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最高法、最高檢、公安部三部門聯合發布《關于依法懲治網絡暴力違法犯罪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以下稱《征求意見稿》），引發社會各界熱議。多位持續關注網絡暴力問題的政協委員對《征求意見稿》進行了解讀。委員們表示，《征求意見稿》明確的“懲治網暴20條”是很大的進步，有助于治理“按鍵傷人”，守護好互聯網的清朗空間。

網絡暴力急需“已病”“未病”共治

近年來，網絡暴力猶如出柙猛虎，屢屢突破道德與法律底線，對公民權利和輿論生態造成嚴重危害，而且一直是網絡治理的難點和痛點。

究其原因，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王學坤分析稱：一是部分網民的網絡素養不高、法治意識不強，認為在網上可以想說什么就說什么；二是網絡平臺和自媒體社會責任感不強，日常管理不到位，片面追求流量；三是立法不完善，法律層面對網絡暴力缺乏準確定義，法律法規及管控措施相對滯后。

全國政協委員，廣西壯族自治區人民檢察院第七檢察部主任韋震玲介紹，近年來國家對網絡暴力行為始終保持高壓嚴打態勢。不過，更多的是“治已病”，即已經造成惡劣影響方才處理，未能形成“治未病”和“治已病”相結合的防、控、懲一體化的綜合治網格局。

“網絡暴力的持續存在和我們長期以來重建設輕管理有關，而且就網絡暴力對公民權利和社會秩序的危害認識不足。”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市帥和律師事務所主任沈騰進一步表示，以往我們對待網絡暴力的態度主要還是抵制、反對、譴責，是一種道德層面的軟約束，法律層面沒有硬規定、行政層面沒有硬措施，讓施暴者有恃無恐。

立案難、取證難、公訴難等問題有望破解

《征求意見稿》稱，將對一些網絡暴力違法犯罪行為從重處罰，包括：針對未成年人、殘疾人實施的；組織“水軍”“打手”實施的；編造“涉性”話題侵害他人人格尊嚴的；利用“深度合成”技術發布違法或者不良信息，違背公序良俗、倫理道德的；網絡服務提供者發起、組織的情形等。

韋震玲表示，《征求意見稿》對網絡暴力的具體行為、社會危害、法律救濟、綜合治理等方面予以明確，對網絡暴力案件中長期存在的立案難、取證難、公訴難等問題提出了針對性的破解途徑。

在王學坤看來，“懲治網暴20條”可以有效解決三個方面的難題：一是解決網絡暴力取證難問題，明確規定了在網絡侮辱、誹謗自訴案件中公安機關協助被害人取證的程序要求和法定義務；二是可以有效解決以往網絡暴力違法犯罪成本低的問題，明晰了網絡暴力的具體罪名及法律責任；三是可以有效地解決遭遇網絡暴力維權成本高的難題，明確了遭遇網絡暴力的維權渠道。

沈騰舉例說，《征求意見稿》的第11條，明確了公安機關協助取證的法律依據。今后，如果被害人就網絡侮辱、誹謗提起自訴，法院經審查認為被害人提供證據確有困難的，可以依照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三款的規定要求公安機關提供協助。

根治“按鍵傷人”須打好“組合拳”

委員們認為，依法治理網絡暴力，根治“按鍵傷人”，需要提高網絡綜合治理能力，全社會齊抓共管、形成合力，特別是要在立法、執法、普法全鏈條打好“組合拳”。

韋震玲表示，建立防、控、懲一體化的網絡暴力綜合治理體系，需要“多主體參與”，通過完善立法明確各層治理責任：第一層是強化網絡平臺經營者的制度化管理。第二層是行政處罰。第三層是民事訴訟。第四層是刑事處罰。“把這四個層次的監管責任和法律責任都落實到位了，綜合治理能力就會得到顯著提升。”

“既要重點打擊網絡暴力的惡意發起者、組織者以及相關的網絡平臺，又要懲處網絡暴力的推波助瀾者。”王學坤表示，要堅決矯治“法不責眾”的心態，重典治亂，強有力地震懾網絡暴力違法犯罪。

“網信辦、公安等監管部門可以建立黑名單制度，對于網暴行為出現較多的平臺重點監控。”沈騰進一步建議說，要壓實網絡平臺主體責任，督促其落實監督職責，倡導實名制上網并且設置一鍵防護功能；建立快速舉報通道；網絡暴力發生后，及時確定施暴主體，并對違規賬號進行處罰。

“治理網絡暴力還需要多種手段相結合，特別是要重視技術手段的作用。”王學坤建議，網絡平臺要強化網絡暴力輿情事前預警，通過技術手段，及時收集網絡熱點問題和輿情線索，防止媒體的不實報道或片面報道。要加強合規建設和事先審查，通過人工智能等方式，對圖片、文字、語音等進行識別，過濾網絡暴力違法信息。

委員們呼吁，要從立法、執法、普法的全鏈條形成法治威懾力，讓保護網絡生態環境的社會認知深入人心；廣大網友也要文明上網，不要把網絡當成法外之地和輿論飛地，共同維護風清氣正的網絡生態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