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看臉的時代”，這也是一個“刷臉的時代”。顯然，后者已建立了廣泛的群眾基礎：小區門禁系統新增人臉識別，孩子們每次都爭著搶著刷刷刷，踮腳，昂頭，挺胸，匹配成功，有如游戲里闖過一關。最有喜感的是，大寶刷臉開門，童車里的二寶倍感冷落，表示不服，哭著嚷著要家長抱起來刷他的小臉……

與孩子們的興奮、好奇形成對比的是：法學專家的惶恐不安。據澎湃新聞報道，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勞東燕在她居住的小區貼出安裝人臉識別門禁系統公告，要求業主提供房產證、身份證、人臉識別等信息時，她“想做一點‘掙扎’”，當即將有關人臉識別風險的報道和法律依據，發到兩個各有數百名業主的微信群，但沒有得到預期回應。勞東燕又將一封法律函分別寄給居委會和物業，其后有了她作為業主和街道、業委會與物業的四方“談判”。街道最終同意業主出入小區可以自愿選擇門禁卡、手機或人臉識別的方式。

與法學家的忐忑不安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區業主“普遍情緒穩定”：蠻方便的，不再擔心忘帶門禁卡；公共地界也沒什么隱私可言，這樣小區反倒更安全；不裝就有隱私了？你逃得了小區，逃得了車站、旅館？現在到處都有攝像頭；反對有用嗎？大勢所趨！

這是我在微信群隨機采集到的各地反饋信息，從50后到90后，從記者、律師到教育工作者、自由職業者，基本都持認可態度。不過，業主的認可，更多是一種妥協讓步。勞東燕觀察發現，“人臉識別技術大規模地推廣，一定程度上是利用了沉默的大多數的心理”。

大多數業主的“沉默”，我認為不是“無聲”，而是“無奈”：小區之外，個人信息到處被采集，被交換，被利用，有誰管嗎？死守一個小區門禁，意義不大。業主不是“無聲”，更是“無知”：被收集的那些信息怎么保管？是否被濫用？法學教授特別提醒，“如果別人用你的人臉數據，開通相關賬戶用于違法犯罪，比如洗錢、涉黑、恐怖主義，你可能會因此而卷入刑事訴訟之中。像利用換臉技術，將你的人臉信息用于淫穢色情等視頻中，由此造成的惡劣影響，根本不是抓到相關的違法犯罪分子就可以消除的。”這些或是很多業主的認知盲點。

因為無奈、無知，所以無聲。從這個角度來說，法學教授勞東燕在小區的“掙扎”更有現實意義。

Netflix(網飛)新出一部紀錄片《監視資本主義：智能陷阱》。影片由大眾互聯網、社交媒體的技術人員、高管出鏡，解密或者揭密網絡科技公司如何監視和追蹤用戶在網上的軌跡，以及如何利用用戶心理實施操控，最終創造利潤。劇作家索福克勒斯在片首鄭重提醒：進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強大之物，無不具有弊端。

所有的方便背后，都可能隱藏著不方便：漏洞或風險。不過，我們似乎已經習慣等到極端、惡性案例在身邊真實發生，才去應對，才去補課，才提升防范意識。當下，“人臉識別”已經長驅直入，社區每天直接面對萬千業主，不能不作為，更不能亂作為。老百姓有選擇“不賞臉”的權利，社區要進行充分、有效的信息告知，并提供多種門禁方式，尊重業主的選擇權。

人臉識別的門禁系統，方便快捷，可以視為一種“偷懶的設計”，但是社區不能配套“偷懶的管理”。保障知情權、尊重選擇權，只有“兩權其美”，個人信息保護才不至于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