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講人：陳晉

主講人簡介：

陳晉，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委員，原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

編者的話：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為從黨的百年偉大奮斗歷程中汲取繼續前進的智慧和力量，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鞏固深化“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成果，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滿懷信心邁進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黨中央決定，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習近平總書記今年2月20日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強調，在全黨開展黨史學習教育，是黨中央立足黨的百年歷史新起點、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為動員全黨全國人民滿懷信心投身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作出的重大決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全黨同志要做到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本期講壇發表陳晉先生講述的“早期共產黨人的精神氣象”。這是他近期在中國版權協會“遠集坊”上所作的演講內容。本刊發表時有刪節，題目為編者加。

先進精英的群體性選擇

今年2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黨史學習教育動員大會上提出了四個新說法：一是學史明理。要明白三個問題，就是馬克思主義為什么行、中國共產黨為什么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么好。二是學史增信。要增加對中國道路的自信。三是學史崇德。就是要了解中國共產黨一路走來，100年積累起來的偉大精神和紅色基因。四是學史力行。就是要實踐，開新局。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黨史要發揮四個方面的作用，我想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精神氣象也蘊含了這四個方面。

中國政黨政治是從辛亥革命前后開始的，經歷了辛亥革命和1919年五四運動以后的兩次建黨高潮。在這兩次建黨高潮中，中國出現了包括社團在內的共372個政黨，其中絕大部分已經消散在歷史的長河中，唯獨中國共產黨歷經百年。這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經歷五四運動的一批知識分子，成為建黨的主要組成人員。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代表了早期黨組織的58名黨員，建立了中國共產黨。但不在這58名黨員之中的幾人也應被視為建黨群體中的重要成員，比如蔡和森、惲代英等。

蔡和森是第一個提出黨的名字是“中國共產黨”的人。1920年9月，還在法國的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達6000余字的信，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的必要性，還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盡管蔡和森沒有參加一大，也不在58個黨員的名單之中，而且在長沙早期共產黨組織里也沒有他，但是，在建黨成員中，他的地位與貢獻和58位黨員是不相上下的。

再如惲代英。他雖然也沒有參加中共一大，也不在58位黨員之中，但他在1920年夏組建了一個被稱為“波社”的布爾什維克黨，其成員一致擁護無產階級專政，擁護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領導權，擁護蘇維埃，贊成組織俄國式的黨。

還有，在四川的吳玉章、楊闇公等。因為當時位置、信息等較為閉塞，直到1924年1月，他們都還不知道已經建立了中國共產黨。而他們自己也成立了中國青年共產黨，還與共產國際一直聯系緊密。到中共二大召開時，他們得知有了中國共產黨，就立即把中國青年共產黨解散，全體人員都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此外還有張太雷。他是屬于58位黨員中的第一批黨員。1920年張太雷在北京參加了李大釗發起成立的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為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黨員之一。次年春他受李大釗委派，先后赴蘇聯工作、學習，任共產國際遠東處中國科書記，并且于1921年6月以中國的共產黨員身份參加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大會上談到了中國國內共產黨的組建情況，他的發言還被收錄到《張太雷文集》中。其后，多次陪同共產國際派往中國的代表會見李大釗、陳獨秀等，并參與中國共產黨的創建。

除這些人之外，全國各地還有很多先進知識分子選擇社會主義、選擇馬克思主義、選擇共產主義，這說明選擇馬克思主義，是當時先進知識分子的共同選擇，也在當時先進精英中是一個大趨勢，有其必然性和趨同性。

組成特點與精神氣象

中共一大之前，入黨的早期組織成員叫做建黨群體；中共一大以后到大革命失敗前，參加中國共產黨的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而這兩批人也都可以叫做早期中國共產黨人。

早期中國共產黨人具有的三大特點，注定了中國共產黨歷久彌新的生命力。早期共產黨人大都是知識分子出身，這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共性。因為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先進理念，首先是在知識分子中傳播，讓知識分子接受，知識分子掌握了這一思想武裝才能去動員、發動工人和農民。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是屬于小資產階級的，而小資產階級在那時是分散的，各行各業都有，自然還沒有形成很重要的政治力量，他們要創立一個政黨，代表誰的利益呢？這就涉及到建黨初期是以知識分子為主，代表的是別人的利益。

那么，在這批知識分子身上呈現了三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選擇新穎的事物是經過各種理論思想比較的，所以他們對自己的信念基本上都有思想自覺和政治自覺。

比如毛澤東選擇共產黨。1921年元旦，28歲的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就請與會的20多人討論，要選擇怎樣的信仰。最后他指出，擺在他們面前的有5種選擇：社會政策、社會民主主義、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列寧的主義）、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羅素的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他并對此作了對比評價，而且明確表示最宜采用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后來毛澤東還談到，這不是放著很好的路不走，而是無計可施，只能選擇共產主義這條路。可見，當時知識分子的思想自覺與政治自覺，這也是他們的信念。

第二個特點，他們大多具有文化藝術氣質，而且很方便、有渠道把他們的政治信念轉化成一種文化自信，這是其他政黨很少有的特點。他們把信仰轉化成文化自信的可能性或途徑有很多，早期建黨的知識分子中，有做出版工作的，有的人是編輯，還有的人是記者等，對建黨的貢獻很大，即使陳獨秀、李大釗也都是宣傳大家。如陳獨秀研究的是文字學，李大釗是學法律的而且詩歌寫得好，留下的散文也很多；瞿秋白是作家、翻譯家，印章刻得很好，是一個典型的文化人。這種文化氣質對他們堅定信念有什么作用呢？就拿瞿秋白為例，他是首個將《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的人，在他犧牲的時候，坦然走向刑場，迎著劊子手的屠刀走去，并說人生有大休息、有小休息，過去忙于革命，很少大休息，現在我可以大休息了。這種信念、這種境界、這種氣象，是這代共產黨人所獨具的文化氣質所帶來的，他們對政治信念的自信感、對革命事業的崇高感體現得淋漓盡致。

再如陳毅。他早期寫過小說，后來寫詩，如《梅嶺三章》，他通過詩歌把自己堅定的信念和理想傳達了出來。

毛澤東更是不必多說，他是一位著名的詩人，一生詩篇眾多，越是逆境、危急之時，他的詩情越是恣肆張揚。他的很多詩歌都是經典之作，至今仍被人們吟誦、品評。

周恩來的詩雖然不是很多，但他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我們也可以充分感覺到。周恩來在青年時代寫的是新詩，也寫一些舊體詩。甚至到了晚年，他還跟他的侄子們說，我年齡大了，早晚有退休的一天，退下來以后我就寫長篇小說，還讓他的侄子們幫他收集素材。他說，巴金寫過一部小說叫《家》，很有名；自己也要寫一部長篇小說，就寫他們周氏家族。可見，他蕩漾在內心深處的文化氣息彌漫在他作為一名共產黨人的信念和理性思維。

因此，早期的共產黨人是被先進文化武裝起來的。越到關鍵時候、曲折艱難時刻，他們越不會灰心喪氣。

第三個特點，是中等家庭出身。早期共產黨人大部分是中等家庭出身，他們家庭的命運是可上可下。從他們個人角度來講，經過奮斗都會有一個較好的前途，但是他們選擇加入中國共產黨，選擇了共產主義，這基本形成了一種特殊的對待家庭、對待財產的概念。

就如張太雷，1920年天津北洋大學畢業，當時他的畢業證都刻印完畢，他本人卻沒有參加畢業典禮。這張畢業證至今還留在天津大學，成為其檔案館的鎮館之寶。當時的天津北洋大學法政科畢業的學生，是有一個美好的前途的，但他選擇了中國共產黨，選擇了為黨的事業貢獻力量。還有彭湃，他出生于一個大地主家庭，是當地數一數二的富裕家庭，當時坊間用“鴉飛不過的田產”來形容彭家的豐厚家產。但是后來，他把田契都燒了，把分得自己的田地分給了當地農民。這都說明，他們不是為了謀求個人出路而參加的中國共產黨，不管就他們自己而言，還是對其他人而論，他們都具有較高的道德標準。

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以一篇《紀念白求恩》的文章，提出要做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于人民的人。這種道德感帶來兩個好處：一是為了別人。在處理自己和集體關系時，為了集體能夠付出自己；二是同志內部相互之間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文化紐帶關系。這一文化紐帶關系，讓我們也能深刻理解什么是同志關系。

1920年，瞿秋白以記者的身份赴蘇俄采訪并寫下了兩本書：《餓鄉紀程》與《赤都心史》。在此期間，因蘇聯經濟困難，他就把自己的金殼表贈給了蘇聯政府，蘇聯政府為答謝他，又回贈了一塊鋼制懷表。瞿秋白就帶著這塊鋼制懷表工作。1931年，沈澤民從蘇聯回來，被選為中央委員，受黨中央的派遣到鄂豫皖任省委書記。臨走之時，瞿秋白就把自己的鋼制懷表送給了沈澤民，理由是：你到蘇區可能要指揮打仗，需要懷表。沈澤民就帶著這塊懷表到了鄂豫皖，指揮紅軍打了幾場仗。其中有一場跟徐海東發生了矛盾，意見達不成一致，結果證明是沈澤民錯了。后來沈澤民就主動找徐海東承認錯誤，臨走的時候，他看到徐海東沒了手表，就問：你的手表呢？徐海東說不小心摔壞了。沈澤民就又把懷表送給了徐海東，并說，我身體不好，要在后方養身體，你在前方打仗不能沒有懷表，把懷表送給你。徐海東就帶著這塊懷表參與了鄂豫皖戰斗、長征以及陜北轉戰。

1939年，抗日戰爭時期，徐海東任八路軍115師一個旅的旅長。后來受到指派，要到蘇北新四軍去，臨走的時候，他去見彭德懷，并說抗戰以來在你的領導下打了這么多仗，也沒有什么禮物送給你，就送你一塊懷表吧，這個懷表是沈澤民送給我的，沈澤民說是瞿秋白送給他的。于是，彭德懷就收下了。彭德懷便拿著這塊懷表指揮了百團大戰等重要戰役。1946年，經歷4年牢獄之災的瞿秋白之妻楊之華從新疆被釋放回到延安，彭德懷聽說楊之華到了延安，才想到他的那塊懷表最早的主人是瞿秋白的。后來彭德懷就找到楊之華，把懷表完璧歸趙。如今，這塊懷表收藏在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雖然懷表物歸原主了，但瞿秋白卻已經犧牲了，這就是同志關系，同志之間的感情是純粹的，他們表達感情的方式就是把自己最珍貴的和最需要的東西交付對方。可見，他們對財產、對道德的要求也是特殊的。

第四個特點，是富有年輕人朝氣。100年前建黨的那批人，除了極個別屬于“80后”，基本上都是“90后”，還有少數是“00后”。當然，這個“80后”“90后”“00后”要比現在早一個世紀。當時建黨的主體是“95后”，如今的“95后”正是風華正茂。回望百年，駐足腳下，中國共產黨也依然朝氣蓬勃，是個年輕的政黨。這個年輕的政黨對早期中國共產黨的形象幾乎難以復制，他們都是接受過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再從年齡結構來看，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除了陳獨秀年長一點之外，其他都是20來歲、30多歲的人。做過粗略統計，大革命失敗以后，瞿秋白、李立三先后主持工作。瞿秋白當時28歲，李立三29歲，包括任弼時23歲被選入中央政治局，24歲入選中央政治局常委，是黨史上最年輕的政治局委員……這是一個年輕人組建的政黨，它充滿活力和朝氣、樂觀積極，著眼未來，這是早期中國共產黨所具有的重要優勢。

這是歷史的選擇

歷經百年的中國共產黨從理論到制度，各方面都已經非常成熟，我們要格外珍惜。但早期中國共產黨的中央領導層尚不成熟。

鄧小平同志講過，遵義會議以前沒有形成成熟的有能力的黨中央。一群年輕人領導一個年輕的政黨，帶有不成熟的特點在所難免。原因在于，當時時局惡劣，中央領導層不穩定，選擇中央領導人時，又經常要由共產國際來主導安排，沒有能夠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建立起自己的能夠武裝頭腦的理論。所以在這種不成熟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經歷了兩次高潮、兩次低潮，直到確立毛澤東同志在黨內的領導地位，才結束了這種不成熟的狀態。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我想首先對比一下毛澤東之前的歷任領導，他們都是知識分子，理論水平很高，但軍事領導能力不高。在革命年代，一個政黨要生存，領導人的軍事統帥能力是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其次，早期的中國共產黨在理論上不成熟、組織上不獨立，很多事情需要共產國際的批準和認可，這就導致了只能照搬蘇聯經驗，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實事求是派所著理論和所經歷的實踐卻不被認可，這也是毛澤東之前歷任領導沒有站住的重要原因。

毛澤東為什么能脫穎而出？首先，他是軍事領袖，長征、遵義會議復出以后，在軍事上，毛澤東展現了杰出的能力和才華。其次，到了陜北以后，在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剛從蘇聯回國的王稼祥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意見，確定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共產國際支持毛澤東作為政治上的領袖來處理中國的問題。這樣，他從一個軍事領袖到了一個政治領袖。最后，通過延安整風等運動，毛澤東又成為理論上的領袖。從軍事、政治到理論，毛澤東完成了作為被歷史和中國共產黨選擇的領袖過程。

這里著重講述一下，理論上成熟的重要性。理論上的成熟對于中國共產黨的發展壯大和中國共產黨走出早期的不成熟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毛澤東在軍事上寫出了中國革命的戰爭戰略問題《論持久戰》，政治上寫出了《新民主主義論》，哲學上有《矛盾論》《實踐論》，以及文化上發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經濟上寫就的《陜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問題》等一系列切合中國革命實際的哲學、政治、經濟、文化、軍事論著，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理論地呈現出來，為中國共產黨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吳玉章曾說過，《論持久戰》的發表使毛澤東贏得了全黨同志發自內心的贊許甚至崇拜，從而最終確立了他在黨內無可替代的領袖地位和崇高威望。所以，《論持久戰》的發表，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哲學嫻熟應用和對抗日戰爭的透徹分析，征服了全黨同志，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人感到10多年的歷史終于鍛煉并篩選出自己的領袖，所以最終中國共產黨選擇了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