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幣制改革前后的蔣介石

　　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國家爆發嚴重的經濟危機，為了擺脫危機，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停止金本位，實行外匯傾銷。

　　中國當時是銀本位國家，銀幣無法任意貶值，這樣，中國對外匯價大幅上漲。1934年6月，美國國會又通過《白銀法案》，大幅度提高銀價，在國內外大量收購白銀。

　　由于國際銀價大大高于中國國內的銀價，于是外國在華銀行紛紛收購中國白銀，裝運到紐約、倫敦出售，從中攫取暴利，這樣，中國的白銀開始大量外流，社會上出現了大規模的擠兌、提款、搶購、投機的白銀風潮，這種情況進一步導致國內存銀銳減，市場銀根奇緊，購買力銳減，工商企業紛紛倒閉。

　　為制止巨額白銀的外流，南京國民政府于1934年10月下令對銀類出口征收高額關稅。此舉雖然暫時減少了白銀出口，但卻加劇了白銀走私。面對危機，南京國民政府希望在英、美的支持下，實行幣制改革，以穩定國家金融。

　　英國在華擁有巨大的投資利益和貿易關系，中國白銀的大量外流，影響了英國的在華貿易和投資的安全。

　　1935年1月，英國向南京國民政府表達了英國的貸款條件，即中國必須脫離銀本位，與英鎊相聯系，實行幣制改革。對此，南京政府表示原則上同意。

　　日本堅持“東亞門羅主義”

　　9月16日，英國政府首席經濟顧問李滋·羅斯訪問遠東。李滋·羅斯先后在中國華北、華南和長江流域考察，并與財政部長孔祥熙、中國銀行董事長宋子文等人共同制定了幣制改革政策。

　　為避免與日本發生矛盾，英國表示希望日本與英國共同對華貸款。李滋·羅斯在同日本政府的會談中，提出由偽“滿洲國”繼承“獨立”前中國的部分債務、日本對東北以外的中國領土保全提供保證、中國正式承認偽“滿洲國”、英日聯合對華貸款、協助中國進行幣制改革等一系列建議。

　　但是，由于日本本身也在遭遇經濟危機，實在拿不出貸款，且自認為其在偽“滿洲國”的統治已經穩固，所以日本外相廣田全面拒絕了李滋·羅斯的計劃，還頑固堅持“東亞門羅主義”，不允許第三國介入中國事務。

　　中國放棄銀本位

　　到了10月下旬，南京政府的金融危機更趨嚴重，財政面臨崩潰的危險。為了克服危機，11月3日，南京政府由財政部長孔祥熙宣布實行幣制改革。

　　幣制改革的主要內容是：（一）由中央、中國、交通三銀行集中發行鈔票，并將其定為法幣。（二）將原來流通的各種銀幣禁止使用，白銀不再流通，所有現銀必須兌換為法幣。（三）三銀行無限制買賣外匯。

　　從此，中國從銀本位國家，一躍而成為管理通貨國。

　　中國宣布幣制改革，在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英國政府對中國的這一改革采取了合作態度。11月4日，英國發布國王敕令，禁止英國的銀行和英國人用現銀支付。12月底，又要求英國在華銀行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銀，兌換法幣。在英國的帶動下，除日本以外的各國在華銀行都先后向南京政府交出了存銀，在白銀國有化方面支持了中國的幣制改革。

　　遭到日本的反對

　　為了防止日本的破壞,中國法幣改革方案的籌備計劃是在極端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幣制改革布告發表的前一天，中國銀行副總裁張公權才去訪問了日本駐中國大使有吉，告訴有吉說：“出于汪（精衛）院長遇刺，上海金融市場發生混亂，國民政府不得已堅決實行幣制改革。”

　　有吉4日拜訪了孔祥熙，責問幣制改革為何事前未與日本進行充分協商。孔祥熙只是重復了張公權所作的答復。

　　同日傍晚，李滋·羅斯也訪問了有吉，告訴他說：中國這次實行的幣制改革，他是在2日才知道的。這讓有吉痛感“吃了苦頭”。

　　幣制改革的實行，使中國貨幣得到統一，在客觀上對穩定金融和促進生產有一定作用，同時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政策不利。中國幣制改革開始后，立即遭到了日本的反對。據中國駐日使館的報告，中國幣制改革的消息傳至日本后，“其朝野上下之間，莫不出以猜疑忿嫉之態度，或以為與英國有借款之密約，或以為對彼為不利之準備。”

　　11月8日，日本駐華使館武官磯谷廉介少將就中國幣制改革發表談話，表示“斷然反對”，并“預言”說：“此案事先缺乏準備，復缺乏實行人才，又未得各國諒解，恐早晚數月內，必發生破綻”，因此，停止幣制改革“實為救中國唯一之途徑”。外務次官重光葵在同中國駐日代理大使丁紹伋的會談中再次表示，中國的新幣制與英國相協調，將日本排除在外，“是典型的以夷制夷政策”。

　　日本阻止北銀南運

　　中國幣制改革的發展和磯谷的“預言”恰恰相反，中外銀行都主動地將過去積存的銀元向中國政府交出。

　　按照幣制改革政策，華北地區的白銀均須兌換成法幣才能流通，所以，華北白銀（大約有4000萬元）必須先送到南京，這無疑也是對日本策動“華北自治”的沉重打擊。日本一方面命令在華日本銀行拒絕向南京政府交出存銀，一方面以武力脅迫華北實力派宋哲元，企圖阻止北銀南運。

　　11月8日，日本駐北平武官高橋坦向宋哲元提出了一個所謂的“華北金融緊急防衛綱要”，并威脅說：“白銀國有與華北現銀集中上海，皆危及華北經濟，阻礙日本帝國利益，蹂躪日本近年對于華北之主張。如果貴方不能作防止之徹底處置，日本方面將以實力期其實現。”在日軍的脅迫下，宋哲元下令禁止北銀南運。

　　此外，河北省主席商震、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也受日本脅迫，下令禁止南運現銀，致使華北的幣制改革暫時停頓。

　　接著，日本又提出“華北自主幣制”，企圖建立一個獨立于法幣之外的“華北幣制”，并將其納入日元集團。11月中旬，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賢二向宋哲元提出了“華北高度自治方案”，在金融政策上，要求脫離法幣制度，另定華北五省通用貨幣，與日元發生聯系；在財政政策上，要求截用中央在華北之關稅、鹽稅和統稅等，并以武力脅迫宋哲元按此方案行事，但被宋哲元拒絕。

　　日本利用走私破壞

　　關稅是南京政府的主要財源，為從關稅上破壞幣制改革的基礎，日本支持進行大規模的華北走私活動。

　　到1935年11月底，日本對華北的走私活動更加猖獗。他們任意擴大解釋《塘沽協定》，禁止中國海關緝私船和鐵路海關執行緝私任務，使冀東海口大開，日本走私集團武裝押運走私船出入華北，如入無人之境。此外，日本浪人在日軍保護下,在華北各港口進行大量的白銀走私，以破壞中國新貨幣的發行。

　　1936年初，日本政府指使在上海的數家銀行聯合大商店組成銀行團，公然發行價值十萬元的日幣，在上海日商集中的吳淞、虹口一帶流通。

　　盡管遭到了日本的百般破壞，中國的幣制改革由于準備充分，加之歐美列強在一定程度上的支持，還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斷暴落的上海外匯市場的混亂狀況為之平穩下來；在南京政府統治區內，白銀國有化順利進行，法幣流通正常，外匯比價穩定，產業開始復蘇，而這一切更為后來的全面抗戰打下了經濟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