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近年來，隨著對歷史真相知之甚少的新生代登上政治舞臺，日本對戰爭的反省意識更加淡化，新民族主義思潮泛濫。首相和閣僚在歷史問題上不斷“失言”，右翼勢力猖獗，和平主義勢力沉寂，其篡改教科書、美化戰爭歷史、修改和平憲法、參拜靖國神社、解禁集體自衛權等行徑，引起周邊國家和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深切憂慮。

　　“日本政府這些舉動昭示著，他們正在一步步重蹈歷史的覆轍，也將損害日本的國際責任和道義。”童增認為，潘家峪慘案受害者遺屬的集體上訴，一方面有利于更加直白地揭露日本暴行；另一方面，也將通過追究日本侵略者當年犯下的反人類罪行，反制日本政府和右翼勢力的倒行逆施。

　　由于日方以各種極其荒謬的借口逃避對中國民間和個人受害者的訴訟賠償責任，中國民間對日索賠之路極其坎坷。

　　從１９９５年起至今，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期間的個人受害者及其遺屬，向日本的法院提起了超過３０起的訴訟案件，要求日本政府或相關企業予以賠償和謝罪，但幾乎均遭駁回或敗訴。

　　這些訴訟主要集中于無差別轟炸屠殺、強擄強制勞工、強征奴役慰安婦、細菌戰大規模殺傷等方面。

　　日本法庭多以“訴訟時效已過”“受害者索賠訴求受律師動員非本人意愿”或“中國政府在《中日聯合聲明》中放棄戰爭賠償意味著同時放棄民間賠償”等借口，對中國民間受害者勝訴之路設障。

　　長期研究中日戰爭賠償問題的中國律師楊清說，根據國際法準則和規定，戰爭賠償包括對政府賠償和對個人賠償兩個部分。被侵略國對侵略國放棄賠償要求并不影響被侵略國民間和個人向侵略國政府及相關方面提出受害賠償請求。

　　二戰結束后，區分對待對戰勝國的戰爭賠償和對戰勝國國民的受害賠償已成一種國際慣例。例如，西德政府對二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猶太人進行了長達數十年的賠償。

　　“日本政府的態度，關閉了在日本司法解決這一問題的大門。我們十年前就開始倡導在國內打官司。”童增說。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對中國人受害者侵權的行為實施地發生在中國，而且侵權結果發生地也在中國。根據當前的國際私法理論，侵權案件由侵權行為地法院管轄，侵權行為地包括侵權行為實施地和侵權結果發生地。

　　“中國民間和個人可以向中國的法院起訴日本政府和相關企業要求戰爭受害賠償，中國的法院對此具有管轄權。”楊清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