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古爍今的紅軍長征，從1934年10月開始，到1936年10月勝利結束，歷時整整兩年。

在黨和紅軍的高層領導人中，只有朱德經歷了長征的全過程。從一方面軍突圍轉移，到一、四方面軍懋功會師，再到二、四方面軍甘孜會師，最后在西北實現三大主力的大會師，朱德作為紅軍總司令，始終站在紅軍隊伍的前頭，指揮并鼓舞著全軍將士。

他為紅軍戰勝千難萬險、克服種種危機，勝利完成戰略轉移，并實現偉大的歷史轉折，作出了巨大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本文限于篇幅只概述其貢獻的幾個方面。

一、 對紅軍擺脫“左”傾軍事錯誤、重新確立毛澤東正確領導的貢獻

長征是紅軍一次大規模的軍事戰略轉移。戰略轉移開始時，主要領導權仍掌握在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三人團”手里。

但是，有關紅軍的行動部署以及作戰命令，大多是由朱德以中革軍委主席或紅軍總司令的名義下達的，也有少數文電是由他和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聯署的。

這種情況表明，當時朱德雖然被排除在最高決策層之外，但號令三軍還離不開用他的名義。

長征開始時，中央紅軍仍處于“左”傾軍事錯誤的統治之下。

正是這種“左”傾軍事錯誤，導致了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但長征開始后，它已由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防御中的保守主義，變為轉移中的逃跑主義。

毛澤東曾形象地批評這種轉移，就好像“叫花子打狗，邊打邊走”。

朱德在長征初期對“左”傾軍事錯誤采取了抵制和反對的態度，他對紅軍擺脫“左”傾軍事錯誤、重新確立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作出了重要的貢獻，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一是不贊成“大搬家式”的轉移并予以糾正。

朱德曾針對長征初期的問題指出：“長征就像搬家一樣，什么都搬起來走，結果太累贅，很吃虧。補充來的新兵沒有來得及訓練就搞到團里、營里去。沒有帶過兵的人，就會搞空頭計劃。他們不知道沒有訓練過的新兵，不跟著老兵怎么能走？結果，就讓新兵去搬運東西、保護東西……連印刷機、兵工廠機器都搬出去。結果，一個直屬隊就有一萬多，所以，需要的掩護部隊也就多了。因此，部隊動起來很慢。”

事實正如朱德所指出的，長征出發時，紅軍的主力兵團一、八軍團和三、九軍團分別行進在中央縱隊的左、右兩翼，而由五軍團殿后，這樣，戰斗部隊完全被龐大的機關和后勤隊伍所拖累，無法進行機動靈活的戰斗，整個部隊只能被動挨打。

這種情況，在突破第一、第二道封鎖線時，由于紅軍同“南天王”陳濟棠達成了“借道”協議，沒有遭到嚴重阻擊，問題不那么突出；等到過第三道封鎖線時，由于行動緩慢，已經十分被動，到第四道封鎖線過湘江時，就發生了空前激烈的戰斗，紅軍損失慘重。

鑒于這個教訓，過了湘江之后，朱德立即和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王稼祥在12月4日發布《后方機關進行縮編的命令》，并要求檢查攜帶的物資，不必要的立刻拋棄或毀壞，使部隊能夠輕裝前進。

康克清回憶說：“紅軍的嚴重失利，使大家認識到‘左’傾領導者一意孤行造成的損失，到處議論紛紛。他們這時不得不同意朱老總提出的‘丟掉壇壇罐罐’。朱老總召集各部隊領導干部，作了輕裝行軍的動員和布置。我們司令部迅速行動，我清出一大包東西，有蚊帳、鴨絨被和非急需的衣物，叫潘開文拿去送給當地老鄉。”

二是反對“左”傾領導者錯誤的進軍方向，在通道會議上首先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中央紅軍戰略轉移的最初計劃是，突破國民黨軍的圍攻，到湘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

因此，出發時把轉移稱為“西征”，而不是后來所說的“長征”。

紅軍過了湘江之后，國民黨軍已了解了紅軍的意圖，在沿湘桂邊境北上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當于紅軍兵力五六倍的兵力，張開口袋等候紅軍鉆入。

在這個關系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

12月12日，軍委在通道緊急召開會議，討論紅軍行動方針，在朱德和周恩來推動下，會議破例請毛澤東參加（毛澤東回憶說“這一回他們才請我去參加會議”）。

李德在會上不顧敵情的變化，仍然主張按原定計劃行動。毛澤東發言指出，“如果按原定路線前進，就會遇上蔣介石所埋伏好了的二十萬軍隊，一路上大山也多，我軍就有被消滅的危險”，提出改變路線，揮師向西，爾后進入貴州。

朱德第一個站出來表示贊同毛澤東的意見。多年后，毛澤東還記起：“我這么一說，朱德首先表示同意，接著，周恩來、王稼祥也表示了贊成。”

會議決定采納毛澤東的建議。會后，朱德命令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并對行動做出部署。

中央紅軍突然折入貴州，一下子就把十幾萬國民黨軍甩在湘西，贏得了主動。

在進入貴州后的黎平會議上，在烏江南岸的猴場會議上，由于“左”傾領導者仍然堅持要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都發生過激烈的爭論，在爭論中朱德都支持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

在黎平會議上，朱德還提議恢復劉伯承的紅軍總參謀長職務。劉伯承從1932年10月開始任紅軍總參謀長，曾協助朱德、周恩來指揮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大捷。

但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因批評李德的霸道作風，便被降職到第五軍團任參謀長。

朱德深知劉伯承的軍事指揮才能，早在護國戰爭時劉就以智勇雙全而聞名于川滇黔軍界。

現在紅軍西進貴州、四川，正需要有在這一地帶作戰經驗的將領，因此，朱德提議把劉伯承調回紅軍總部任總參謀長，得到中革軍委的批準。

這以后，劉伯承總是率紅軍先遣部隊走在大軍前頭，斬關奪隘，為全軍開辟勝利道路。

三是在遵義會議上，旗幟鮮明地提出改變錯誤的領導。

在具有重要歷史轉折意義的遵義會議上，朱德在王稼祥、張聞天之后發言，以切身體會揭露“左”傾軍事領導者在第五次反“圍剿”和戰略轉移中的錯誤。

毛澤東曾回憶說：“當時朱德就說，李德在國民黨軍第五次‘圍剿’中，命令紅軍打陣地戰，其結果是丟掉了蘇區，犧牲了很多人，最后，我們還是撤離了江西蘇區。而西征開始的軍事策略也是錯誤的，害怕接敵，倉皇逃跑，以致損失慘重，這也是中央的責任。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跟著走下去了。”

朱德在會上發言的大意，還可以見證于當時給李德當翻譯的伍修權的回憶：“朱德同志歷來謙遜穩重，這次發言時卻聲色俱厲地追究臨時中央的錯誤，譴責他們排斥了毛澤東同志，依靠外國人李德弄得丟掉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他說：‘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

從這些回憶中可以看出，朱德的發言，不僅僅是揭發批判“左”傾軍事錯誤，而且是要求從組織上改變“左”傾錯誤領導。

這是他對遵義會議做出撤銷“左”傾錯誤領導的重大決策的一大貢獻。

筆者想指出，過去在有關遵義會議研究和宣傳上，對朱德的這一貢獻沒有給予應有的注意和肯定。

朱德在遵義會議上的態度和發言有著特別重要的作用。這是由于：

1、 他在軍事上的地位非同尋常。他的軍事資歷在黨內比較起來是最深的，有豐富的軍事指揮經驗，有巨大的威望，因此才由他擔任紅軍總司令、中革軍委主席的職務；

2、 他在創建井岡山根據地和中央蘇區的斗爭中屢建戰功，曾同毛澤東一起指揮紅軍取得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同周恩來一起指揮紅軍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

3、 他在第五次反“圍剿”時一直在第一線，對博古、李德軍事上的瞎指揮有著直接的充分的了解，因此，他的發言更有說服力。

朱德與蘇區中央局委員在瑞金合影，左二起任弼時、朱德、鄧發、項英、毛澤東、王稼祥

二、 對克服張國燾分裂主義、維護黨和紅軍團結統一的貢獻

朱德同張國燾分裂主義的斗爭是他在長征中最重要的貢獻之一。過去對此已多有回憶、研究和宣傳，本文不想贅述。只想概要講幾點過去注意不夠或強調不夠的問題。

這里，先引用一份珍貴的史料。1937年6月19日，陳云在新疆通過西路軍部分干部了解了長征中一、四方面軍分離的情況后，給王明并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報告中說：

……必須提到朱德同志的作用。朱德同志真是一個我們黨的紅軍偉大的領袖，他不管在一、四軍分裂初時，四方面軍的一些干部在領導者影響之下，如何地當眾污辱他，仍以誠懇的光明正大的態度來應付這些事情……他始終是諄諄地以全黨、紅軍團結一致，去勸導同志影響同志，他一天到晚地在部隊的下層去教育軍隊，進行政治解釋，進行作戰教訓，以他這樣的經驗之多，以及團結全黨的勸導，四軍的軍隊干部竟沒有一個不擁護朱德同志的，就是以前當面辱罵他的，后來也變成了對朱德同志最尊敬的人。但是朱德同志是一個非常有原則的“和事佬”（他在問題鬧僵時總會設法轉圜），他對于黨的中央是非常尊敬的，他堅決反對組織第二中央，堅決反對開除毛周張博的黨籍，他說：“我是革命軍人，軍人反黨我是不干的！”

他一方面公然堅持這些原則立場，同時卻盡量與四軍黨政軍領導者不分裂，以便取得進行說服教育工作的可能。如果他要分裂的話，他就不能在以后一時期爭取四軍與中央紅軍再會合了。

以上這段話，是長征結束后不久，陳云在新疆向曾喋血祁連山的西路軍幸存的指戰員做調查時得到的情況和看法，應該說，這個敘述沒有受后來歷史影響的痕跡，是很有史料價值的。

朱德同張國燾的斗爭，既講原則，又講策略，這種策略也是一種斗爭藝術，它要求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寬廣的襟懷，要求從大局出發，從長遠的根本利益出發，在一定條件下采取妥協和忍耐，等待時機，因勢利導，創造條件促成轉化。

朱德在黨中央同張國燾斗爭的關鍵時刻，提出暫時采取“過渡性”的辦法。

張國燾在自立第二中央后，朱德一再“規勸張國燾，說你這個‘中央’不是中央，你要服從黨中央的領導，不能另起爐灶，鬧獨立性”。

對張國燾起了有力的制約作用。“朱總司令的地位和份量，張國燾是掂量過的。沒有朱德的支持，他的‘中央’也好，‘軍委’也好，都成不了氣候。”

但是，張國燾一意孤行。1935年12月5日，他以“黨團中央”名義致電彭德懷、毛澤東等，宣稱：“此間已用黨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總司令部等名義對外發表文件，并和你們發生關系”；“你們應以北方局、陜甘政府和北路軍，不得再冒用黨中央名義”。

黨中央從黨和紅軍團結的大局出發，對張國燾這種公然分裂的反黨行為一開始沒有采取斷然措施，而是通過剛從共產國際回來的林育英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的身份做張國燾的工作。

林育英幾次從陜北致電張國燾，規勸他說：“黨內爭論，目前不應弄得太尖銳，因為目前的問題是一致反對敵人，黨可有爭論，對外則應一致”，并說：“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甚至提出一種解決辦法：“國際對中國黨的組織問題本來有如下的意見：因為中國土地之廣大，交通之不便，政治經濟的不統一與發展之不平衡，特別是中國革命在各地的爆發等原因，中共中央勢難全部顧及，因此可以組織中共中央北方局、上海局、廣州局、滿洲局、西北局、西南局等，根據各種關系，有的直屬中央，有的可由駐莫中共代表團代管，此或為目前使全黨統一的一種方法”。

黨中央負責人張聞天也致電張國燾：“我們間的政治原則上爭論，可待將來作最后的解決，但另立中央妨礙統一，徒為敵人所快，絕非革命之利”。“兄之臨時中央，望自動取消。否則長此下去，不但全黨不以為然，即國際亦必不以為然，尚祈三思為幸。”

而張國燾不聽規勸，繼續堅持分裂黨的立場，他1月20日致電林育英，狂妄地要求在陜北的中共中央“自動取消中央名義”，并提出“黨內爭論請國際解決”。

鑒于張國燾頑固地堅持分裂的錯誤立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明確指出“張國燾同志這種成立第二黨的傾向，無異于自絕于黨，自絕于中國革命”，責令張國燾立即取消他的一切“中央”，放棄一切反黨的傾向。

在這種矛盾激化了的情況下，朱德苦思焦慮，提出了一種避免徹底分裂的辦法。

1月23日，他致電張聞天，說：現值革命新的高漲，黨內急需謀統一，為避免對外不一致，“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權，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

這是朱德在草地分離后給中央單獨發出的第二封電報。電報要求中央對張國燾的分裂暫時做出妥協，給張留下一個轉圜的余地，這也是代表四方面軍中主張張國燾放棄第二“中央”同時“給張國燾一個臺階下”的同志提出的“過渡性的辦法”。

朱德的提議正好符合陜北中央的想法。第二天，即1月24日，林育英即致電張國燾、朱德，說：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黨中央的政治路線，并認為“中央紅軍的萬里長征是勝利了”；“兄處可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上爭論可提交國際解決”。

同日，張聞天致電朱德，說：黨內統一一致，才有利于中國革命，“接讀來電至為歡迎”。張國燾“既愿放棄第二黨組織，則他事更好商量”，提出“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弟等可以同意”。

朱德的提議和中央的表態立即起了作用。張國燾的態度開始有所變化。他本來對自立“中央”就覺得理虧，加之朱德等人的反對，以及部隊南下失利已成定局，特別是看到共產國際對他自立的“中央”不予承認，現在找到了一個“直屬國際代表團”臺階下，便就勢同意了林育英的意見。

1月27日，張國燾致電林育英、張聞天，表示“原則上完全同意”瓦窯堡會議“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提出“黨中央此時最好能在白區，但不知條件允許否？此時或由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這句話反映張已承認黨中央的存在，不敢再以“中央”自居。

這樣，張國燾就沒有公開打出他自立的“中央”的旗幟，并且在紅二、六軍團到甘孜同四方面軍會師的前夕，即6月6日，在紅軍總部機關活動分子大會上宣布取消他的“黨中央”。

到了9月下旬，在紅軍三大主力會師的前夕，在他不想會師、想率部過洮河西進的圖謀無法實現的情況下，不得不致電中央：“請洛甫等同志即用中央名義指導我們”。

這是張國燾經過“下臺階”后第一次正式承認接受黨中央的領導。

這個過程，說明朱德在矛盾激化的時刻為避免徹底分裂而提出的“暫時”辦法，和黨中央同意采納這個辦法，是具有政治遠見的。

正是這種政治智慧才決定采取暫時妥協的斗爭策略，而達到維護長遠的根本利益的目的。

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后，朱德對紅軍指戰員講話

三、 艱苦卓絕的表率作用，對紅軍在極其惡劣自然環境里求得生存的貢獻

美國作家索爾茲伯里寫道：長征“是一曲人類求生存的凱歌”，“是考驗中國紅軍男女戰士的意志、勇氣和力量的人類偉大史詩”。

紅軍歷時兩年的長征，不僅要在與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的血戰中求得生存，還要在極其嚴酷惡劣的自然環境中、饑寒交迫境況下求得生存，其艱難困苦的程度，在中外戰爭史上以及人類遷徙史上都是罕見的。

朱德在困境中特別能忍耐和特別有辦法，以艱苦卓絕的表率作用帶領紅軍戰勝了難以想象的困難。

長征時，朱德已年近五旬，是紅軍高層領導中年齡最大的。但他為著節省出幾名強壯士兵去充實作戰部隊，在行軍中既不要擔架，也不要文件挑子，只要了兩匹馬，一匹騎乘，一匹馱行李和文件，供他騎乘的那匹馬又常常留在司令部隊伍后頭,為收容傷病員用。

當時和朱德一起行軍的紅軍總部參謀呂黎平回憶說：“行軍途中，朱德同志經常不騎馬，腰插一支小手槍，同司令部的同志一道徒步行軍。他沿路談笑風生，擺四川‘龍門陣’，以分散干部戰士們的精力，減輕大家的疲勞。”

朱德長征，比同他一起出發的紅一方面軍戰友多走了一年時間，多走了一萬多里路；他三次翻越終年積雪的夾金山，還翻過比夾金山又高出兩千多米的黨嶺山，和紅軍戰士們一起創造了在嚴冬時節越過大雪山的奇跡；他還三次走過荒無人煙、遍布陷潭的草地，這是長征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段路。

但朱德在長征結束后卻回憶說：“當過草地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是極困難了。我還認為是很好玩的。有草有花，紅的花，黃的花，都很好看，幾十里都是。還有大的森林與樹木。草又是青青的，河流在草地上彎彎曲曲的，斜斜的一條帶子一樣往極遠處拐了去……牛羊群在草地里無拘束地自由上下，也是極有趣的。也許因為自己帶著樂觀性吧。”

在長征中，紅軍曾幾度經歷環境惡劣、糧秣無濟、饑寒交迫的日子。每當這時，朱德總是想方設法使部隊生存下來并走出困境。

1935年夏，紅一方面軍從懋功一帶北上進入雪山連亙的藏族區域，糧秣得不到接濟，大軍幾乎絕糧斷炊。在那樣情況下，朱德組織、發動各部隊滿山遍野采摘野菜充饑。

成仿吾回憶說：“朱總司令最善于找野菜，他先組織一個‘野菜調查小組’，親自帶領著小組到山上或原野，找出一些認識的、可以吃的野菜，挖出帶回來，分類洗干凈，煮著吃。然后他又動員大家去找，把大家吃過的野菜都挖來，這樣經過大家的努力，最后竟找到了幾十種可吃的野菜，解決了不小的問題。”

在一些溝谷地帶，7月的青稞麥已勉強可以割來吃了。由于部隊已近絕糧，紅軍總部不得不命令各部隊進行10天割麥，籌備糧秣，同時派人去四處尋找藏民回家，按當地糧價付款。

“上自朱德總司令，下至炊事員、飼養員，都一齊動手，參加割麥的運動”，朱德“不僅同戰斗員一樣割麥和打麥子，并且割下以后從一二十里遠的地方挑五六十斤回來”。

1936年早春，朱德和紅四方面軍為了等待紅二、六軍團北上會師，在平均海拔3000米高的康北高原上渡過了極其艱難的4個月。

幾萬人的大軍口糧無繼，在朱德的帶動下，基本上是靠野菜和臨時找到一點牛羊肉充饑。

朱德親自領導了一個野菜委員會，其中包括老農和醫生，由他帶隊，從漫山遍野的野草中，找出20多種可食的野菜，編了個《吃野菜須知》的小冊子下發到各連隊，并要求各連隊組織野菜組、捕魚組、打獵組，千方百計同饑餓做斗爭。

同時，他還號召部隊自己動手，買羊毛，捻毛線，織毛線衣、毛背心、毛襪子、毛手套，千方百計同嚴寒做斗爭。

“他每次參加總部機關開會，總要談捻毛線，織毛衣，并推薦一些織得好的毛織品，讓大家傳看學習，表揚那些織得好、織得快的同志”。他自己還身體力行，帶頭捻毛線，織線衣。

朱德以艱苦卓絕的表率作用，對紅軍在極其惡劣自然環境里求得生存所作的貢獻，早已得到世人的肯定。

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說：“從純粹軍事戰略和技術上處理一支大軍撤退來說，中國沒有見到過任何可以與朱德統率長征的杰出領導相比的情況……他部下的軍隊在西藏（應為川西北——引者注）的冰天雪地之中，經受了整整一個嚴冬的圍困和艱難……而仍能保持萬眾一心，這必須歸因于純屬領導人物的個人魅力，還有那鼓舞部下具有為一個事業英勇犧牲的忠貞不貳精神的罕見人品。”

四、 對長征中軍事統戰工作的貢獻

紅軍長征，首先是軍事斗爭，戰勝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但同時，也采取統一戰線政策，以減少阻力和犧牲。

朱德由于他的身份、在軍界的資歷和影響，在軍事統戰工作中發揮了特殊的無可替代的作用，為紅軍開辟長征道路做出了貢獻。這里僅舉幾例：

例一：紅軍長征出發前夕，朱德和周恩來根據黨的統戰策略，利用蔣介石和廣東地方實力派的矛盾，派代表同國民黨南路軍總指揮陳濟棠部秘密談判。

朱德致信陳濟棠，說：“先生與貴部已申合作反蔣之意，德等當無不歡迎。”信中提出雙方停止作戰行動、恢復貿易、代購軍火等五項建議。

10月5日，朱德、周恩來派出時任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部長的潘健行（潘漢年）和粵贛軍區司令員何長工二人為談判代表，持朱德給陳濟棠的第七師師長黃延楨的一封短信出發去筠門嶺談判。雙方代表經過三天三夜的談判，達成五項協議，其中第五項是：“必要時可以互相借道”。

中央紅軍開始突圍時，根據“互相借道”的協議，紅軍總部派人通知陳濟棠，陳即令所部讓出一條寬40里的通道。

所以，中央紅軍較順利地通過了第一、第二道封鎖線，使蔣介石慘淡經營了一年多的四面合圍、把紅軍消滅在贛南的圖謀化為泡影。

例二：1935年5月，中央紅軍渡過金沙江后，直指大渡河。

這時，蔣介石由貴陽飛抵昆明，急令“追剿軍”薛岳、周渾元部及滇軍向金沙江追擊，又令川軍楊森、劉文輝扼守大渡河沿岸等地，企圖圍殲中央紅軍于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雅礱江以東地區。

四川軍閥楊森與朱德早年是同學，北伐戰爭時期又是經朱德做工作易幟轉向國民革命軍的。

他想保存實力，又與朱德有這一層關系，于是，便授意其部下、駐滎經的川軍第五旅旅長楊漢忠派人向紅軍總司令朱德送來信函，提出互不侵犯的要求，并告知部隊番號和聯絡信號。

朱德復信說：“漢忠師長吾侄勛鑒：來函悉，吾侄深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殊堪嘉許，已按來意飭敝部先頭與貴軍切取得聯系，專復并頌勛綏！”楊令所部為紅軍讓路，使紅軍得以迅速抵達大渡河，并搶渡成功。

例三：1935年12月15日，朱德根據黨的統一戰線政策，發出致川軍各級將領公開信，號召川軍與紅軍在三項條件下訂立軍事協定，共同反蔣抗日。

這三項條件是：（一）立即停止進攻紅軍和蘇區；（二）立即允許人民群眾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三）立即武裝民眾，作抗日救國軍的后備隊。這封信發出后，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川軍對南下部隊的進攻。

例四：1936年8月，朱德率紅軍二次北上，走出草地，指向甘南。

為減少部隊行動阻力并爭取共同抗日，他曾于8月7日致信四川軍閥劉湘，說：“德等率領抗日紅軍大舉北上，實行團結一切抗日反蔣力量，收復東北失地。先生西陲重石，愛國有素，倘能與紅軍聯盟抗日，共同奠定救國之初基，則國事幸甚，否則亦須建立愛國友誼關系，互不侵犯以保國防實力，勿為蔣賊離間，自相殘殺。”

8月17日，又致信駐甘南的國民黨軍第三軍軍長王均及下屬曾萬鐘、唐淮源等，信中說：“兄等與弟十余年患難交好，均在同一革命戰線共同奮斗，雖中途分離，實亦時勢迫成，當能共諒處。茲亡國大禍臨頭之今日，必能化除成見，共襄義舉，共以救國為重，吳越同舟尚知共濟，同室操戈徒招日寇竊笑。弟素知兄等救國有心，當不以斯言為河漢也。如其不幸，彼此發生沖突，不僅徒傷國防實力，于民族國家前途亦大不利，倘能彼此密派代表共同協商則更妥當。抑或兄等迫于環境與職守關系，亦何妨堅守各城壁壘，使我軍得以尋其空隙通過，達我直接抗日之目的。我軍當亦退避三舍或假作周旋，以為兄等地步也。想兄等必有同情，專此再達。”

王均所部原為滇軍，其主要將領與朱德曾是云南講武堂同學，信件對紅軍減少敵對力量無疑起了重要作用。

五、 對紅軍三大主力實現在西北大會師、宣告長征勝利的貢獻

紅軍長征勝利，是以紅軍三大主力實現在西北大會師為標志的。紅軍三大主力能夠在西北會師，不僅要克服張國燾的分裂主義，使以四方面軍為主體的南下部隊重新北上，還必須使在1936年初仍轉戰在湘黔邊的紅二、六軍團（即后來的紅二方面軍）也經過長征實現北上。

從這個意義上說，由于朱德堅決爭取了紅二、六軍團到甘孜會師，并促成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才有了紅軍三大主力在陜北的會師。這是朱德不可磨滅的歷史功績。

當時的情況是，一、四方面軍分離后，通訊密碼留在紅軍總部，黨中央無法同紅二、六軍團電報聯絡。

而朱德和張國燾則以紅軍總部名義同二、六軍團保持著聯系，經常通報情況，予以指導。朱、張雖然是連名致電，卻各有各的想法，張國燾是想把二、六軍團拉過去，壯大他的力量；朱德是想在二、六軍團與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盡可能給他們以幫助，保護好這支紅軍力量。

四方面軍南下失利后，于1936年二三月從天全、蘆山等地轉移到康北的甘孜一帶，本來準備稍加休整即行北上，這時，得知紅二、六軍團轉戰到黔滇交界的資孔山區，打算在南北盤江間建立新的根據地。

3月23日，朱德和張國燾致電紅二、六軍團，要求他們同四方面軍會合北進。

電文說；“我們建議在你們渡河技術有把握條件下及舊歷三月水漲之前設法渡過金沙江”、“與我們會合大舉北進”，“如果你們決定后我們即布置接應你們”。

紅二、六軍團接電后，放棄了建立新根據地的打算，開始為實現會師而北上。

朱德和張國燾連署電報要紅二、六軍團前來與紅四方面軍會師，而實際上各有自己的算計。

朱德后來同原二方面軍同志談起過這次決策的經過，說：“我想二方面軍過江對我們（指朱德、劉伯承等——筆者）就氣壯了，所以就想你們早點過來好”。

“過江不是中央指示，是我們從中抓的，抓過來好，團結就搞起來了”，“二方面軍過江，我們氣壯了，北上就有把握了”。

但是，就在朱德為紅二、六軍團決定與四方面軍會合共同北上而感到欣慰之際，出乎意料的是，4月1日，接到林育英從陜北來電，說：“二、六軍團在云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又說：“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北出陜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切勿失去南下機會”。

這份電報，曾使四方面軍一些指揮員迷惑不解，不知該怎么辦。徐向前回憶說：“多虧朱總司令決心不變，堅持四方面軍仍在現地休整訓練，待與二、六軍團會合后，共同北上。”

為了實現紅軍的兩大主力共同北上，朱德苦心孤詣，做了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

一是堅持要四方面軍暫時留在康北地區等待并接應紅二、六軍團。

康北地區條件異常惡劣，四方面軍原來不打算在這一帶久留，只想在籌集必要的糧物后即刻北上。

這時，為了策應紅二、六軍團北上會合再共同北進，四方面軍根據朱德的意見改變原來計劃，決定在這一地區停留下來。這個重大決策，被歷史證明是完全正確的。

二是取得陜北黨中央對紅軍兩大主力共同北上的理解和同意。

直到5月20日，才接到林育英等從陜北來電，表示“對于兄等及二、四方面軍全體同志之艱苦奮斗表示無限敬意，對于采取北上方針一致歡迎”，并表示：“中央與四方面軍的關系可如燾兄之意暫采用協商方式”。

不久，中央對紅一方面軍策應紅二、四方面軍北上作出部署，這更促使張國燾下定北上的決心。

三是在賀龍、任弼時、關向應等率紅二、六軍團到達甘孜后，及時向他們澄清張國燾及其追隨者散布的對黨中央的誣蔑，說明張國燾搞分裂的實情，使這些同志堅定地站在擁護黨中央的立場上，一致克服張國燾的分裂活動。

他同任弼時、賀龍背后商量，如何想辦法去會合中央，如何將部隊分開行動，防止被張國燾控制；他給賀龍出主意，向張國燾“要人要東西，把三十二軍（原紅九軍團）帶過來了”。

他還建議要任弼時隨紅軍總部行動，以加強總部制約張國燾的力量；要劉伯承隨二方面軍行動，既擺脫了張國燾的控制，又可以從外面對張國燾起制約作用，以保證順利北上。

四是做好二、四方面軍的團結工作和共同北上的準備工作。

在康北高原等待紅二、六軍團的幾個月，朱德帶領四方面軍廣大指戰員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抓緊做北上準備工作，不僅解決了自己需要的大部分御寒裝備，還為將要到來的二、六軍團戰友們準備慰勞品，縫織了兩萬多件羊毛衣褲，還準備了其他北上行軍物品。

在過草地時，朱德特別指示走在前面的部隊要照顧在后面跟進的二方面軍部隊，并帶頭節省把食物盡可能留給后面的部隊用。

長征勝利結束后，1937年3月，毛澤東為抗日軍政大學第二隊學員題詞：“要學習朱總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堅如鋼”，對朱德在紅軍長征中所表現的特別能吃苦、特別能忍耐、特別能戰斗的革命品質和杰出的貢獻給予了充分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