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業革命以來，全球產業分工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分別是產業間貿易、產業內貿易、全球價值鏈。

到了全球價值鏈這一步，分工被多維度細化，也帶來了風險。最直接的風險源在于多次跨境生產交易之下，很多商品的商標權變得模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一觸即發。

全國政協委員、愛國僑領、華彬集團董事長嚴彬對此深有體會。“我們應該盡快建立起一套能讓別人聽懂、消弭分歧的區域間商事調解制度。”在海外和國內市場各自打拼了20年的嚴彬，既受惠于國家改革開放帶來的巨大變化，也在參與國際競爭時交了不少學費。

在國外同行眼中，中國企業家是比蒲草還有韌性的一群人。但在嚴彬看來，比起生意場上吃的苦，最難熬的是處理與國外同行之間的“摩擦”：“現在全世界都盯著中國市場，競爭的激烈程度早已升級，中國企業的知識產權保護已經到了最迫切的時刻。我們需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國內商事調解法律制度，與相關國際規則對接。”嚴彬此言，意在雖然跑外貿的企業都是舊的“規則通”，但新發展格局下，應該對外循環中已經遇到或將要遇到的新問題，有個清晰的解決思路。

“和氣生財是生意人最看重的，但如果遇到不公平對待，我們也必須拿起法律武器。”在嚴彬看來，中資企業在國際市場的根基不牢，涉外法律人才缺口較大，與中國在世界經濟領域的地位是不匹配的，這也使我們在國際商貿爭端的訴訟中常處于下風。隨著中國日益成為維護國際和平與發展及國際穩定的舉足輕重的力量，我國應從頂層設計出發，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來加強涉外法律服務人才隊伍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