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達5年半的重慶大轟炸，給重慶人民帶來了極為慘重的災難。這場災難固然是由日軍的暴行所造成的，然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上下腐敗，特別是防空部隊的腐敗，也大大加劇了重慶人民的災難。

日機轟炸重慶（資料圖）

　　重慶大轟炸是指中國抗戰期間，從1938年2月18日起至1943年8月23日，日軍對戰時中國陪都重慶進行的戰略轟炸。據不完全統計，在此期間日軍對重慶實施轟炸兩百余次，出動9000多架次飛機，投彈11,500枚以上。重慶死于轟炸者萬人以上，萬余幢房屋被毀，市區繁華地區大部被毀。日軍對重慶實施的空襲，是世界軍事史上最早的戰略轟炸，其目的是企圖通過制造大量平民傷亡，來瓦解抵抗者的士氣。長達5年半的重慶大轟炸，給重慶人民帶來了極為慘重的災難。這場災難固然是由日軍的暴行所造成的，然而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上下腐敗，特別是防空部隊的腐敗，也大大加劇了重慶人民的災難。

　　地痞盜賊成了防空救護的“主力”

　　1937年11月淞滬抗戰中失利后，南京陷入危機，國民政府于11月20日開始遷都重慶。日軍為了威逼中國政府早日投降，隨即不斷派出飛機遠赴重慶進行轟炸。國民政府為加強重慶空中防務，成立了防空司令部，任命劉峙任重慶衛戍總司令兼防空司令。劉峙隨即向軍委會要求成立了專門的防空部隊，下轄通訊隊、防護大隊、擔架營、工程大隊、機踏車排、警報臺、對空聯絡哨、情報傳遞哨等部門，直屬防空司令部。其實，這些所謂的防空部隊大部分是由原劉峙的衛戍部隊頂替的，如通訊隊就是由衛戍總司令部的通信連頂替，按月由通信連偽造名冊領取雙份軍響。劉峙為了應付部下，規定通訊連長可多拿50元辦公費，派在防空司令部工作的官兵每人每月有4元勤務津貼。

　　而防空部隊的擔架營則由衛戍總部勞動總隊的一個營組成。勞動總隊以改造流氓地痞和盜賊為名，把當時重慶社會上一部分盜竊犯(還有一部分妓女)抓來，用鐵鏈子拴著強迫勞動，而他們的勞動所得則被上層軍官貪污分贓。當然被鎖著干活的都是一些安分的犯人，甚至是一些政治嫌疑犯。至于那些真正的扒手竊賊，卻被看守們私自放到街上繼續偷竊，偷來的東西就交一部分給總隊的官長分贓。防空司令部成立擔架營時，從中挑選了一部分身體強壯的去當擔架兵，規定由犯人自己連環擔保。而實際上所選的都是些扒手慣賊，這些人平時穿著便衣或軍服在街上進行偷竊，一有警報就到指定地點集合準備抬擔架。靠這些扒手盜賊搞救護，救護的效果可想而知。

　　“五三”大火中守城部隊竟趁火打劫

　　1939年5月3日至4日，一場大火把重慶市區的房屋燒去十分之九，人員死傷無數，是重慶空前的大慘案。造成這一慘案的主要原因，是日軍飛機施放了燃燒彈，但重慶防空部隊的貽誤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當時，駐在重慶郊區的國民黨部隊有6個師，還有許多獨立團營單位。火災發生后，衛戍總部下令所有部隊立即出動救火，但幾乎無一響應，反而紛紛向衛戍總部索領救火器材，衛戍總部也就一籌莫展。劉峙只知道在電話里訓斥那些師團長：“你們如果不把火撲滅，我就殺你們的頭。”而那些師團長卻把困難數了一大堆。直到第二天下午，在輿論責難下，劉峙下令，擔一挑水給一元錢，這才調動起數萬軍隊參加救火。本來起初只有二十多處火頭，此時已經是滿城大火，廣大市民的損失極其慘重。

　　而火災發生后，許多達官貴人都直接打電話給防空司令部，要求派救火車去。當時并沒有統一指揮防火的機構，防空司令部也只是臨時抓差，達官貴人們常常持劉峙手令調動正在救火的車輛去先救他們的宅第，以致火勢很快蔓延全城。此外，在著火的第一天晚上，社會上就發生多起搶劫財物的案件，多半是散兵游勇干的。軍政部所屬監護大隊擔任菜園壩一帶的警衛責任，但他們自己就趁火大肆搶劫。群眾報到衛戍總部，衛戍總部竟不迅速采取措施，卻用電話詢問該大隊有無此事。因電話線路已遭破壞，電話沒有打通，最后竟然不了了之。火災之后，大量疏散居民下鄉，很多未被燒完的東西都被留城部隊搜刮一空，燒剩的木頭積存起來當柴燒，損毀的房子略加修理即占為己用，以后竟然向房主索取高價贖回。大火后，許多救火部隊竟競相比較看誰在火場發的財多。

　　防空情報所的防空情報要出錢買

　　當時，重慶防空情報所內設有專門向各大機關和要人所在防空洞報告敵機情況的設備，另外還私設通信網，專替有錢人服務。凡銀行、大企業及大富翁在重慶都有私設的防空洞，另外還有專門賣防空證的防空洞(每張月票10元，躲一次警報每張2元)。這些防空洞都自己出錢請防空情報所為他們架一部電話，以便及時把敵機情況告訴他們，他們則每月送防空情報所一筆錢。當時，許多防空官兵利用與這些有錢人的來往，參加一些經商活動或投機活動，因此這些防空官兵大多能在重慶建起房子，過著比較舒適的生活。

　　至于廣大公共防空洞的防空情報問題，當時是沒有人管的。防護大隊雖然分布在各防空洞門口，但整個防護大隊只有10部電話機。重慶當時共有800個公共防空洞，當然不敷分配，所以防護大隊的人員經常遇到通訊不靈，不能及時處理問題。特別是每次轟炸之后，防護大隊對通信線路的修復總是優先有勢有錢的人家，最后才修防護大隊公共防空洞的電話。總機轉接也是有勢有錢的人有優先權，而公共防空洞來問情況總是遲一些才答復。因為只有這樣，他們才能獲得更多的額外收入。

　　由于當時重慶市內的通信線路經常被炸，群眾對敵機轟炸的情況不容易了解，中央大學等一些團體便在重慶發起創設有線廣播，專供傳遞空襲情況所用。這本是一件好事，很受群眾歡迎。但這件事從1940年計劃起，至抗戰勝利止，也一直沒有搞成。原因是大家都爭建有線廣播的經手權，協調不一致而拖延下來。最后，這一工程被重慶防空司令部爭到了，經費第一期就是14萬元。但防空司令部拿到這筆錢不是馬上動手開干，而是拿去經商，到萬縣去買煙葉，賣給重慶煙草工廠。他們借口首先要解決技術問題和器材問題，就這樣一再拖延，最后還是說器材問題無法解決而中止進行。當時，技術和器材是有些困難。交通部擁有一部分技術力量和器材，但因經費不由他們支配，他們就不肯拿出來。經濟部、資源委員會有制造器材的設備，但借口還有更重要的任務，也不同意給重慶防空制造器材。而重慶防空司令部的人就正好以此為借口長期占用資金做生意。同時，負責電訊工作的人也反對有線廣播的建設，因為這樣一來，所有額外津貼都有被取消的可能。后來防空司令部勉強買了一些器材做了一些初步試驗，但因沒有誠心去搞，最后還是作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