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就意味著沒有經驗可循。全國政協認真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有關重要指示精神，汪洋主席親自部署研究，多次在中共全國政協黨組會議、主席會議、常委會會議等重要會議上提出明確要求，提出創設專家協商會，并在2021年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中作出部署。

全國政協主席會議成員積極參加有關議題的調研、協商工作，中共全國政協黨組會議、主席會議聽取計劃執行情況和協商成果轉化落實情況匯報，確保相關工作有序推進。一年來，汪洋主席出席了4場專家協商會，并先后主持召開專題會議、主席會議、中共全國政協黨組會議聽取有關情況匯報，17位副主席積極參加調研、出席或主持會議，有力推動了工作開展。

按照2021年專家協商會工作計劃，各專委會制定了專項工作方案，組建專業研究團隊，主要負責同志掛帥，有關負責同志領銜帶隊，邀請相關領域有實踐經驗、研究專長的委員、專家參加課題研究。有的專委會組建了30多人的專家組，有的與相關研究機構深入合作。

工作過程中，各專委會堅持系統總結與找準問題相結合，通過系統梳理中央領導同志有關講話和中央文件、研究文獻、委員提案、典型案例等，找出相關工作中的薄弱環節、主要堵點和焦點難點問題。堅持廣泛調研與小范圍研討相結合，采取實地調研、聯合調研、委托調研、自主調研、網絡調研、問卷調研等方式，走訪部門、高校、研究機構、企業、基層一線等。有的專委會圍繞一個課題先后走訪24家科研機構和18家企業，召開26場座談會，與有關人員面對面座談交流130余人次，深入了解相關情況。有的專委會注重小范圍研討，圍繞一個題目組織召開10多次背對背小型座談會，找準主要問題，為開好專家協商會打好基礎。

在具體形式上，專家協商會一般在小范圍內閉門進行，不限形式、人數、次數，靈活安排，可圍繞一個議題在不同范圍多次協商。

據介紹，去年全年共召開36場專家協商會，其中，除完成計劃內的10個重點議題外，還增加了4個新的議題，全年共討論14個議題。總的看，與其他協商形式相比，與會人員發言氛圍更為寬松，討論互動更加深入。體現了這樣幾個特點：強化了專家作用。有的組織委員、專家之間交流研討，有的請委員、專家與部門交流協商；會議形式多樣。有的圍繞議題多次小范圍研討后再綜合討論，有的圍繞一個議題多次反復協商；注重深入交流交鋒。會議堅持問題導向，圍繞提出問題、研究問題、討論問題、解決問題開展，讓與會人員放下包袱，敢講真話、實話，敢于表達不同意見，在互動交流中讓討論更加聚焦深入。

既然是協商，成果如何轉化？

全國政協創設專家協商會專報，協商成果精準報送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領導同志。各承辦單位全年共報送了16期專報。提案委員會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及時轉為重點提案，農業和農村委員會、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結合議題相關的提案，一并跟蹤督辦。經濟委員會將成果轉化為其他協商會議的發言，支持委員在媒體上發聲正面引導輿論、解疑釋惑、廣泛凝聚共識。

回顧這一年里，專家協商會與其他協商形式相比，強調聚焦一個問題開展閉門協商、深度協商、反復協商、持續協商，更具有靈活性、專業性、深入性的特點，更有效地避免協商程式化，充分展現了專門協商機構優勢，進一步拓展了政治協商內涵，深化了協商民主實踐，彰顯了政協應用型智庫建設成效。因此準確把握專家協商會的功能定位，發揮優勢，切實做到深度協商是前提。

此外，科學遴選好的協商議題是深度協商的基礎。注意選擇其他協商形式難以深度討論的具有前瞻性、敏感性的問題或熱點焦點難點問題進行協商。專委會在提出議題時即統籌考慮解決什么問題、達到什么預期效果、通過什么形式轉化成果、如何跟蹤督促落實。

我們可以看到，2021年的議題中，有5G發展、共同富裕、農業農村現代化指標體系、人工智能科技倫理與標準規范等前瞻性問題，有生育政策完善、香港青少年教育等熱點問題，也有粵港澳大灣區法律及司法規則銜接、不可移動文物綜合保護利用等難點問題，還有民族宗教工作等敏感性問題。這些議題，黨政重視、社會關注、委員專家關心，但各方面尚未形成共識，很好地調動了委員專家和有關部門深入研究討論的積極性，有利于形成一些有價值的成果。

專家協商會，專家的水平深刻影響協商的深度和質量，找到對問題有深度研究思考、具有豐富理論功底和實踐經驗的委員和專家，請“最專業的人做最專業的事”，才能提出專業的觀點和意見。而在實踐工作中，全國政協專家協商會既注重發揮委員中相關專家的作用，也注重邀請全國政協參政議政人才庫、有關部門和相關研究機構智庫等相關專家參與協商，有效保證了協商成果的專業性。

如果說找準專家是關鍵，那么暢所欲言就是保障。專家協商會成功與否取決于與會人員是否講真話實話而不是官話套話，取決于能否暢所欲言、大膽提出不同意見、深化對問題的認識、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案。因此要根據議題，采取不同的會議形式，營造寬松的協商氛圍，才能取得良好成效。

（包松婭 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