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1日至5日，我們全國政協港澳臺僑委員會珠江東岸調研組赴深圳、東莞、廣州，開展了‘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的調研。可以說，看到了成績也看到了突出問題。”22日，全國政協“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專題協商會上，全國政協常委、港澳臺僑委員會副主任耿惠昌，在小組討論現場通過大屏幕再次見到了廣東省副省長許瑞生。通過連線互動交流，北京主會場與粵港澳三地分會場匯集了更多委員、學者，“共”商大灣區創新合作發展之計。

“粵港澳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幣的條件下建設的，國際上沒有先例，協同發展的難度可想而知。”在廣東分會場發言的全國政協委員、港珠澳大橋管理局總工程師蘇權科經歷過這樣的過程，因為港珠澳大橋就是在“一國兩制”下首次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合作共建共管的重大工程，三地克服一系列困難，最后打造出粵港澳大灣區創新合作的典范。

討論中，委員及專家學者提及最多的一個詞是，突破。不破不立，粵港澳三地在各自創新發展中的成果毋庸置疑，但在協同發展、形成共同體合力上仍有障礙，此時能否解放思想、積極探索、大膽嘗試，形成進一步的“突破”，是智慧也是勇氣。

“要進一步突破體制機制障礙，探索建立大灣區創新合作的協調機制。進一步激發創新主體跨境合作的積極性和能動性，探索形成大灣區創新主體利益共享的合作機制。”耿惠昌認為，只要破除了創新要素流動的體制機制和法規制度障礙，粵港澳大灣區開放程度高、三地科研資源和產業互補性強的優勢就能發揮出來。

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特聘專家、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首席專家陳廣漢認為突破應具體落在科研體制上，“建議以深港落馬洲河套地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為契機，充分發揮‘一國兩制’優勢，在科研體制上實現新的突破，最大限度消除區域科技創新協作方面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深港兩地創新要素自由流動和無縫對接。”

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認為，疫情防控常態化，為粵港澳大灣區的創新合作帶來挑戰，也帶來了機遇。“疫情防控的內在需要將加快經濟社會的數字化進程。對于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數字一體化將成為粵港澳大灣區在一體化發展中，超越傳統意義上區域一體化的顯著標志。”

在劉尚希看來，數字一體化也是當前最大的挑戰。“在互聯網背景下的現代社會，放開與管住、自主與約束都是建立在數字化這個共同基礎之上。加快數據方面的灣區立法協調，將是擺在粵港澳大灣區一體化發展面前的要務。”劉尚希認為。

突破、完善、協同與開放，北京主會場與廣東分會場的連線中，委員與專家學者發言中的每一個關鍵詞，都飽含著對粵港澳大灣區重大發展戰略的責任感與使命感；每一條意見建議，都是深思熟慮的結果。

“下一步我們會進一步結合三地優勢，充分研究內地、香港與澳門科技創新中的訴求，在共同訴求以及協同創新領域進一步研究著力。”

“現在科研資金已經可以單向跨境使用，未來我們將與其他部委一起，在委員們提出的要素開放、自由流動的便利性上做得更好。”

……

協商中，財政部、發改委、教育部、科技部、人民銀行、港澳辦等有關單位負責人對委員們的意見建議進行了集中互動回應。

用現場委員的一句話，有內地與港澳社會各界的集思廣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一流灣區的步伐一定會更加穩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