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在認可中國古代文論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時，必須看到其中還是有些有待發展的路徑與空間。近年來，我反復強調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的知識成就以絕對優勢碾壓了我們的理論成就。

理論與知識，本來是學科的兩個輪子，如果漸偏于一端，不能不說是一種學術內在的不平衡。理論有兩個大的面向，一個是中國文學學科內部的理論，即文學史與文學批評的理論。近年來，基于中國文化意識的自覺，學界對于五四外來文學史觀與文學理論有較大突破。譬如，我們不再囿于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理論來闡釋中國文學。植根于道教與佛教文化同文學關系的研究，《紅樓夢》等小說不再僅僅是反映封建社會末路光景的作品，而更包含了道教與佛教的價值體系及其文學敘事模式，如劫運模式、謫降模式，表達存在與時間之間，貶謫與救贖、永恒與無常、無情與有情的關系，具有高度的隱喻性與哲理意味，由此可以發展出一套中國小說詩學。而我對比李白與蘇軾，發現我國詩學乃至整個東亞詩學中，都有天仙與地仙的區別。同樣是浪漫主義的詩人，如果從道教文學的“游”與“憂”的內部角度切入觀察，李白偏于天仙降謫而東坡偏于地仙游世。這是文論對于文學史的貢獻。這方面的空間還很大。

但我在這里主要不是談內向性，而是從外向性，即中國文論對于當代文化的意義的角度來談理論。任何一個理論性的學科，如果沒有內向性，就缺失了可持續發展的一面；沒有外向性，即成為封閉小圈子的自娛自樂。簡單說，理論的外向性有三個維度：第一，對于現代的批判性，第二，對于當下中國文化思想的建設性，第三，對于人類未來的前瞻性。如果我們對中國文學的理論性真有充分的自信，應該努力將其表現在這三個維度。下面分別簡述論之：

中國文論的批判性：正人倫、美教化、移風俗

批判性有兩層含義。第一是講大義，即理論對時代問題的積極回應。本來，20世紀以來的中國文論已經大大不同于傳統的詩文評，不同于傳統學術中的辭章之學，而是將義理之學包含在內。朱東潤先生晚年寫《元好問傳》時，曾經一針見血地指出： “女真人居然統治了北中國一百一十幾年。他們統治方法，第一是注重文采，其次才談到義理。為什么？因為義理不能多談，談多了是對于外來的統治者不利的。文采才是最實用的東西。無論平仄對偶、鴛鴦蝴蝶，都可以談，而且談多了對統治者更有利。因為談了，他們就沒有功夫談現實、談政治，這都是與統治者有關的。”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第25頁）我們今天并不是處于女真人那樣的統治下，為什么不可以理直氣壯地談義理呢？

而治現代文論者，又普遍存在一種誤判：即認為“主體、意識形態、階級等等理論話語在20世紀語境中之解釋效力顯然遠甚于境界、虛實、氣韻、筆法等等古典文論的概念、范疇和術語”。這一方面是懂得這些概念有深義，不能隨意套用；另一方面也是以偏概全，以為中國古代文論只是一套辭章之學。中國文論中的美刺、諷喻、變風變雅、變今之俗、文以載道、歌詩為時為事而作，以及董仲舒所說的國身通一之旨，天民先覺之義，都是文論的義理。但我們比較忽略這個方面。文論在政治性方面，還沒有真正形成一個強有力的、足以影響現代文論與文化的論述系統。我最近欣喜地看見劉鋒杰先生的新著《文學政治學》，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融入了古代有關文章與道義的觀念傳統，這是一個自覺的批判性的傳統。如何營構中國文論政治學價值體系？如何讓那些做當代文論的學人，有豐富的資源可利用，仍然有很大的理論發展空間。

批判性的另一層含義是當下性。當今互聯網時代，新數字技術與人工智能為中文寫作創造了大眾大規模自發參與的情境，知識獲取、知識生產、寫作傳播與表達的方式都發生了更新轉型。這個變化仍在進行中。這當然是一柄雙刃劍。我曾經對于自媒體的滑稽戲謔言談現象給予相當正面的肯定：當代網絡語文的反諷與幽默都具有自下而上的“草根政治性”。但事情又是復雜的，隨著信息化洪流、自媒體表達及社交媒體的流行，從消極的角度來看，一方面，網絡語文所營造的“后真相”時代的真相將越來越不確定；另一方面，人們的語言表達越來越重復，抄襲風、碎片化、圖片化、淺俗化，甚至口水化、粗暴化盛行。

面具之下，無序與暴力橫行，有一種可稱為“踩踏美學”和“流量思維”的寫作，像一個幽靈一樣在網絡徘徊。中文寫作的問題、危機與契機，前所未有地提到當代文化思想的前沿位置，對我們提出了重要的挑戰。中國文論、中國文章學不能一頭埋進沙堆里成一駝鳥，完全不顧中文生態的重大現實變化。中文寫作與中國文論即文章學，有沒有關系？孟子論“知言”說： “诐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絕沒有過時。——什么是偏頗的言論？什么是過激的言論？什么是背離正道的言論？什么是滑頭的言論？同情、同理，即感應、感發、共感，仍是寫作與批評的金律。如此，主體與對象、知者與所知者，才能和解。而古典文論背后的思想框架，即理/欲、正/邪、文/質、清/濁、雅/俗還是重要的區分標準。

此外，當代文學有娛樂化、消費化、商業化、私人化的傾向，如何以中國文論對癥治藥？中國文章論的主流價值，是要鼓天下之動，動人心之情，正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如果為文而無功效，雖語言華美技巧高妙，但與《禮記·曲禮》所謂“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中的鸚鵡與猩猩，又有什么區別？與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所謂“草木榮華之飄風，禽獸好音之過耳”，又有什么不同？古老的傳統人文思想與觀念，究竟能否在今天復雜而多樣的語文生態中，活生生地發揮作用，這是每一個從事與關心文論的同行都應該去面對、去了解的事情。

中國文論的建設性：如何消化西學為我所有

建設性也有兩層含義。一是大戰略目標。我們黨已經把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基本戰略目標。社會主流價值回歸中國，回歸文化的自覺。以中國文化為主體，消化吸收西方文明的滋養，這也是包括中國文論在內的理論工作很重要的建設性任務。近年來學術文化界都提出了“中國性”的問題。

中國性的問題意識，其實質是如何消化西學為我所有。不能看表面的現象與短暫的成果。想想看我們的先賢完全消化佛教文明這一頓大餐，花了差不多上千年時間。那么我們目前的研究成果、課題以及相關的一些學術會議，只不過是大目標中的一個個小目標，是這條長河中一朵小小的浪花而已。人生何其渺小，文明何其偉大。我一直主張的后五四時代建設性的中國文論，核心命題即一點點消化西學，逐漸建立自我文化主體性。這是一個長程的文化接力。如果說五四是中華文明的一次脫胎換骨，死而后生，那么，后五四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新的開端，生生不已的古老文明的新的征程。如何消化西學？我再舉一個小小的例子，錢鍾書先生《管錐編》里所講的“體用”概念，是一個典型的個案。體用的概念，確實是佛經先用的，但類似“體用”的思維方式，卻是先秦以來就一直有的。錢先生的這一個案，是一個觀念史的成果：先有諸己、慢慢吸收，化西為中，這可能是中西文論思想的一個規律。錢先生得出的結論是： “東海西海，心理攸同。”這對我們今天的理論建設，尤其是無休止地爭論姓西還是姓中，依然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理論的建設性的第二層含義，是關乎世道人心的教化，是關乎人的素質的久久為功的培育。其實，文質彬彬、詩禮傳家、孔門四科： “德行”就是修身， “言語”就是做人， “政事”就是做事， “文學”其實是傳承古代的典籍，就是做教師，整個全人的發展是中國的古典核心。孔門文學觀，很多人認為只是古老的文學史前史的化石，然而其中根本宗旨，是養成健全的人格；辭章之學本身，就具備了文明教化的重要義涵。寫作能力與溝通能力、思維能力、協作能力、思辨能力、創新能力、審美感受能力、價值判斷能力等的關系，寫作與自我成長的關系，無疑是現代社會普遍承認的。此外，我們不能不承認有些概念是中國文論獨有的，譬如“風”，一個人有沒有內在的精氣神，就是“風神”；一個國家、一個時代、一個共同體，有沒有內在的精氣神，就是“風氣”。錢穆說，西學講潮流，中學講“風氣”。這有很深的義涵。潮流趨新尚變，潮流相斗相克， “風氣”更為穩定、基本、長久，由精英主導，上下相生相孚。君子之德風，風行草上，形成社會人心的主流價值。 “風氣”與政治意識形態有關系、有重疊，但不是一回事。 “風氣”更多的要靠知識社會與文化人的心智習性、集體認同與德性共識，要有意識有制度地增大主流知識人對于社會思想文化問題的參與權、話語權與權威性。

中國文論的前瞻性：新新不己的動力

幾千年的中華文化當然是一個不斷發生和變化的動態歷史過程，這個文化傳統的內在生命，就是一個不斷調適自身、新新不己的動力。唯此之故，理論的前瞻性更體現在中國文論在世界文明體系中的應有貢獻。譬如，先秦及早期中國文化中的關聯思維，佛教的諸法無我與西方現象學的情境論，宋代平淡論與消費主義潮流批判，天人合一思想與世界的返魅，佛道思想的“無”與深生態學，以及莊子的魚樂/以明/天機，禪宗的破執無住，古典中國凡此種種的美學智慧，如何回應現代性的機心、科技優勢對于人生的打造、理性化的規整與功利主義的效率優勢，以及排他性的物質主義的文明同質化和海德格爾所批評的“世界僵死”等等，可謂“活中化西”，都有很豐富的學理與足令人操心的事項。深深海底行，才能高高山上立。對中國文論的文脈了解得越深，就越是會對中國文論的前瞻意義充滿信心。

最后要回過頭來講的是，理論在傳統中國，畢竟與西方理論不一樣。我長期堅持習太極拳，體會氣與身的義理。有一次與道教學者李豐楙聊天，他說：陳氏太極就講究一個“纏”字。果然我恍然悟到其中的上下左右、輕重遲緩、欲揚先抑、呼吸吐納，甚至身心合一、神形互動等，都與這個“纏”字相關。我們是理論與文本，理論與價值、智慧融為一體的，不是為理論而理論，為體系而理論——錢穆認為那是一種理論自身自戀式的“張皇夸大”： “中國人從事學問，皆從其當身當代日常人生親切行事之實際需要，有情義、有思想，一本自然，而不加以人為之過分張皇與夸大。” （《晚學盲言》，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第326頁）其實，嚴整成套架構的邏輯體系，是西方知識論的特色。我們講的“體”是身體，是生命，與體系相對應的一個概念是“魂魄”， “魄”是“體”的功能， “魂”是這些功能的總稱， “魂”也是超越“具體”生命的精神存在樣式。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