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晶明

之前的專欄文章里，已經不止一次談到毛澤東讀書的一大特點，即以小見大，管中窺豹，見常人所未見，常常是超出書本談書，超出文藝范圍談文藝問題。而且也舉了好幾個例證。比如對魯迅“孺子牛”詩句的意義放大，對《紅樓夢》里林黛玉“東風”“西風”說的當代借用，等等。這里不妨再談一例。

195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接到來自中央的一項任務，從我國古代筆記小說里編選成書，出版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時任所長何其芳同時擔當了為這本書作序的任務。這本書最終于1961年由人民文學出版社正式出版。一本從古代筆記小說里摘錄出來的故事書，總字數不過幾萬字，卻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的高度重視。通過《毛澤東年譜》我們知道，新中國成立初期，針對干部包括領導干部文化水平參差不齊、讀書普遍較少的情形，毛澤東十分重視在干部中提倡讀書，許多重要的政治會議上，經常會把我國古代詩詞、戲曲劇本等作為會議材料印發給與會者，讓他們在閱讀中提高素養、啟發工作。這本《不怕鬼的故事》就是要作為干部讀物下發的。參與本書的編選、注釋工作的成員，包括了余冠英、陳友琴等國內著名的古代文學研究專家。

何其芳作為一位著名詩人和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對于“不怕鬼”的編選目的，應該也會有一個不斷提高認識的過程。他所寫的序言是經毛澤東本人親自改定的，毛澤東在修改過程中加進了許多論述，而這些論述，并不只是在文學層面力求精準，更是在“不怕鬼”的含義上加以提升，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提高站位，尤其是政治站位。

1961年1月4日，毛澤東同胡喬木、何其芳等談話，對何其芳所作的序提出了修改意見。意見集中起來就是一點，如何在戰術上重視打鬼。可以說是從戰略的高度談了戰術的問題。本月23日，毛澤東審閱何其芳報送的按照1月4日所談意見做了修改的《〈不怕鬼的故事〉序》。這一次毛澤東親自動手修改，主要是做了多處加寫。其中有一句是：“難道我們越怕‘鬼’，‘鬼’就越喜愛我們，發出慈悲心，不害我們，而我們的事業就會忽然變得順利起來，一切光昌流麗、春暖花開了嗎？”在序言末尾又加寫了一大段話：“這本書從1959年春季全世界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修正主義組織反華大合唱的時候，就由中國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著手編輯，到這年夏季即已基本上編成。”并進一步強調指出：“這個不怕鬼的聲明，使全世界革命人民的聲勢為之大振，妖魔鬼怪感到沮喪，反華大合唱基本上摧垮。但是，讀者應當明白，世界上妖魔鬼怪還多得很，要消滅他們還需要一定時間，國內的困難也還很大，中國型的魔鬼殘余還在作怪，社會主義偉大建設的道路上還有許多障礙要克服，本書出世就顯得很有必要。”

可以說，把我國古代筆記里不怕鬼的故事編輯成書，用于指導認識當前國際形勢，尤其是東西方較量，把帝國主義比喻為妖魔鬼怪，這恐怕是何其芳還需要再加以學習和認識的高度。在當天下午的談話中，毛澤東對何其芳直接說出了自己的用意：你寫的序言，我加了一段，和現在的形勢聯系起來了。你這篇文章原來政治性就很強，我給你再加強一些。我是把不怕鬼的故事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工具。他向何其芳提出，再增加幾句講半人半鬼。他說：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經過改造，又會走到人。

結合上面的背景，我們今天再來讀這篇序，從文體上講，會有一種明顯的“合寫”感覺，一種潛在的“對話”氛圍。仿佛一位專業的文學研究者在講不怕鬼的故事，另一位文學素養極深的政治家在告訴他，這些故事在今天具有怎樣的認識價值、比喻色彩以及現實意義。筆記小說是“野史”，從史學的角度當然是不足為信的，更不用說是講鬼的故事。但把它們作為政治斗爭和思想斗爭的武器來用時，又具有某種奇妙的意味。

毛澤東還很快為這篇序言作了批示，要求將序文在《紅旗》和《人民日報》上發表。同時指出，“另請著手翻成幾種外文，先翻序，后翻書，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報》上。”這一翻譯要求用意很明顯，是一種政治斗爭的態度，而不簡單是文學作品的“對外譯介”。

1961年12月26日，毛澤東在聽取中央工作會議討論情況時指出：“要告訴我們的外交人員，不管所在國的政府是否反動，一概不搞顛覆活動。蘇聯就是搞竊聽，造謠，收買，干涉，顛覆，撤退專家，斷絕關系，一共總有七八種。我們一概不搞。赫魯曉夫怕鬼，越怕鬼，就越有鬼。他們欺軟怕硬，應該是欺硬怕軟。《西廂記》上講惠明和尚有幾段唱詞，里面有，我從來欺硬怕軟，吃苦辭甘。共產黨人就應該這樣。強凌弱，眾暴寡，從來不得人心嘛。”

“越怕鬼，就越有鬼”，這的確也是中國古代“不怕鬼”故事比較集中的主題，也是毛澤東對當時國際形勢以及鮮明態度的表達，真可謂意味深長。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

《 人民政協報 》 （ 2022年04月11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