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代“東”

　　以“西”代“東”是將中國文學研究西方化，在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下研究中國文學，缺少對中國文學民族特點的把握。不可否認，世界各民族文化有共同的發展規律，這是我們在文學研究中可以借鑒西方理論的基礎。但同時我們也要承認，中華民族有自己的文化傳統，在文學創作和研究中有自己的一套體系。可是自近現代以來，我們的文學理論體系逐漸西方化了。在古代文學研究著作中的表述語言，表面看起來還有一定的傳統色彩，但是從理論的闡釋到作品的解讀都帶有鮮明的西方文化印記。這些西方的理論有助于我們在世界范圍內認識中國文學，但是這種生吞活剝的做法，卻不可能很好地解釋中國古代文學現象，反而使人們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的認識越來越模糊，越來越偏離歷史的事實和民族的傳統，失去了民族的特色。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對文學藝術起源問題的論述。

　　可以說，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學起源觀，不同的文學藝術起源觀決定了一個民族文學傳統的形成。中國人很早就有關于文學藝術起源問題的看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心靈感動說：“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樂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禮記·樂記》）“詩言志”“詩緣情”等其他說法都是由此而來。但是，看一下我們的文學史和文學理論著作，在介紹文學藝術起源的問題時，卻很少有人對此加以重點介紹，大書特書的卻是普列漢諾夫的“勞動說”、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席勒的“游戲說”、泰勒等人的“巫術說”、蘇珊·朗格等人的“符號說”等等。當然，我們并不是一概地反對用西方的理論來研究藝術起源的問題，但我們應該認識到，對于藝術起源這樣一個帶有一定先驗性的學術命題，并不是西方人才認識過、討論過，也不是只有西方人的討論才有學術價值和科學性。中華民族在很早的古代也曾經討論過、研究過，并且有西方理論所不具備的長處。更重要的一點是：一個民族對于文學本質和文學起源問題的早期認識，不管它的“科學性”如何，它卻往往真實地反映了這個民族對于文學藝術的理解，體現了這個民族的文學氣質和文學特色，在客觀上成為在該民族文學發展中具有指導意義的理論。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說”即便再有道理，在沒有被中國人接受之前，它對中國古代的文學創作也沒有發生過影響。而“詩言志”這個古老的命題，卻直接影響了中國古代詩歌的創作。而且，只有通過對“言志說”的深刻理解，認識它與中國古代詩人和詩歌創作的關系，我們才能真正發掘中國詩歌的民族特色。

　　事實上，某些流行的以詩歌、小說、散文、戲曲為描述主體的中國文學史體系，也帶有明顯的近代西方文化色彩。我們知道，在中國古代，最有代表性的文學體裁是詩與文，戲曲與小說的形成都很晚，在整個中國古代的文化地位也很低。即便是到了宋元以后，戲曲小說開始流行，詩文仍然占有不可替代的正統地位，可是，按此標準所建立起來的明清文學史，卻把戲曲小說放在了非常顯赫的位置，詩文的地位遠非其比，而賦這一重要的文體則根本不見蹤影。其實，即便是關于詩的發展，由于中西方文化的不同，也顯現出不同的特征，如我們上文所言，受“詩言志”傳統的影響，中國的詩歌從一開始就以抒情詩為主，長篇史詩基本沒有。可是，在上個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有過關于中國古代有沒有史詩的熱烈討論。因為中國古代沒有像古希臘一樣的史詩，有些學者由此認為中國古代文學不發達。而另一些學者則認為，《詩經》中的《生民》、《公劉》、《玄鳥》、《長發》等，就是中國古代的史詩，它們雖然沒有古希臘史詩的長度，但是卻具備史詩的全部要素。仔細分析這兩種說法，其實都深受西方文化的影響。如果我們換一種中西文化平等的立場來看這個問題就完全不是如此。中國文學有自己獨特的發展道路，中國古代不曾產生如古希臘一樣偉大的荷馬史詩，但是在同時期卻產生了如《春秋》、《左傳》、《國語》等一大批記載歷史的偉大的散文著作。而這不正是中國文學值得驕傲的民族傳統，不是對世界文學所做出的獨特貢獻嗎？全球化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思考中西文學的關系，打破西方文化中心論的思維模式，在中國文學史的研究中，這一點顯得特別重要。

　　為什么在20世紀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會存在上述問題？我認為最重要的客觀原因是由于社會的變革太大太快，最重要的主觀原因是功利性過強。因為前者，使我們來不及從容地進行學理上的準備；因為后者，使我們片面地追求社會功效。鮮明的現代主體意識導致了簡單地以今例古，忽略了古代的文學觀與現代文學觀的區別；急于現代化的迫切心情使我們盲目地照搬西方，忽視了中西文化上的許多差異。最終的結果，就是在缺少對中國古代文學進行細致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建構了一個遠遠不夠成熟的功利性過強的西化色彩濃郁的文學史理論體系。這個體系伴隨著中國百年來現代化的歷程而發展，承擔了歷史賦予它的使命。然而，隨著新世紀我們對于全球化和現代化的重新理解，這一文學史理論體系的不足日益顯現。由于缺少對于中國古代文學發展歷程的全面描述，缺少對它的歷史特征和民族特征的深刻把握，如何使豐富多彩的中國古代文學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更多的認同，更好地參與世界文化的建構，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新的課題。

　　作者系首都師范大學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