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家庭教育成為熱門話題，受到全社會的關注。而從“毆打虐待”到“盲目雞娃”，從“青少年犯罪”到“未成年人自殺”……各種成長悲劇，無不折射出當下家庭教育的困境。1月20日，經歷了4年多醞釀的家庭教育法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而備受關注。家庭教育立法，將為家庭教育問題的解決帶來哪些保障？家長如何才能走在科學育兒的路上？本刊記者采訪了部分全國政協委員——

家庭教育立法，為童年護航

家長們似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既重視家庭教育，又不懂家庭教育。

科學早教、智力開發、親子關系、青春期溝通……徐女士坦言，自從兒子誕生后，這些書籍成為她的枕邊常客。但讓徐女士不解的是，雖然她將書中的理論銘記在心，但面對孩子成長中的實際問題時，她還是忍不住大吼，“似乎理念和現實之間，總是差那么一公里。”

和徐女士不同的是，李女士將孩子的成長寄望于各種培訓班。于是，她周末的時間，不是等候在培訓班外面，就是奔波在培訓班的路上。“其實，我和孩子都很累，但別人都在學，就生怕孩子落后，總感覺花了錢，心里踏實些。”李女士用“風險投資”來形容她的心境。

誠然，伴隨著二孩時代的到來和家長們育兒理念的轉變，孩子的學習生活越來越受到重視。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家長都懂得如何科學育兒，像李女士這樣舍得砸錢砸時間“雞娃”的案例，已經不單是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家長的寫照了。

這些違背成長規律的家庭教育行為有望得到扭轉。1月20日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的家庭教育法草案，對家庭教育的概念做了清晰的界定——“本法所稱家庭教育，是指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對未成年人實施的、以促進其健康成長為目的的引導和影響。”在家庭教育的根本任務方面，草案規定，“家庭教育以立德樹人為根本任務，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

“各種原因，家庭教育存在很大的差異，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孩子從小浸潤在一個快速變化的世界當中，很多家長對于孩子的教育感到力不從心，很多情況用不正確、不合理、甚至不理智的方式方法來對待孩子。”全國政協委員、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閩景表示，家庭教育需要國家立法來確定家庭教育各方需要承擔的責任，才能確保家庭教育工作的不斷提質增效。“家庭教育法的出臺，體現了國家對家庭教育的重視和要求，也是對全體家長和教育工作者的一次動員，為孩子們的健康成長護航。”倪閩景說。

“眾所周知，良好的家庭氛圍對孩子身心健康成長至關重要。而一個問題孩子的背后常常都會有一個問題家庭。現實中有太多的案例告訴我們家庭教育的不當和缺失，給孩子帶來的痛苦是極其深遠的。”在全國政協委員、天津市教委副主任孫惠玲看來，國家通過立法夯實家庭教育的責任推動家庭教育工作，意義非常重大。

支持輔導，讓家長“依法上崗”

遇到困惑求教誰？如何才能將育兒書中的理論落實到家長的實踐中？很多家長內心更渴望能接受專業的家庭教育培訓，“遇到問題能得到專業的咨詢。”

家庭教育法草案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是實施家庭教育的責任主體。政府、學校、社會為家庭教育提供支持，促進家庭教育。必要時，國家對家庭教育進行干預。”這不僅明確了家長的主體責任，還明確了有關方面的責任。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師，但是父母并不是天生就會把握孩子不同階段的需要和處理不同情況下的教育方式，因此在為人父母前國家和社會就應該有針對性地給年輕的父母親以支持和輔導。”倪閩景表示，兒童早期教育主要是通過家庭來完成的，因此國家應該通過各種渠道給家長提供學習育兒的知識，讓家長了解孩子的成長規律，才能避免拔苗助長給孩子帶來無可挽回的傷害。

倪閩景坦陳，孩子進幼兒園和中小學后，學校、社會、家庭共育的要求也更高了。在孩子的學習成長中，家長需要處理更加復雜的學業問題、身心發展問題，亟待得到專業的培訓。而隨著教育的復雜化，學校教師也需要提高家庭教育的指導力，來幫助家長正確看待孩子成長過程當中的問題，實現孩子們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

“通過立法來規范和促進家庭教育，確實還應加強對家長的教育培訓。”在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黨委書記王義軍看來，提高教育質量需要提高每一位家長或其他監護人的教育意識、教育能力和教育責任。“鑒于家長責任的重大，應該將家長教育納入公民終身教育體系，建立完備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家長教育體系。”王義軍呼吁。

王義軍給記者展示了一項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調查數據。調查顯示，84.2%的家長在遇到教育問題時會直接尋找教師幫助指導，只有15.8%的家長才會尋找教師之外的專家或有經驗的家長幫助。“學校和教師具有指導家庭教育的可能性。”王義軍看來，學校是專門化教育機構，教師是專業教育工作者，學校和教師具有教育家長的專業性和權威性。“教育法第50條第3款規定‘學校、教師可以對學生家長提供家庭教育指導。’”王義軍表示，這也為學校和教師開展家長教育和家庭教育指導提供了依據。

當家長或者其他監護人拒絕或者怠于履行家庭教育責任、實施家庭教育不當，導致未成年人行為出現偏差或者合法權益受到損害等問題時，草案規定應當進行必要的干預，并賦予學校、村（居）民委員會、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的所在單位批評教育和督促的權力，明確有關機關干預家庭教育的情形和主要措施，并對強制家庭教育指導的實施作出具體規定。

法律保障，增強家長的“職業責任感”

2020年發生的家長退群事件成為輿論熱點，也引發了人們對家校關系邊界問題的再思考。只有將家校的權利、義務和責任邊界清晰，讓家長明白家庭教育的責任感，家校矛盾才會減少。而家庭教育立法，在一定程度上而言從法律層面為實現家校合育構建合理、科學的圍墻。

“家庭教育立法，單就家庭責任感的確立而言就具有重要作用。”孫惠玲舉例說，當一對情侶走入婚姻，自然就應做好準備承擔家庭責任。婚姻不是兒戲，保持婚姻的穩定性理應是夫妻雙方的重要責任。而當夫妻決定生兒育女，將為人父母，自然就應做好準備承擔子女教育的責任。隨孩子一起到來的除了喜悅和幸福，還有沉甸甸的責任，監護的責任、撫養的責任、教育的責任。父母也便從此成為孩子成長成人成才的第一任教師。孩子成長在什么樣的家庭氛圍，父母以何種方式陪伴孩子，孩子通常就會成長為什么樣的人。“家庭教育從管理家庭開始，在某種程度上管理家庭就是在管理孩子。”在孫惠玲看來，其實這些“說教”應該是家庭教育的重要內容，但往往都被忽略了，甚至忘記了。每個人出現了矛盾和問題時，總是喜歡追究別人，譴責社會，很少反求諸己。“樹立了家庭的責任感，才能樹立起對社會的責任感。通過立法，家庭教育必將成為全社會的共識和遵循。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彰顯出法治的力量。”孫惠玲期待。

“我認為家庭教育在傳道、授業、解惑的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應該比學校教育更為重要，更為基礎。”身為兩個小學生的父親，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聯通產品中心總經理張云勇表示，相比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呈現的是一種義務感，這種義務感來源于責任、信念、歸屬、善惡、勞動、權力、智慧、關愛等的融合。他認為國家通過立法，對家長的義務感做出規范化的制度牽引，使之成為明確的義務，非常有必要。“草案中提出的監護人、政府、學校、家庭有關于家庭教育的職責，應該被認為是法律法規和社會公德為家庭教育義務人或機構劃定的價值底線。”張云勇說。

家庭教育法如何施行，才能守住必要的邊界，守護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對于這個家長普遍關心的問題，張云勇通過“三個原則”給予建議：一是“時間原則”，春風化雨需要時光的流轉，人文化成需要時間的積淀，家庭教育需要保證家長與孩子之間有足夠的陪伴時間以實踐言傳身教；二是“空間原則”，家庭教育法應該在守住價值底線的前提下，全力保障每個家庭教育空間的獨立與自治，家是最小最小的國，國有權利實踐自身價值、情懷、邏輯等的傳承；三是“多維原則”，社會各個方面應當緊密協作、積極引導，加快構建家庭教育的社會支持網絡。“比如學校可以充分發揮紐帶作用，為家庭教育提供有效的理論方法。還有，科技公司可以通過創新技術應用，為家庭教育輸出現代化的交互手段等。”他希望全社會共同樹立家庭教育的意識，傳播科學的家庭教育觀念，豐富家庭教育的技能，推進家庭教育的實踐。“家庭教育法出臺后，家庭教育從之前單純一個家庭的層面，上升為國家的大事，希望每個家庭都在育兒的路上有方法智慧，有責任擔當。”張云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