窯洞是北方人最古老的居住形式，一般有靠崖式、下沉式、獨立式等形制。夏商時期，先民挖窯洞、建村落、鑿洞而居、耕耘稼穡，《詩經》稱“陶復陶穴”。唐宋時期，窯洞有了功能分工，出現了暗莊、明莊和四合院莊。明清時期，西北地區多見高大土墻將一組窯洞圍起來的堡子。窯洞的數量、形態、種類隨著人口增長和時代發展而變化，歷史上曾有窯洞住室、廟宇、客店、驛站、學校、商店、倉庫等，新中國成立前皮影戲、小型文藝演出等也在窯洞里舉行。據有關方面統計，改革開放前，我國北方約有1億人居住在窯洞。

有人曾說，陜北是一個大氣場。無論土生土長的本地人，還是客居這里的異鄉人，只要投入這塊土地的懷抱，讓自己的心靈與這塊土地同步震顫，就一定能取得巨大的能量。這里的陜北，包含今天陜西的延安、榆林，甘肅的慶陽和寧夏的部分地區。這塊地方高天厚土，黃土層厚，有的達幾十米，百姓家家住著窯洞。由于獨特的山梁、原川、溝壑地貌，其中靠山窯較多。慶陽地區有董志原、早勝原、春榮原、西華池原、屯字原、太平原等大原，原上的人住叫地坑院的窯洞。千百年來，這里的人視窯洞為家業，窯洞代表著財富，凝結著人事，沉積了文化。過去，當地人辛勞一生，最基本的愿望就是筑幾孔窯洞，把結婚叫“入洞房”，有了窯娶了妻，才算成了家立了業。路遙、陳忠實、姚自昌等作家，都寫過窯洞的故事。

這里的窯洞也孕育了中國革命，傳承著紅色基因。習近平總書記把它概括為“兩點一存”，就是陜甘革命根據地為黨中央和各路長征紅軍提供了落腳點，為后來八路軍主力奔赴抗日前線提供了出發點，成為土地革命后期碩果僅存的完整革命根據地。這里的一排排窯洞，見證著中國革命的發展與成熟，曾經寄托著全國人民的希望和力量。延安的窯洞無疑是最革命的，慶陽的窯洞也與中國革命有著密切的關系，曾經是中國革命的搖籃、走向勝利的發端地和起始地。

華池縣的南梁位于陜、甘兩省交界的梢山中，是一個在中國革命史上熠熠閃光的名字。南梁是最初的陜甘邊、后來的陜甘或西北革命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和“心臟”，是一塊不能被遺忘、輕視的紅色熱土。20世紀20年代末，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南梁一帶宣傳馬列主義，組建游擊隊，點燃了陜甘邊區武裝斗爭的烈火，擎起了工農武裝的紅色大旗。為把南梁建成鞏固的后方。1934年2月，陜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小河溝四合臺重建，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在寨子灣恢復，同時成立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標志著武裝斗爭的全面開展及根據地的基本形成。隨著南梁革命根據地的鞏固與擴大，1934年11月4日至6日，陜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關帝廟召開，選舉成立了陜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史稱“南梁政府”，同時還選舉成立了陜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和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南梁革命根據地的開辟與建設，對中國革命產生了不可替代的關鍵作用。如果沒有這塊革命根據地，或者創建以后也像其他革命根據地一樣丟失了，中國革命何去何從，將是一個未知數。在這些窯洞里，革命先輩領導了西北革命，部署了迎接黨中央和中央紅軍，從而奪取了中國革命的偉大勝利。

在正寧縣宮河鎮南500米處有個王錄村。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國民黨親日派頭子何應欽力主討伐“叛逆”，企圖擴大內戰，乘機取代蔣介石。為了策應西安事變，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中國工農紅軍紅一軍團奉命由三邊地區南下，協同東北軍、西北軍御敵。行至淳化、耀縣、三原時，由于西安事變和平解決，部隊返回北上。1937年2月22日，紅一軍團進駐正寧、寧縣一帶。代理軍團長左權、政委聶榮臻、參謀長孫毅、政治部主任鄧小平等領導人和軍團部，分別住在宮河鎮王錄村、北頭村的幾孔大窯里長達5個月。其中，鄧小平住在王度家的2孔窯洞里。在窯洞中，革命先輩組織紅軍開展軍政訓練，發動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盧溝橋事變爆發后，8月上旬，紅一軍團奉命前往三原整編奔赴抗日前線，這里是紅軍抗日的出發點。

在正寧縣五頃塬回族鄉南邑村東約500米的半山腰上，有1處窯洞莊院。莊院坐西向東，門前是縱橫交錯的大溝，不遠處是蒼茫子午嶺，群山環抱，梢林密布。莊院里有5孔窯洞，現為習仲勛舊居。南邑是當時關中特區的首府，習仲勛當年在這幾孔窯洞里領導了關中特區，創建了新正、新寧、赤水、淳耀、永紅等縣的紅色政權。今天莊院的墻根底，當年習仲勛種的1棵桑樹，蒼勁挺拔、枝繁葉茂，一派興盛景象。

合水縣蒿嘴鋪鄉張舉塬村一個小原峁上，有3孔破舊的窯洞，是著名的包家寨會議遺址。1933年11月3日至5日，中共陜甘邊區特委和陜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這幾孔窯洞里召開聯席會議，史稱包家寨會議。會議做出了重建紅26軍、走井岡山道路，以南梁為中心、建立三路游擊區的重大決定。包家寨會議是在全國革命陷于低潮，陜西省委遭敵破壞，與黨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在窯洞中做出的決定，挽救了危難時刻的西北革命。毛澤東把這次會議做出的決定稱之為“狡兔三窟”，也與窯洞有關。

諸如以上有故事的窯洞在慶陽很多，它們見證了我們黨早期革命的重大斗爭、事變、活動，有著輝煌的歷史。陜甘革命根據地時期，黨政軍的指揮所在窯洞，列寧小學、軍械所、被服廠、蘇區銀行等都在窯洞；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陜甘寧省委、省蘇維埃政府都曾在河連灣窯洞莊院辦公，抗大七分校等都建在豹子川的窯洞里。遍布川原、溝梁的窯洞支撐起了戰略大后方，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彭德懷、賀龍、任弼時等都曾在慶陽轉戰運籌、指點江山，領導全黨全國人民一步一步打勝仗、奪天下。

今天，隨著脫貧結束，窯洞也成為文物，但屬于它的榮耀、沉浸其中的記憶和基因尚在，為中國革命立下的功勛彪炳史冊、在老區人心中永存，并沒有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湮滅、褪色。80年前延安的 “窯洞對”，也如鐘長鳴、永不過時。相信只要不忘記那些窯洞，歷史周期率就不會在現實和將來的中國重演。

（作者系甘肅省政協委員，省政協副秘書長、研究室主任）

《 人民政協報 》 （ 2022年04月11日   第 10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