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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騫墓考古發掘故事
——從《增修漢博望侯張公墓道碑記》說起
1938年張騫墓發掘后,西北聯合大學在遺址旁設立了《增修漢博望侯張公墓道碑記》。發掘主持者徐旭生、何士驥等學者,在公開刊文中將發掘張騫墓稱作“整理”張騫墓。相較扎眼的“發掘墓葬”,“整理墓葬”似乎較容易為公眾所接受。
從“發掘”到“整理”“增修”,一詞之差,顯示在此次發掘的學術工作之外,還有著一波三折的公共考古歷程。
發掘前的公共宣傳
民國時期,張騫墓始終有張氏后裔保持香火祭祀,且受到當地群眾和往來商旅的祭拜。由是,徐旭生等學者用“整理”代替“發掘”,主要是顧及張氏后裔以及當地群眾的情感。畢竟一旦科學考古“發掘”到自家祖墳,總是引人不快,而自古民間素有整修祖塋的做法,以“整理”“增修墓道”的方式開展發掘,能夠一定程度上安撫張氏族人的情緒。
為謹慎起見,何士驥等西北聯大學者沒有直接開展發掘,而是先清理調查墓前的石刻。
在此基礎上,西北聯大積極開展公共宣傳,介紹此次考古工作。其一,何士驥等學者在清理墓前石獸時,專門為石獸壘出石座,向公眾展示其考古工作旨在保護張騫墓。其二,清理墓前石獸的調查報告指出,當時所以認定此墓系張騫墓,主要根據清乾隆時期陜西巡撫畢沅的考訂,但畢沅的結論只依據有限的傳世文獻。如需證明此墓確系張騫墓,則需要“揭開各個墓門,作全部之清理”“以不動原物,僅加掃除為原則。”如此一來,發掘工作不僅無損于張騫墓的威嚴,反而有助于打消坊間傳言。其三,西北聯大計劃在發掘張騫墓后設立博物館,最大限度發揮張騫墓的社會意義,特別是“于今日一致喚醒民族意識,對外實行抗戰之際,必有極大之裨益”。
與張氏后裔的交涉
1938年8月14日,西北聯大校方專門招待張氏后裔中最為年長的張林庵,勸說其同意發掘。在此方面,何士驥等學者做了三方面的工作。首先,極力褒獎張騫的歷史地位,稱其為“民族英雄”“東方之哥侖布”。其次,從張氏后裔的立場出發,解釋整修張騫墓的必要性。因清理墓前石獸時發現雨水沖刷的洞,周圍“封土,至為虛松,有一推即倒之勢”,因而“整理”能夠避免“不肖之徒,妄自出入,擅加損毀”。再次,保證張氏后裔全程參與張騫墓的“整理”工作。
8月18日,何士驥的考古引路人、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所長徐旭生到達城固,指導張騫墓發掘。徐旭生一到城固,就專程拜謁博望侯祠,并會同西北聯大學者及城固縣官員再次會見張氏后裔。經過前期的說服,張氏宗人對發掘工作“無異言”,僅表示“近日有人(或系聯大學生)到墓上,竊取券磚,要求出示禁止”,對此城固縣及西北聯大表示同意。
竊取墓磚,對于張氏后裔而言是玷污先祖,而在徐旭生等學者看來則是破壞墓室的完整性。公眾與考古學家兩方雖然出發點不一定相同,但并不妨礙其達成諒解乃至共識。
發掘開始前的儀式
1938年8月24日,發掘工作開始。與其他考古發掘徑直開展學術工作不同,在張騫墓正式發掘開始前,西北聯大專門舉行了公祭博望侯的典禮,“張氏后裔及張氏戚友數十人俱鄭重參加”“并備鼓樂禮祭”。典禮按照張氏后裔、國立西北聯合大學及城固縣政府、西北聯大歷史系考古組、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所的順序,分別向張騫墓致祭。
典禮“禮節隆重,鼓樂嚴肅,參觀者亦多肅然起敬”“頗能引起一般社會對于鄉賢之注意,故前往參觀者,千百成群,絡繹不絕于途”,甚至于“墓前及四圍無隙地”。群眾的圍觀,使考古工作現場變成一個愛國主義教育的課堂,此前在報刊上有關宣傳,得以更為直觀的方式展現在公眾面前。
發掘現場的沖突
發掘中,張氏后裔每天親臨現場,與學者一道參與相關工作。徐旭生根據此前的發掘經驗,判斷張騫墓發掘“非十數日不辦,而墓門高可及丈,又出余等意料外。”對此,張氏族人失去耐心,“提出抗議”。經過徐旭生等人“解釋訓諭,婉抗交施”“彼等始允開墓門,去土入觀。”27日晚,墓室外圍磚被移去一部分,普通人可以“附身入墓”,但徐旭生則堅持“必去至如余身量之人可不俯身即能入始止”。在徐旭生的反復勸說下,張氏后裔同意打開墓室。
雖然27日白天徐旭生對張氏后裔反對打開墓室頗為不滿,但在27日收工后,徐旭生獨自一人在寓所,做了徹夜反思:“以學術言,吾儕有十分理;以人情言,張氏理由亦頗充足”“當學術與人情沖突時,只有取決于政府之法令。”
由于當時負責認證發掘資質的“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已于抗戰爆發前停辦,徐旭生等人的發掘無法獲得法律上的認可,“故此日張氏如果阻止發掘,吾輩實無辦法”。換言之,徐旭生認為科學發掘固然重要,但并不能簡單粗暴地以科學否定公眾的樸素情感。考古發掘必須直達生土層,亦即將墓室一層層全部揭開,如此一來,勢必嚴重傷害張氏后裔的情感。
故此,徐旭生決定“今日吾輩暫如張氏意,上面取土一層,入各室內一探規模,以為下次工作之預備,下層一切不做,亦未始非善法。”
次日,徐旭生先后征求了許壽裳、周國亭、何士驥等學者的意見,決定發掘到此為止。9月2日,經與張氏族人商議,決定封墓。
發掘后立碑紀念
發掘結束后,除學術方面繼續開展出土文物整理外,徐旭生等學者仍持續開展公共宣傳。
9月12日,徐旭生、許壽裳、何士驥,以及胡庶華、黃文弼等學者參加封墓紀念儀式。10月2日,徐旭生、何士驥與黎錦熙、吳世昌等學者專門開會討論為張騫墓立碑,決定在碑上鐫刻西域圖、補校《張騫傳》,以及吳世昌撰、黎錦熙書的碑文。由于發掘工作顯然已經不止于“整理”張騫墓的外部,為名實相符,碑名將此次發掘定位為“增修張騫墓墓道”。
紀念碑碑文不僅向張氏族人及公眾解釋了此次發掘的意義,特別是突出了激勵各方愛國熱情的意思。第一,相關工作有助于保護張騫墓,西北聯大在發掘后為張騫墓“鳩工培土,重加封植。”第二,發掘中在“散亂陶片中,間有‘博望’漢隸,尤足證為張公原墓為無疑”。第三,也是最主要的,時值抗戰國難,張騫所代表的尚武精神“能御侮圖強,貨殖恣所取給者,胥有賴焉”,因而,發掘張騫墓有助于“立懦振頹,完復興之大業”。
值得一提的是,西北聯大還計劃“征收附近地十余畝,建議由西北師范學院在彼間辦一博望附屬小學,并附設一西域園,將可考從西域移植之植物,如苜蓿、蒲桃、石榴之屬,盡量種植。”雖然此后囿于客觀條件,此議未能實行,但這一設想已和今天公眾所熟知的遺址公園頗為相似。
張騫墓發掘的公共考古意義
從考古學史的角度來看,張騫墓發掘的學術成績相對有限。即便是那枚有“博望”字樣的陶片,徐旭生與何士驥都持謹慎懷疑態度。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瑞考證,此張騫墓并非張騫之墓。
張騫墓發掘所以被反復頌揚,更多源于其成功的公共考古實踐。徐旭生及西北聯大學者用“整理”替代“發掘”,起初不免是回應公眾忌諱考古發掘的無奈之舉。但在實踐中,盛大的整修張騫墓儀式,吸納張氏后裔參與發掘工作,在發掘后為張騫墓厚培封土、增立紀念碑等方式,不僅起到了調和科學發掘與公眾情感的作用,更讓公眾身臨其境地體會到張騫墓所承載的民族精神。
基于張騫墓發掘中的公共考古,張騫墓的關注度得到了大大提升,成為公眾緬懷民族英雄、樹立抗戰必勝信心的公共文化場所。
時至今日,《增修漢博望侯張公墓道碑記》歷經近百年風雨,仍矗立于陜西省漢中市城固縣饒家營張騫墓遺址,默默訴說著張騫出使西域和西北聯大師生學術救國的故事。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歷史學院)
編輯:董雨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