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下學期臨近期末，武漢某高校女生張晨(化名)決定休學。在患上抑郁癥數年后，她的生活已經陷入停滯，思維變得遲鈍，甚至有些“癡呆”：不能思考、不能閱讀、難以交流，說話幾乎是一個字一個字蹦出來的。

嚴重時，“想死”的念頭在腦子里盤旋。

回家后，為將“想死”的念頭趕出腦海，她想盡了辦法。先是看恐怖電影，試圖讓自己保持“清醒”；再到后來，則是把自己關進衛生間，鎖上門坐在地上，捶自己胸、頭，讓自己冷靜下來。但效果不佳。

“有一次實在是受不了了，就拿起剪刀在手腕上劃了一下。”此后，張晨多次躲進衛生間，用刀在手腕、手臂等部位留下傷痕。待情緒緩和后，她轉身就將刀收進床頭柜，用衣袖遮住血痕，下樓和家人吃飯，裝作無事發生。直至父母某日拉開床頭柜，發現其中存放的刀具。“他們以為我瘋了。”張晨說。

這是許多抑郁癥大學生與疾病對抗的縮影。對患病學生而言，尤需來自家庭和學校的“支持”。2020年9月1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其中明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并重點關注測評結果異常的學生。

停滯的生活

張晨告訴澎湃新聞，得知自己患上抑郁癥，是在2017年5月的一天，彼時她在武漢某所著名高校念大二。她捏著確診單走出校醫院，一度“精神恍惚”。用她的話來說，自己從沒想過會和抑郁癥扯上關系。

新學期開始不久，“健忘”和“嗜睡”就毫無預兆地席卷了她的生活。“永遠記不清昨天發生了什么，上午做過的事下午就忘；無論什么時候都困，上課全程趴在桌子上昏睡，旁邊同學拉都拉不起來。”張晨說。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境障礙專家門診部主任王勇此前接受澎湃新聞采訪時稱，相比成人，青少年抑郁癥往往具有不典型特征，“成人抑郁癥往往是睡得少、醒得早、吃不下、不想動等狀態，但青少年往往是吃得多、嗜睡、易發脾氣、煩躁不安、注意力不集中，會對學習帶來很大的影響。”

張晨試著挽回自己的精神狀態。她把咖啡當水一樣灌，最夸張的時候一天喝了一升多，但絲毫沒有起效。再一次被同學在課上推醒時，習慣前排占座聽課的她，第一次出現不愿去上課的想法。“太丟人了。”張晨從小積極、要強，這種挫敗感是她沒體會過的。

回想起來，張晨覺得其實高三時就有了患抑郁癥的癥兆。彼時，她遭遇校園暴力，卻被學校、家庭漠視，這讓她一度出現了精神恍惚和抑郁癥軀體化癥狀。晚自習的時候，她經常覺得背后有人盯著自己。她總是胸口疼，尤其是考試時，經常“疼到窒息”，去醫院查，卻“什么毛病都沒有”。

“全憑一口‘仙氣’吊著。”張晨撐過了高考，離開了讓自己備受壓抑的高中學校，進入武漢一所985高校，學習自己熱愛的專業。但這一次，她沒能撐過來，只得選擇“休學”。生活隨之按下暫停鍵，“一切都被攏進了抑郁的黑紗里。”

生活同樣停滯的還有穆晴。2019年初，她和男友分手，原本挺活潑一人，逐漸變得“極端起來”，萌生了自殺的想法。“覺得活著沒意義，做任何事都沒有意思。”穆晴開始“討厭人群”，斷了和很多朋友的交往，除了上課就待在寢室。“原本一天一個電話粥的閨蜜也不再聯系了，她說我像變了一個人一樣。”穆晴說。

為了防止情緒繼續惡化，她盡可能讓自己忙碌起來。除了學習，“消消樂”(一種手游)和短視頻成了她不讓大腦空下來的最好手段。“想把自己腦子里的資源榨完，就可以暫時不去想別的。”穆晴說，那段時間里，盡管意識到自己心理狀態“不正常了”，但沒有去任何醫院問診或心理咨詢，“我害怕面對我的心理問題”。

2019年下學期，臨近期中考試，穆晴的數學建模成績始終提不上去。因為作息習慣，她又和室友“鬧掰了”。一天，她在圖書館自習時，書還沒打開，瞬間覺得“活力被抽空了”。“突然有了一種’算了’的感覺。”穆晴回憶，“休學”這個念頭迅速在腦海里蔓延。她自認為“找到了一個可以逃避一切的方法”，于是迫不及待地打電話給輔導員申請“休學”。

“我怕別人會歧視我”

張晨、穆晴的遭遇并非個例。2019年，在第八屆海峽兩岸暨港澳地區高校心理輔導與咨詢高峰論壇上，有專家提到，1/4的中國大學生承認有過抑郁癥狀，且大一和大三時抑郁癥的高發期。“這些年下來，高校心理疾病的發病率是實實在在地提高了。”華科大大學生發展研究與指導中心主任章勁元告訴澎湃新聞。在他看來，社會的急劇變化是大學生心理疾病發病率提高的主因。

也有不同的看法。心理學家姚智軍從事高校心理咨詢多年，他告訴澎湃新聞，這些年來，來學校心理咨詢室找他的學生的確變多了，但這是社會逐漸開始重視心理問題導致的。“很多學生以前不了解這個，可能也會比較回避心理問題。現在則是逐漸在接受，然后會來主動求助。所以檢出率的確是增加了，但并不代表比例上有增加。”姚智軍說。

澎湃新聞注意到，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高校開始重視學生心理健康，校心理咨詢室和校醫院精神科逐步在不少高校建立起來。但現實是，不少學生對此仍有些回避。

大三學生顧守曾在其所在學校心理咨詢室做過一段時間兼職。據他回憶，學生前來咨詢時，咨詢師會和學生簽署隱私承諾書，“向學生承諾，會保護好個人信息和隱私”。但這或許只是“一紙空文”。顧守的大部分工作就是，將咨詢師收集的確實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名單發給班主任，讓班主任“重點關注”。每次轉接完名單，敲下回車鍵的一刻，顧守“抬起的手指都微微有些顫”。

顧守后來也被確診為抑郁癥。因為前述兼職經歷，他不敢在校內進行心理咨詢，而更傾向于去校外。“去校外醫院可以用假名字。”顧守說，對他而言，“患有抑郁癥是一個不能讓別人知道的秘密，“會(被)歧視的，雖然大家說得好聽，但做起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大三女生玟玟在自己高一時就曾因抑郁癥住院，此后隨身帶著藥，每天都會在心里問自己無數遍，“今天吃藥了嗎”。人多時，她常將藥丸攥在手心，找個借口離開人群，貓在角落里把藥塞進嘴里。進入大學之后，她自作主張“停了藥”。“我想像個正常人一樣。”玟玟說，因害怕被別人發現自己有抑郁癥，她從未嘗試過去校醫院接受治療，“一旦去校心理咨詢室，就會有其他同學看到你進去，那他們就肯定會知道你有心理問題。”

姚智軍告訴澎湃新聞，保護患病學生的隱私和學校心理干預之間有著天然的矛盾。他舉例說，現在高校心理問題干預的普遍做法之一是，讓所有大一新生做心理健康測評。“測評完了之后，我們會劃一條線，把可能存在心理問題的學生做一個名單，然后我們會約這部分同學來做一個心理訪談。在訪談之后發現的確有風險的，我們會告知輔導員和班主任。”

盡管不少學校都設置了心理咨詢機構，但心理問題干預是一個系統工程，雖然想保護學生的隱私，但“就憑機構這些人手，是不足以應對那么多有潛在問題的學生的”。“我們只能說讓他們(輔導員、班主任)知道有這樣的一個名單，但是在平常的工作交流當中，不要刻意的把它做一個區分。”姚智軍說。

《中國全科醫學雜志》相關研究顯示，幾乎所有的抑郁癥患者均存在一定的以“羞恥感”為主要表現的負面情緒。這種情緒會導致患者情緒更加低落，更不希望被別人知道自己的情況，從而阻礙了求助之路。對此，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精神醫學科主任施慎對澎湃新聞表示，抑郁癥通過規范的治療手段還是能控制的，但中國抑郁癥患者的就診率僅在20%左右。近些年來，隨著宣傳普及，就診率有所提高，但總體而言并不是很高。

此外，大多數校醫院的心理干預“專業程度”并不能贏得學生信任。確診抑郁癥的第二天，張晨就通過QQ聯系了校心理咨詢室。工作人員告訴她，預約排隊要到兩周之后。她“謊稱自己已有自殺傾向”，對方立馬安排了咨詢師。咨詢進行了半個小時，張晨認為“沒有任何效果”。

“談完之后，我就感覺學校心理咨詢不怎么專業。”張晨同時發現，排隊來咨詢的學生，在她看來，大多都是不需要心理幫助的人，“他們只是想找人聊天”。張晨排隊時倚著墻，聽著前面的同學抱怨生活中那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兒，“破天荒地想笑一回”。“我就覺得很無語，為什么這么(雞毛蒜皮的小事)都能來找心理咨詢，像我一樣有緊急心理咨詢需求的人反而得不到幫助。”在學校無法得到專業幫助，張晨只得選擇休學回家。

“必須讓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癥”

得抑郁癥這件事是通過輔導員告訴父母的，張晨不敢親口說。“父母文化水平低，我怕他們理解不了。”張晨說。結果如她所料。“他們一直在網絡上搜各種東西，然后篤定地覺得我不是抑郁癥，直接跟我說，’我們覺得你不像是得抑郁癥的人’。”張晨稱，父母覺得“丟人”，對外只說“女兒身體不好、回家休養”，避而不談具體病癥。

日常生活中，她依舊充當家里的“情緒垃圾桶”。面對抑郁癥，父母難以適應，不懂得如何給予張晨幫助，反而會時不時釋放負面情緒。“你這個樣子，我們怎么辦啊”，這是她從父母那里聽到的最多的一句話。整個家庭都被無助感籠罩，回家后的短短一個月內，張晨的病情惡化至重度抑郁。她沒有辦法閱讀、思考，甚至和人交流都很困難，一句簡單的話要組織很久，才能一個字一個字地把想說的從嘴里擠出來。

從看恐怖片、捶打自己到自殘，她需要越來越強的刺激才能讓自己保持清醒。被發現滿身的傷痕后，家人都覺得她瘋了。這種情況下，經她強烈要求，父母最終同意了帶她去醫院進行心理治療。

這段尋求理解的抗爭給張晨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不知道那段時間自己一個人是怎么熬過來的”。復發后的第二次休學，她選擇租房獨居。

對于大學生而言，家庭的接受和支持格外重要。多數大學生在告知父母自己得了抑郁癥前，都會“格外忐忑”。“接受治療的話必須要有錢，無論是吃藥還是心理咨詢都需要錢。我只能向我爸媽要錢，所以我必須讓我父母接受我得了抑郁癥這件事。”一名學生專門寫了系列文章，分享自己和父母坦白的方法和經歷。

玟玟稱，其在治療期間每月吃藥花費一千多元，此外還需要一千多元的檢查費用。“倘若長期治療，花費還是蠻大的。大學生沒有經濟收入，但自己已經大了，一直管爸媽要的話家里壓力也很大，所以很糾結。”玟玟希望自己盡快經濟獨立。

穆晴告知父母自己患抑郁癥后，便常常會收到對方通過微信發來的“特殊關懷”，這讓她哭笑不得。“翻來覆去就那么幾句，其實沒什么用。”但她明白，這是不善言辭的父親在不斷提醒她，“他在”。穆晴認為，自己不需要父母幫什么忙，“家人只要一直在，陪伴，這就夠了”。她也不需要學校的特殊對待，“就像普通學生一樣看待我、不要過多干預我，就好”。

姚智軍介紹，他在工作中也遇到過一些家長，“表現出不相信孩子得了抑郁癥的情況”。“(個別家長)不能接受這樣一個事實、不愿意接受這樣一個診斷結果，也不同意孩子進行正正常的藥物治療——這樣，孩子的治療就被拖延了。”姚智軍說，希望家長能相信醫生和孩子，“或者至少要相信醫生。”

對于很多家長對孩子的“特殊關懷”，姚智軍則建議，“在與他們的日常溝通過程中，也要陪伴、支持為主，不要去說教。”在姚智軍看來，這些對于當事人來說是沒有意義的，“這反而會讓當事人覺得好像周圍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

“醫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對于大學生群體中的抑郁癥患者，國家層面越來越重視，近年來多次發文，對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及心理干預工作予以指導。

2018年7月中旬，教育部印發《高等學校學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導綱要》。其中提及，把心理健康教育課程納入學校整體教學計劃，規范課程設置；設立心理發展輔導室、心理測評室等，極構建教育與指導、咨詢與自助、自助與他助緊密結合的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服務體系；建立心理危機轉介診療機制，暢通從學校心理健康教育與咨詢機構到校醫院、精神衛生專業機構的心理危機轉介綠色通道，及時轉介疑似患有嚴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學生到專業機構接受診斷和治療。

2020年9月11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公布了《探索抑郁癥防治特色服務工作方案》，明確各個高中及高等院校將抑郁癥篩查納入學生健康體檢內容，建立學生心理健康檔案。指導學生科學認識抑郁癥，及時尋求專業幫助。

“高校干預學生心理問題的邊界問題比較復雜。”姚智軍介紹說，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精神衛生法》，潛在的患者或者是已經患病的學生，應該由監護人送去醫院，學校或者輔導員是沒有權利送醫的。“因此，常常會出現的情況是，學生的情況已經危及到了他的人身安全。這種時候，輔導員才會將學生送去醫院。”

“在學校也好，在家也罷，如果你沒有辦法確保他的安全，就應該送到醫院去接受治療。” 在章勁元看來，“這種情況下，醫院是最安全的地方”。

2017年下半年，張晨進入一家頗有名氣的醫院，求助于專業的心理咨詢師。“心理咨詢師是一個四五十歲的大叔，給人一種很溫暖、權威的感覺，跟我也很合拍。”她說。咨詢師在了解病情后，給她進行了催眠治療并為其梳理心結。經過一次治療，張晨自殘的想法沒那么強烈了。對方告訴張晨，依照她的情況，大概咨詢十次左右，輔已藥物治療，病情就可以緩解。

對嚴重的抑郁癥患者而言，徹底治愈或是漫長的過程。玟玟在專業的精神醫院進行了多年治療，最多時一天吃9種藥，除了治抑郁癥的，還有助眠、安神的等等。 這讓她頗為沮喪，甚至覺得“抑郁癥不會好”。“不是說我在治療了、吃藥了就會好起來，藥物只能控制病情，讓我至少可以睡一個完整的覺。”玟玟說，最重要的是“心態問題”，這是藥物無法解決的。不僅如此，長時間的服藥讓她對藥物產生了依賴性。忘記吃藥后，人就會變得焦慮、難受，發慌發抖，開始眩暈、嘔吐。

2018年，張晨結束休學，回到學校上課。但因學習壓力大、服藥不規律，抑郁癥復發了。“但這次復發比之前癥狀輕很多，只是情緒上煩躁、焦慮，沒法考試、上課而已。”張晨說，在學院的建議下，她決定再次休學。

第二次休學期間，她租了一間小屋獨居，并給自己報了舞蹈班、健身課。早晨9點起床，給自己做份簡單的早飯，出門上舞蹈課。下午到健身房健身，回家做晚飯，吃完晚飯休息。日子過得簡單、平靜，她減去了20斤體重，情緒也逐漸舒緩。

“我感覺自己已經完全好了，整個人跟脫胎換骨一樣。”現在，回想起幾年前的經歷，張晨感慨，兩次休學其實是給自己人生一個喘息的機會，“如果有可能，還打算gap(間隔年)一年。”目前，張晨仍需要大量服藥并定期去精神醫院復查，但她內心堅定、平和，“覺得一切都無需畏懼。”

(應采訪對象要求，張晨、穆晴、顧守、玟玟為化名)

澎湃新聞記者 俞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