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指出，要“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強調“健全相關規則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生產關系，促進各類先進生產要素向發展新質生產力集聚，大幅提升全要素生產率”。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改革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的必要性

2023年7月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四川、黑龍江、浙江、廣西等地考察調研時提出，要整合科技創新資源，引領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加快形成新質生產力。今年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屆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體學習時強調：“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等改革，著力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在2024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在參加全國人大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決定》在“健全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體制機制”首個部分就強調“健全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體制機制”。隨著新質生產力從提出、確立、部署到實施，與之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也需要不斷改革創新和調整完善。

生產關系必須與生產力發展要求相適應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馬克思曾論述：“社會關系和生產力密切相連。隨著新生產力的獲得，人們改變自己的生產方式，隨著生產方式即謀生的方式的改變，人們也就會改變自己的一切社會關系。”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當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時，它會促進生產力的發展，反之，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發展，呼喚生產關系適應性變革。生產關系適應新質生產力的發展，才能為新質生產力發展鋪平道路。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質生產力的顯著特點是創新，既包括技術和業態模式層面的創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層面的創新。”新質生產力的培育和發展，需要新型生產關系與之相適應，迫切要求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來不斷完善現有生產關系。加快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是習近平經濟思想對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的創新性應用與發展，也是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形成與新質生產力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是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客觀需要。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質生產力是創新起主導作用，擺脫傳統經濟增長方式、生產力發展路徑，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質量特征，符合新發展理念的先進生產力質態。它由技術革命性突破、生產要素創新性配置、產業深度轉型升級而催生，以勞動者、勞動資料、勞動對象及其優化組合的躍升為基本內涵，以全要素生產率大幅提升為核心標志，特點是創新，關鍵在質優，本質是先進生產力。”新質生產力是以高技術、高效能、高質量為特征的生產力，是能夠催生新的產業、新的經營模式、推動產業發展新動能的生產力，是以發明創造、科技創新為本質特征的生產力。新質生產力帶來的知識、數據、技術等新型生產要素的廣泛應用，迫切需要深化經濟體制、科技體制、教育體制、人才體制等改革，打通束縛新質生產力發展的堵點卡點，搶占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制高點。

通過深化改革完善生產關系是我國改革開放偉大實踐的寶貴經驗。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也是決定中國式現代化成敗的關鍵一招。總結和梳理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其中一個深刻啟示和主要經驗就是，要在黨的領導下，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環節和方面。四十多年的改革開放進程，實際就是生產關系不斷適應性變革的過程，從單一所有制漸進式轉變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從單一的按勞分配轉變為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從政府單一配置資源轉向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競爭，實際上是同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生產關系的競爭，是營造發展新質生產力市場環境的競爭，是進一步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的競爭。

我國生產關系適應性變革取得的成就和面臨的問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以偉大的歷史主動、巨大的政治勇氣、強烈的責任擔當推進全面深化改革，堅決破除妨礙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推動生產關系和生產力、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和制度保障。要素市場化配置取得重大突破。市場決定價格機制基本建立，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加快建設，戶口登記實現城鄉統一，創造性把數據、資源環境等納入生產要素。市場經濟基礎制度加快完善。堅持“兩個毫不動搖”，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頒布專利法、商標法等一系列保護知識產權法律法規。宏觀調控方式不斷創新。統籌運用財政、貨幣、產業政策，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發揮稅率、利率、準備金率杠桿作用，引導社會資源向支持科技創新和產業升級方向流動。教育綜合改革持續深化。深入推進高等教育“雙一流”建設，實施“強基計劃”和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計劃等。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改革，深化教育評價改革。科技自立自強進一步推進。成立中央科技委員會，完善黨領導科技工作的體制機制。組織實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組建國家實驗室等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持續破解“卡脖子”問題。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著力“破五唯”；等等。通過新時代全面深化改革，我國社會生產力得到極大解放和發展，社會活力得到極大解放和增強。

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清醒認識到，由于生產力的活躍多變性與生產關系的相對穩定性之間的矛盾，生產關系往往落后于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還有許多不適應新質生產力發展的方面。比如，新舊要素的產權關系尚未從法律上完全建立起來；土地、勞動力和資本等要素市場還呈現出不同程度的區域分割、行政分割、制度分割，數據要素市場尚未建立，知識產權激勵和保護的機制尚不完善；知識、技術、數據和管理等要素價值在分配中還沒有充分彰顯；部分領域的薪酬管理體制、產權界定機制、價格形成機制，不能充分體現新型生產要素的價值；個別領域對專利產品實行政府定價的做法，侵害專利權人市場獨占的權利；教育、科技、人才、社保與產業發展的良性循環尚未形成；受升學特別是高考“指揮棒”影響，教育體系仍注重知識傳授和應試能力，創新性思維培養還有差距；一些科研院所等事業單位行政化色彩較為濃厚；資本市場與新質生產力不夠匹配，等等。

加快構建與新質生產力更相適應的新型生產關系

新型生產關系的塑造要以激發全社會創新活力為目標，著力解決政府行為與市場作用不兼容、宏觀政策取向不一致的問題，完善收入分配機制，深化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改革，加強教育、科技、人才體制的“聯動改革”，加強知識產權法治建設，加快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

完善產權制度。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石，更是新質生產力萌發的土壤。要突出創新引導，打破所有權的藩籬，鼓勵和促進生產要素向創新者聚集。只要有利于創新的，都應當鼓勵、支持；不利于創新的，都應該及時清理、改進，努力營造全社會支持創新、鼓勵創新的制度環境和良好氛圍。參照治理酒駕的經驗，修訂刑法及相關法律中關于侵犯知識產權犯罪的規定，以行為論罪，以后果論刑，加大打擊侵犯商標權、專利權、商業秘密、地理標識等知識產權犯罪的力度。加快建立國家知識產權法院，以適應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需要。

破除要素市場化配置的體制障礙。全面清理、廢除民營企業市場準入的限制性、歧視性規定，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形成完整一致的市場準入制度體系。切實落實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的要求，“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保障民營創新企業及其創新產品同其他所有制企業享有同等的市場準入，同等參與政府采購、項目投標的機會。破除城鄉生產要素流動的制度障礙，有序推進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機制，加快推行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促進城鄉區域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完善科技人才政策，深化人才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加快建設國家高水平人才高地和吸引集聚人才平臺。強化人才激勵機制，建立以創新能力、質量、實效、貢獻為導向的人才評價體系，形成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人才制度體系。加強技術經理人隊伍建設。構建同科技創新相適應的科技金融體制，加強對承擔國家重大科技任務和科技型中小企業的金融支持，完善長期資本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健全現代資本市場體系，為各類創新提供良好的融資環境。健全重大技術攻關風險分散機制，建立科技保險政策體系。提高股權投資、風險投資的便利性。

完善按要素分配的體制機制。完善以貢獻為導向的創新成果收益分配機制，對于穩定市場預期，促進社會資金向新質生產力集聚至關重要。尊重專利等知識產權持有者的市場獨占權、定價自主權和消費者自主選擇權，完善專利產品的利益分配的激勵機制和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允許高風險專利產品取得高回報。按照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規定，落實科技成果完成單位與科技人員約定獎勵和報酬的方式、數額和時限的自主權，健全職務發明的收益分配制度，激勵體制內科研人員發明創造的積極性。國有科研機構科技成果轉化形成的收益歸單位支配使用，不受預算管理的限制。

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融合發展。產學研相結合是教育、科技、人才與產業良性循環的重要條件。教育科研事業單位管理體制改革的一個重點是“去行政化”，落實招人、選人和用人，薪酬、職稱、資金管理，發展規劃、教育科研考核評價、成果轉讓等方面的自主權，建立現代教育科研院所制度。鼓勵和規范發展新型研發機構，探索建立由企業出資、外部研發機構提供解決方案的開放式創新模式。鼓勵和引導高校、科研院所按照先使用后付費方式把科技成果許可給中小微企業使用。加強有組織的基礎研究，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礎研究比重。完善競爭性支持和穩定支持相結合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鼓勵有條件的地方、企業、社會組織、個人支持基礎研究。

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主動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立足于引領、構建高水平經貿規則，大力推進規則、規制、標準、管理等制度型開放。推進高水平教育開放，鼓勵國外高水平理工類大學來華合作辦學。擴大國際科技交流合作，優化對外專業交流合作管理機制。適應科研人員、專家學者對外交流的需要，調整優化外事管理有關規定。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暢通數據等要素的跨境流動。健全對外商投資的審查、國家技術安全清單管理、不可靠實體清單等制度，營造法治化的投資環境。降低高技術移民的準入門檻，增強移民政策實施的配套性和針對性。

（作者系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