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指出，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繼續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會要求發揮經濟體制改革的牽引作用，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到二〇三五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要圍繞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深化重點領域的改革，形成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體制機制，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保障和持續注入強大動力。

新時代以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取得了偉大成就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氣全面深化改革，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明確了全面深化改革總目標是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改革全面發力、多點突破、縱深推進，各領域基礎性制度框架基本確立。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領導、親自謀劃、親自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將全面深化改革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主持召開70多次中央深改領導小組和中央深改委會議，構建起制度建設的“四梁八柱”。各方面共推出2000多個改革方案，以“中國之制”推進“中國之治”，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了不竭動力源泉，很多領域實現歷史性變革、系統性重塑、整體性重構。

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牽引。新時代以來，我國推動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更好結合，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市場體系和宏觀調控體系持續健全，為推動高質量發展注入了強勁動力，書寫了經濟發展奇跡新篇章。

一方面，我國穩步推進高標準市場體系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建設取得積極成效，高效規范、公平競爭、充分開放的全國統一大市場正在加快形成，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顯著提升。國有經濟功能定位、布局方向、調整機制更加明確，民營經濟發展環境不斷優化，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深入實施，營商環境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水平顯著提升。截至2023年底，登記在冊經營主體達1.84億戶，其中民營企業超過5300萬戶，分別比2012年增長了2.3倍和3.9倍。另一方面，宏觀經濟治理體系不斷健全，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不斷提高，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得到有效發揮，推進財政、貨幣、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協調配合，宏觀調控前瞻性、針對性、有效性進一步提高，有效抵御了國內外重大風險挑戰，有力促進了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堅持以開放促改革。新時代以來，我國依托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實施更大范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加快建設。外商投資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全面實行，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穩步推進，22個自由貿易試驗區和海南自由貿易港建設蓬勃展開，與29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22個自貿協定，與150多個國家、30多個國際組織簽署了230多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建設有力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完善。

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保障

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式現代化的成功經驗表明，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在經濟發展的各個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總是能夠通過改革開放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為經濟發展釋放制度紅利和拓展發展空間，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法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是我黨堅持守正創新原則、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偉大創新，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與我國發展實踐相結合的重大理論成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我們黨的一個偉大創舉。我國經濟發展獲得巨大成功的一個關鍵因素，就是我們既發揮了市場經濟的長處，又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通過建設和持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我國取得世所罕見的經濟快速發展奇跡和社會長期穩定奇跡提供了有效的制度保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對于解放和發展我國社會生產力具有重大意義。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最根本最緊迫的任務還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

根據黨的二十大擘畫的宏偉藍圖，到二〇三五年我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邁上新的臺階，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形成新發展格局，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要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這些目標，必須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進而實現經濟發展的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在未來的現代化新征程中，中國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演化以及經濟改革發展過程中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等新挑戰。這更要求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創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場環境，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既“放得活”又“管得住”，更好維護市場秩序、彌補市場失靈，進而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高質量發展需要始終以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內在統一來把握發展、衡量發展、推動發展，需要統籌發展與安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面臨的突出問題依然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這包括支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和市場體系還不健全，各類經營主體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還需進一步激發，創新能力不適應高質量發展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阿克琉斯之踵”，發展新動能還亟待加快塑造，產業體系現代化水平有待提高，城鄉區域發展還需要進一步協調，綠色發展還不充分，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較大，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還有突出短板，基本公共服務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還需要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還需進一步提升等等。因此，要針對發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為經濟社會發展增動力、添活力，從而為以高質量發展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的關鍵任務

一是完善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體制機制，推進各種所有制經濟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從深化國資國企改革看，要深化使命導向的國企國資分類改革，著眼增強國有經濟核心功能、提高核心競爭力，建立國有企業履行戰略使命評價制度，推動國有資本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推進重點行業自然壟斷環節獨立運營和競爭性環節市場化改革，持續推動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從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看，要加快推動民營經濟專門立法，聚焦民營經濟面臨的市場準入、融資、拖欠賬款等突出問題，立足推動民營經濟和其他各種所有制經濟一樣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持續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的法治環境、政策環境、市場環境。

二是聚焦構建全國統一大市場和完善市場經濟基礎制度，進一步暢通國民經濟循環。推動市場基礎制度規則統一、市場監管公平統一、市場設施高標準聯通，加強公平競爭審查剛性約束，強化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著力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構建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全國一體化技術和數據市場、全國統一電力市場等。完善要素市場制度和規則，持續推動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健全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市場，持續完善產權保護、信息披露、市場準入、信用監管等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夯實市場經濟的法治保障，依法平等保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加強知識產權保護。

三是構建支持全面創新體制機制，進一步為高質量發展提供內生動力。要統籌推進教育科技人才體制一體改革，健全新型舉國體制，提升國家創新體系的整體效能。在教育改革方面，要深化教育綜合改革，加快建設高質量教育體系，分類推進高校改革，建立科技發展、國家戰略需求牽引的學科設置調整機制和人才培育模式，形成同人口變化相協調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務供給機制；在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方面，要優化重大科技創新組織機制，統籌強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加強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改進科技計劃管理，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完善中央財政科技經費分配和管理使用機制，深化科技成果轉化機制改革，允許科技人員在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配上有更大自主權，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在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方面，要實施更加積極、更加開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策，著力培養造就戰略科學家、一流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卓越工程師、大國工匠、高技能人才、一流產業技術工人隊伍，完善人才有序流動機制，強化人才激勵機制。

四是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現代化水平。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要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更好發揮國家發展規劃戰略導向作用，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全面提高城鄉規劃、建設、治理融合水平，加強新出臺政策與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完善實施區域協調發展戰略機制，實現資源配置效率最優化和效益最大化。

五是統籌推進深層次改革與高水平開放，構建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依托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穩步擴大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標和借鑒高標準的市場規則、規制、管理、標準，引進國際高端生產要素，深化外貿體制改革，深化外商投資和對外投資管理體制改革，促進國際國內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國內國際市場深度融合，進一步推進建設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優化區域開放布局，完善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機制。

六是深化收入分配體制機制改革，推動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改革價值取向，推進收入分配、社保、醫藥、養老托育等重點領域改革。尤其是針對收入差距較大、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占比和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占比均偏低這個突出問題，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制度體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立足“提低、擴中、調高”，提出完善勞動者工資決定、合理增長、支付保障機制，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規范收入分配秩序，規范財富積累機制，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健全社會保障體系和人口發展支持和服務體系，完善稅收、社會保障、轉移支付等再分配調節機制，支持發展公益慈善事業，不斷縮小收入差距，持續增強居民消費能力。

（作者黃群慧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