分重要。

里耶秦簡中有一塊木牘，上有“邊塞曰故塞，毋塞者曰故徼”，意思是說，原來的“邊塞”(長城)現在改稱“故塞”；沒有“邊塞”的則改稱“故徼”。另外，還有“皇帝”等名號的更替情況。這種更改，是為了適應新的形勢下的文書書寫，“故塞”“故徼”，指的是秦帝國境內舊有的塞徼。岳麓簡對“故徼”的記載更為詳細，除了簡2065+0780作“故塞徼”、簡383作“東故徼”外，直言“故徼”的簡最多，有10余支；與“故徼”相關的“繳中”“徼外”簡也有大約10支，簡的內容多是涉及奴婢或黔首的逃亡、“盜”的反叛、“故徼”戍守的律令等。以上簡文證明，從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今湖北江陵)至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滅楚，直到秦二世時期(公元前209—207年)，在半個多世紀的歷史中，在故楚地的東西兩部分之間，長期存在著一條塞徼，塞徼之西為秦之南郡，其東則為剩余的楚境。在秦滅楚后，這條塞徼成為秦境內的“故徼”之一，南郡當地人稱作“東故徼”。從政治、法律、軍事和族群等諸多層面看，“東故徼”都是具有標志意義的分界線。

在《史記》等文獻中，也有“故塞”“故徼”，指的也是舊有的塞徼。對比里耶與岳麓秦簡，可知“故塞”“故徼”由秦而起后人因之，是由于戰國晚期以降秦向不同方向拓地形成的。秦漢時期的“故塞”與“故徼”，除了南郡東側的“東故徼”，可以證實的至少還有以下兩處。

秦—趙“故塞”。至遲從春秋時期開始，中原北側的“胡”系游牧族群(例如林胡、東胡、匈奴)興起，給中原北方的秦、趙、燕三國形成很大威脅，三國在向北拓土之后，都修筑長城以保衛之。其中燕長城從上谷一直延伸到遼東；趙長城從代綿延至陰山下，又越過黃河向東南行，止于今內蒙古準格爾旗、陜西府谷一帶，保衛著趙西北邊境的云中、九原等郡。秦在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滅義渠后，在隴西、北地、上郡的北側也修筑長城防備匈奴。這條長城從隴西郡之狄道(今甘肅臨洮)附近向東北通向上郡，與黃河南側今內蒙古準格爾旗附近的趙長城相接。在秦始皇十三年(公元前234年)左右秦取趙之云中、九原之后，河套一帶的趙長城又成秦之邊界。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蒙恬將眾斥逐匈奴、“略取河南地”(《史記·秦始皇本紀》)，在陽山(今陰山一部分)等地新筑長城，并利用了趙、燕兩國舊有的長城，構成了上文所說的“萬里長城”。隨著邊界的北擴，昭王長城與趙長城遂處秦境之內，被稱為“故塞”。秦末，北部邊境回縮，這條長城重新成為邊界，《史記·匈奴列傳》記載：“十余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戍邊者皆復去，于是匈奴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于故塞。”漢初的張家山漢簡也證明，一直到西漢初年，中原王朝一直沒有放棄對云中、九原等西北邊地的守御，所依賴的正是秦—趙“故塞”。直到漢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衛青逐匈奴出“河南地”，“故塞”才重新失去邊界作用。這條“故塞”的許多地段，至今依然存在。

蜀“故徼”。秦滅楚，是從向西南的進取開始的。惠王后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滅蜀、苴、巴，在今四川、重慶一帶置蜀、巴兩郡。蜀郡西南，還有羌、笮等多支少數民族存在，秦利用蜀國舊徼，重新構筑了邊境線，在《漢書·枚乘傳》中，這條線叫作“羌筰之塞”，其位置當嚴道(今四川滎經)南側，大致以沫水(大渡河)為界，向東至少到達僰道(今四川宜賓)。“羌筰之塞”扼守著蜀郡通往西南的交通要道(此道經今雅安、西昌可到達云南，是后來西南絲綢之路的主線之一)。在維持了二、三十年后，昭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85年)，蜀守張若又越過這條邊界，“取笮及江南地”(《華陽國志·蜀志》)，笮指嚴道以南今雅安、涼山州一帶；“江南地”為江水(岷江)以南，即今樂山、宜賓南側，都在四川南部。統一六國后，秦繼續南進，既修筑五尺道，又置吏管理，最遠可到今云南滇池附近。漢初，南、北邊境線收縮，除了北方退回秦—趙“故塞”，南方也回撤到蜀郡南側的這條邊線，如《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莊蹻)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十余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開蜀故徼。”以上過程說明，從張若取笮及“江南地”一直到秦末的近80年間，隨著秦政治版圖的南擴，蜀郡南側的邊界線，也曾成為“故徼”。

秦簡中出現的“故塞”與“故徼”，印證了傳世文獻的相關記載。這不但反映了戰國秦漢間政治形勢的變化，還揭示了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那就是“塞”“徼”分異。秦漢以后，文獻與簡牘中雖“塞”“徼”并見，都具有邊界的意義，有時可以互換，但用法實有區別：“塞”多用于指代北方地區的長城；“徼”則多與南方、西南邊徼有關，在“二十五史”以及史地著作如《華陽國志》《水經注》中，都是如此。造成這個情況的初始原因，自然是南北方“塞”“徼”形態的實際差異。

北方之“塞”，經常所指就是長城，以連綿的土石墻體為主要形式，戰國以后大量流行。在更早的時期，諸侯間領土并不完全緊鄰，國與國之間經常還有大片的隙地，比鄰國家的要害之處，僅設有關塞或城邑，長城就是從這些關塞或城邑演變而來的，是后二者功能的擴大，連名稱都有延續性；在無長城之處，關塞或城邑是繼續存在的。其實長城作為一個防御、預警系統，并不都以土石為之，如《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匈間之“塞”，“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用木樁做成的防護區)，溪谷水門”。

南方、西南流行之“徼”，曹魏張揖解釋說：“徼，塞也，以木柵、水為蠻夷界。”(《史記·司馬相如列傳》之《索隱》引)張說不但道出了“塞”“徼”一義，也指出了西南地區以木柵、河流為“徼”的事實。這點也可得張家山漢簡的證明，如張家山漢簡404說：“乘徼，亡人道其署出入，弗覺，罰金□□。”逃亡者既可自“徼”的不同區段“出入”，推測“徼”應非高聳連綿的長城，而是容易穿越的木柵、水流之類。由此想開去，云夢秦簡、張家山漢簡中所說之“徼”，所指可能并非北方長城類型的邊境線。還有一點，南方之“徼”，形態雖與北方長城差異甚大，但在要害處也不排斥關塞的存在(例如漢代的旄牛徼)，張家山漢簡中有“邊關、徼”數次出現，都是“關”“徼”并見，反映的就是這個情況，此又與北方地區類似。同時，如上文所引，北方的長城系統也不排除木柵、河流的形式。大略說來，“塞”“徼”有北南之分，無論從實際形式還是文獻表述都是如此，這個情況延續了兩千多年。由于邊徼的形態差異，北方至今仍有多處長城赫然聳立，南方之“徼”則基本泯滅不見。

總之，新公布秦簡中的“故塞”與“故徼”資料，既可幫助今人認識歷史，了解秦帝國建立的具體進程，也可以加深對長城這個重要的世界文化遺產的理解。在其他方面，這些簡牘也有重要價值，例如可以從中了解秦在南方對少數民族治理的細節，探討秦亡的原因；對舊有文獻和較早的云夢秦簡、張家山漢簡的某些內容，也可據之重加審視，做出新的解釋。

(作者：史黨社，系西北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攻關項目“秦統一及其歷史意義再研究”〔14ZDB028〕子課題“秦國的崛起與秦的統一”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