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惠強，工學博士，同濟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全國政協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兼任中國工程機械學會理事長，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全國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樓宇科技研究會理事長，上海市統戰理論研究會副會長等職務。

　　長期從事機械設計及理論、科技發展及管理兩個專業的教學科研。已培養指導博士、碩士研究生40多名。著有《金屬結構》等專著6本。負責完成國家科技攻關項目等幾十項課題，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鄭惠強，歷任民盟同濟大學委員會委員、副主委、主委，民盟上海市委候補委員、委員、常委、副秘書長、副主委以及首屆二屆市委青年委員會主任；還曾任第十屆全國人大代表。自2007年4月擔任民盟上海市委主委以來，切實擔負起政治責任，把準方向、善出思路、用好干部，團結帶領班子成員使上海民盟地方組織各項工作有了開創性進展。2010年12月增補為民盟中央副主席。2012年連任民盟上海市委員會主委和民盟中央副主席。

　　■■“青年”鄭惠強:三個媽媽的故事

　　鄭惠強，1953年生。

　　鄭惠強的父母都是廣東潮汕人，父母在家里說的是汕頭話，鄭惠強雖然不會說，但基本都聽得懂。而從父母身上表現出來的勤奮刻苦、克己謙讓都讓他對家鄉充滿了向往和感情。“吃虧就是便宜”、“書讀到肚子里就是自己的”……媽媽常常用這些樸實的話教育青年鄭惠強。

　　1970年鄭惠強從上海向明中學初中畢業赴安徽淮北農村插隊，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段時間是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筆精神財富。”剛到安徽的兩年，他幾乎天天要肩扛遠遠超過自己體重的高粱稈、穗頭。他的腳上至今還留著砍玉米時留下的刀疤。當時雖然腳受傷了，但因為沒有藥，傷口生了蛆還在繼續勞作。在安徽鳳臺縣馬店公社插隊的那些日子里，鄭惠強住在農民張媽媽家。老太太雖然窮，但給鄭惠強吃飯從來不計較。一次張媽媽的兒子說，“媽媽說沒有現錢買煤油，能不能借兩塊錢？”鄭惠強回上海時因為缺錢買車票，就去問張媽媽討回了那兩塊錢。現在回想起來，鄭惠強覺得十七八歲的自己太不懂事了，想想也內疚，他至今保留著安徽媽媽送給他的一只親手用高粱稈編織的籃子。

　　回到上海讀大學時，從未接觸過數學的鄭惠強，連平方根和一元二次方程都不會解。他就找了許多初中和高中的復習資料，從最基礎的做起，幾千上萬道題下來，到了第三學期他就成了課代表。

　　同濟大學工程機械專業畢業后，鄭惠強留在學校當助教。上世紀80年代，鄭惠強作為訪問學者在聯邦德國達姆斯塔特工業大學待了一年。那時為了省錢，他在一對德國老夫妻家里租了一間閣樓房。一開始，老太太對他很冷漠，原來老太太的女兒從不回家看望她，而且以前的住客讓老太太對留學生印象不佳。但是鄭惠強，有空就陪他們聊天、下雨了幫他們收果園水果，還給他們做霉干菜燒肉，老太太很感動，認了鄭惠強做干兒子，每天給他送水果吃。鄭惠強回國前，老太太將年輕時親手織的布送給了他，今天鄭惠強還珍藏著德國媽媽的珍貴禮物。

　　潮汕媽媽的教育、安徽媽媽的樸實和德國媽媽的寬容讓鄭惠強迅速成長，養成了鍥而不舍、吃苦耐勞的習慣。當年，和他一起出國的幾位老師都沒有按時回來，而他卻背著行李回到了上海。“雖然國外的生活條件、學術環境等各方面都比國內好，但一方面，在德國讀一個博士學位至少要花7年時間，我想如果回國邊讀書邊工作多好啊；另一方面，我的想法很簡單，如果我不準時回來，學校就無法再申請到世界銀行貸款，下一期教師出國進修經費就成問題了。人一定要講誠信，所以我回國了。我始終認為我的選擇是對的。”

　　■■“師者”鄭惠強:一種“師生情結”

　　時間回溯到1992年，滬上《解放日報》刊登了一篇鄭惠強班里的畢業生哭著和他道別、堵住了公平路碼頭的報道，81個學生都舍不得這位擔任了5年老想著他們的班主任。

　　在同濟大學當老師的鄭惠強，即使不做班主任，他也會把每個學生都當成自己的孩子來關心。女生之間有了“疙瘩”，找鄭老師協調；男生有什么心事，找鄭老師疏導；如果聽說鄭老師要出差，那當地的畢業生一定會打電話邀請“一定要來我家做客！”

　　鄭惠強就是這樣一位喜歡和學生在一起、又受同學們歡迎的老師。站在教室講臺上授課，是他最大的樂趣。所以，即使在2013年年底因年齡關系卸任了曾擔任6年的同濟大學副校長，他仍放不下教學工作，作為博士生導師繼續指導著同濟大學的博士生和碩士生。

　　“我曾親眼看到學生拿著一把角票交學費，這對我觸動很大。”身為教師，鄭惠強希望自己的學生都能夠不為經濟所累，安心讀書。然而現實中，仍然有因家境貧困中途輟學的學生；聽說學校里有學生為了節省飯錢交學費，打一個菜要分兩頓吃；看到媒體上報道的一個貧困學生，一年的菜錢僅有8塊多錢的時候，鄭惠強就下定決心:一定要為貧困學生做些事情。此時的鄭惠強已經有了一方新的舞臺，他從1994年起連續兩屆擔任上海市政協委員。

　　“在國外，留學生都是靠打工養活自己，而我國卻沒有這種渠道。”曾在德國留過學的鄭惠強萌生了以勤工助學解困大學生的想法。1995年，在上海市政協八屆三次會議上，鄭惠強提交了《為高校特困生解困的三點建議案》，建議高校建立學生勤工助學協調機構，從而為特困生提供有效的資金保證。考慮到學校伙食費因進貨渠道所限、價格難以下調的因素，鄭惠強大膽地提出在郊區開辟大學生學農基地、作為特困生勤工助學場所的建議，而學農基地生產的農副產品可以直接供應高校學生食堂，從而降低伙食成本。

　　提案提出后，上海市教委給予了大力支持，不久就建立了大學生勤工助學的管理機構。該提案同時還作為民盟市委集體提案，獲得了上海市政協優秀提案獎。

　　提案落實后，鄭惠強密切關注其實施效果。通過多方調研和對一些國家的考證，鄭惠強發現，國外主要的助學渠道并不是打工，而是貸學金，也就是用明天的錢讀今天的書。1998年，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在全國首創“助學貸款”，但由于種種原因，申請借款的學生并不多，難以推廣普及。看準高教貸學金制度的發展趨勢后，鄭惠強于1998年上海市政協九屆一次會議上提交了“關于完善本市高等教育貸學金制度的幾點建議”，建議上海市設立金融機構參與的貸學金管理網絡，統籌高校貸學金管理。這一提案被列為大會發言后，又被選作全國政協的大會發言，收到了很好的社會效果。第二年，貸學金制度便開始在上海、北京等8個城市試點。然而跟蹤了一年，鄭惠強發現，助學貸款制度這件好事并沒有真正被做好。針對不斷出現的欠貸現象，鄭惠強分析認為，導致大學生誠信缺乏的根本原因是現行的助學貸款制度的還貸機制和方式尚待完善。2000年2月，在上海市政協九屆三次會議上，鄭惠強又提交了《改進和完善國家助學貸款的若干建議》，根據大學生就業的實際困難，建議將過去的4年償還期限延長至10年，同時建議降低貸款利率，針對外地學生找不到合適擔保人而放棄貸款的情況，建議放寬擔保政策。

　　鄭惠強滿懷深情地對記者說:“作為從事30多年高等教育的大學教師，與大學生長期相處形成了一種特殊的感情，常有為大學生說話的‘沖動’，尤其是為貧困學生呼吁，也已成為我的‘老字號’產品了。有人說，這是一種‘師生情結’。”

　　“沖動”源自于生生不息的愛心涌動，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