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美術館的創辦者們大多從對藝術品的興趣出發，先有藏品，再想到開美術館。

　　中國目前每年新建的美術館多達100家。2001年，全國美術館的總數不到2500家，而十年之后這個數字超過3500家。

　　許許多多美術館以聲勢浩大的開館展覽宣告其閃亮登場，可往往不久之后，就如同漏水的泳池一樣空空如也。

　　在可見的未來里，美術館這種舊形態還將繼續發揮著對公眾進行美學教育的作用。只有好的展覽才能把最優秀的作品理念傳達給觀眾。

　　最近在上海新開的兩家定位于當代藝術的私人美術館，再一次把中國的“美術館興建運動”推上風口浪尖。其一是龍美術館西岸館，由億萬富翁劉益謙和王薇夫婦創辦；其二是由印尼華裔商人余德耀創辦的余德耀美術館。

　　兩家美術館的創建者都擁有數量堪稱龐大的私人收藏品。兩者都位于“西岸文化走廊”，這片濱江老工業船廠區域在政府規劃之下將成為文化創意產業重地：迄今為止，這里已經舉辦過一次建筑雙年展和一次音樂節。今年早些時候，美國夢工廠動畫公司也宣布，將投入24億美元在這里興建一座娛樂城，計劃于2017年建成開幕。

　　這些大手筆的動作，都離不開“文化”二字，而與拍賣價格直接掛鉤的，則必然是“藝術”。于是好大喜功的在位者、豪氣沖天的藏家紛紛慷慨解囊蓋房子搞藝術。最新政府數據顯示，中國目前每年新建的美術館多達100家。2001年，全國美術館的總數不到2500家，而十年之后這個數字超過3500家——其中，單單2011年一年就有390家美術館新開。

　　“我有很多朋友賺了一點錢，退休之后都想開咖啡廳、餐館。其實這些的失敗幾率是最大的，你看外面很多商鋪都是開了關、關了開。”余德耀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時說，“中國的美術館運動很可能正在發生類似的情況。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做一家美術館是多么艱難的事情。”

　　于是，許許多多美術館以聲勢浩大的開館展覽宣告其閃亮登場，可往往不久之后，就如同漏水的泳池一樣空空如也。這些創立者如此擅長于開一家新的美術館，但是如何運營下去才是真正困難的事情。如何使藏品組織有序，如果培訓策展團隊，如何策劃有意義的戰略項目——他們在這些任務面前紛紛顯露怯意。

　　去年底開幕的南京四方當代美術館，自開幕展“歧異花園”之后，尚無展覽計劃。鄂爾多斯美術館亦是數年沒有展覽更新。

　　既然十幾年前，美術館熱潮就已開始，怎樣才能避免成為一個個外表華麗、內在虛無的空盒子？美術館對公眾的影響有多大，對整個藝術生態的意義又體現了多少？

　　十年前如果來上海，還只有兩所藝術機構可供選擇：其一是主攻文物展覽的上海博物館，其二是不遠處的上海美術館，原址空間狹小，不定期會有中小型的現代或當代藝術展。而今天，來上海的游客至少有十家當代藝術機構可以參觀，而當中大多數都源自民營資本甚至私人資本。

　　上海當代藝術博物館建于2012年，是國內唯一一家官方建造的當代藝術機構。它效仿倫敦泰特現代美術館的模式，利用黃浦江邊廢棄發電廠改建而成。單改建工程就投入巨資，這筆費用全部由政府提供。

　　官方背景的美術館與私人美術館最大的區別首先體現在財力上，其次體現在肩負的任務上。上海當代藝術博物副館長李旭對記者說：“作為中國政府主辦的第一家當代藝術機構，我們需要對藝術史作出一定的梳理和表態。同時又擔負了中國和國際的交流與推廣，還有對本土藝術的支持。”后者將在今年年底舉辦的上海雙年展上的青年策展人項目中有所體現。

　　來自政府的官方支持以直接撥款或有形資產稅收減免的方式提供給大小美術館，但是主要的難題依舊存在。

　　“中國所有美術館都只進入了硬件時代，而沒有達到軟件時代。”李旭表示，中國整體藝術環境的發展十分欠缺。比如最重要的博物館法、藝術贊助法沒有制定；稅收結構不夠完善，導致人們捐贈給非營利組織的稅收和用于其他用途的完全沒有區別——于是創始人雖然有錢把建筑實體造好，等到實際運營時卻捉襟見肘。

　　當代藝術博物館開館才不到兩年，每年僅僅在日常耗電這一項上就有上千萬元人民幣。與之相比，人才投入卻相對偏少。目前館內有36名全職員工，這相比于第一年30萬觀眾流量來說顯得頗為緊張。“大家都是先修房子，再招人，再考慮藏品。”他說。

　　和官辦美術館相比，私人美術館剛好相反。不管是王薇還是余德耀，都是從對藝術品的興趣開始，先有藏品再想到開美術館。可是兩家共同的一點，是對專業團隊的投入遠遠不夠。“硬件舍得花錢，軟件就不肯花錢。”李旭說。

　　亂象造英雄

　　中華藝術宮、當代藝術博物館、龍美術館、余德耀美術館在上海掀起了美術館運動。其中還包括由香港珠寶設計師龔明光在2005年創辦的上海當代藝術館，由中國民生銀行出資建立于2008年的民生當代美術館，有百仕達控股有限公司和上海洛克菲勒集團背景、成立于2010年的外灘美術館，以及隸屬于證大集團、建于2011年的上海喜馬拉雅美術館——后兩個是中國其他城市中美術館項目較為常見的模式——伴隨房地產開發而起。

　　“上海的努力，正代表了接下來幾年里中國美術館的發展情況，即本地政府花大錢投資建筑當代藝術機構。其規模與中國目前的許多事情一樣，都是巨大的。展館目前是巨大的，那么現在問題是如何填滿它。說到底，哪會有這么多東西要展示？”紐約大學美術館研究系主任布魯斯·阿爾舒勒在發表于一家英文媒體的文章中說。

　　藝術家是足夠的，藏品也足夠，其實展覽永遠都會有——但問題在于如何去做出那么多“有價值的展覽”。

　　直到今日，中國的美術館很少有幾家能夠像美國同行那樣運作。由于總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管制，美術館無法做出真正吸引公眾的展覽。它們經常出租展廳，為藝術家提供場地，而且價格不菲。并且，有些美術館甚至像畫廊那樣直接在展覽上賣作品。

　　“美術館開多了，早晚都會找到我們這樣的人。我昨天跟朋友說，我們的時代就伴隨著這種亂象來了。”獨立策展人李振華對記者說，“沒有亂象就沒有我們的時代，現在無論有趣無趣的策展人、藝術家都有自己的市場。我覺得這是好事。”

　　而在美術館蓬勃發展的環境下，像李振華這樣的人太少，這才是最嚴峻的問題。只有好的策展團隊才能夠把各種各樣的藝術作品有機組織起來，呈現給觀眾，達到學術高度或者內涵深度——有價值的展覽才會應運而生。美術館之所以成為美術館而非藏家展示空間的意義也才算達到。

　　尤倫斯藝術中心的副館長尤洋總結了這個短缺的三大表現形式：第一，沒有人才儲備庫；第二，上一代人才與當下觀念現狀不相匹配；第三，則是現有學院教學系統提供不了行業所需的職業技能。

　　位于北京的這所藝術機構由西方資深藏家創建，七年來的成功運營使得它成為業內不可忽略的一員。尤倫斯有自己的一套培訓內容，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招聘底層員工時不看專業背景，而是找最有潛力的人。“讓他們在這兒學習，” 尤洋說，“形成行業內良好的人才儲備。從尤倫斯出來的人也都在幾年中成為各家美術館的管理人員。”

　　同樣的情況也體現在高職位的空缺上。余德耀美術館一直都在搜尋合適的館長人選，盡管對于私人美術館來說，館長的光環會被大老板遮住不少，但這樣的工作既需要具有國際視野，懂得自己應該為美術館做些什么有價值的事情，又需要非常了解中國當代藝術這個巨大的生態環境。

　　“好的館長不一定是策展人，而是管理者。要懂得經營，活下去是基礎。”李振華說，“館長提出大方向，然后具體的事情找策展人。國內美術館在具體工作上有著嚴重的誤區，策展部門被大大忽略了。”

　　做給誰看

　　美術館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社會功能，公共教育。在近10年來美術館林立的情況下，彼此之間也逐漸開始競爭拉攏人氣，公共教育活動便是最便捷的途徑。“其實是為了培養美術館的潛在觀眾，也為藝術生態培養基礎人群——因為這些人未來可能會去買畫。”李旭說。

　　外灘美術館、民生現代美術館、喜馬拉雅美術館和尤倫斯藝術中心都設有專門的公共教育部門，定期組織講座、研討會、表演等活動。而當代藝術博物館更有三分之一的人力被投入到這方面的工作上來。

　　可是李振華認為，大部分活動都失去了跟美術館本身的連接，只為了宣傳展覽或是走形式——展覽開幕前后有個對談，之后就沒了。“今天應該是降格教育，用相對平視的狀態與人做互動，而不是居高臨下，這一點是當今美術館嚴重欠缺的。不是告訴你這個東西很牛，而是找你來討論說這東西以后可能會很牛，這是你這個時代的東西，可能自己沒意識到。”他說。

　　甚至在未來，根本不需要美術館。人們只是需要一個空間，既可以支持藝術生產，做展出，又可以和人進行交易買賣。他補充道：“現在所有的規則其實都應該被打破，所有人要想的應該是：我跟我自己，跟朋友、機構之間到底應該處于什么樣的關系。”

　　這一觀點，剛好和尤洋的想法產生某些呼應。“美術館是個現代主義的概念，需要連接觀眾，但基本上觀眾看到的都是文化項目而已。其實大家更需要‘文化中心’，展示當代文化產品。”他說，“當代藝術與現代藝術不同：更加哲學、精英化，審美上與公眾是沒什么關系的。但是美術館需要連接公眾與文化的平臺，需要匹配不同公眾。”

　　不過在可見的未來里，美術館這種舊形態還將繼續發揮著對公眾進行美學教育的作用。只有好的展覽才能把最優秀的作品理念傳達給觀眾；而只有好的策展團隊、支持團隊才能做出有價值的展覽；而只有足夠的報酬、足夠的重視才能培養或吸引有想法的人才。美術館作為建筑造出來之后，接下來還需要花費更大的力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