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學東漸的策源地

　　明清時期，從澳門出發進入中國內地，以利瑪竇為代表的耶穌會士，經過十余年的摸索，找到了一條“合儒易佛”的“適應文化”路線，科技傳教、文化傳教、刊書傳教成為傳教士們的主要方法，由此，拉開了中西文化交流，西學東漸的大幕。

　　從歷法來看，《崇禎歷書》到順治時已經換成《西洋歷法》，王朝的歷局已經開始使用西方天文學的方法。哥白尼學說在中國傳播，《崇禎歷書》已把哥白尼列為四大天文學家之一，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此外，書中還大量運用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的材料，中國天文學史專家席澤宗先生對此有非常詳盡的說明。另外，湯若望等人在《崇禎歷書》中還采用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天文學理論，沒有直接采用哥白尼的理論，這里有一個觀察的準確性問題。對于耶穌會士來說，觀察和計算的準確性是首要的，只有如此才能取得中國皇帝和士大夫的信任，天主教在中國的傳播才有可能。

　　對大航海后西方地理學知識的介紹是入華傳教士們所做的一個重要的工作，它首先表現在繪圖上，接著是詳細介紹地理學知識。這在當時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對中國人的思想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同時，傳教士們也開始在西方繪制和出版中國的地圖，從而給歐洲拉開了中國神秘的面紗。

　　利瑪竇在肇慶時，凡到他的房間去的文人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就是掛在墻上那幅《山海輿地全圖》。利瑪竇在日記中記載，許多中國人第一次看到這幅地圖時，簡直目瞪口呆，不知說什么為好。因為幾千年來的“夷夏之分”使中國人認為在世界上只有自己的國度是最文明的，其他地方都是蠻荒之地；中國歷來地處世界的中心，是文明的中心。現在這幅地圖上竟然在中國之外仍有那么多的文明國家，更不可容忍的是，中國在世界上竟不處在中心地位，與整個世界相比，泱泱大國的中國竟如此之小。利瑪竇看出了這種沖擊，為了使中國人更好接受，他重新繪制了這幅地圖，只是這次將中國放在地圖的中心的位置，使中國人心理上舒服些，滿足了“華夏中心”的想法，反正地球是圓的，狡猾的利瑪竇這樣畫也倒沒有違反什么原則。目前尚不能肯定利瑪竇所繪制的地圖的原本是哪本書，大多數學者認為很可能是1570年出版的奧特里烏斯的《地球大觀》，這本書現在藏在北京的國家圖書館。

　　一時間，利瑪竇的《山海輿地全圖》成為文人的熱門話題，根據著名歷史學家洪煨蓮先生的考察，短短的時間里此圖竟然在全國先后被翻刻了12次之多，如1584年在肇慶由王泮刻印的《山海輿地地圖》，1595年在南昌刻印的《世界圖志》，1598年趙可懷、勒石在蘇州兩度刻印的《山海輿地圖》，1600年吳中明在南京刻印的《山海輿地圖》，1604年郭子章在貴州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圖》，1606年李應試在北京刻印的《世界地圖》等等。

　　那么，利瑪竇的這幅“萬國全圖”給當時的中國人帶來什么新的東西呢？它憑什么得到了上至皇帝，下到書生們的喜歡呢？或者說為什么會受到另一些人的強烈反對呢？我想大約有以下兩條：

　　第一，打破了“夷夏之分”的傳統觀念。“夷夏之分”是儒家的一個重要看法。春秋時代孔子從政治統一的觀點出發在《春秋》中主張尊王攘夷；從文化的角度出發，在《論語》中主張用夏變夷。這樣“夷夏之分”的思想就成了儒家主要思想之一。先秦儒家通過“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的“夷夏之辨”確立了華夏文化“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論語·季氏》）的自信心和“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無也”（《論語·八佾》）的優越感。宋代理學家石介《中國論》說得最為明白，“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國內也。”這種文化自信心和優越感，一直是中國士大夫們天下觀的支撐點。而在利瑪竇的地圖面前，文人們突然發現華夏并不等于天下，中國之外也并非都是蠻夷之地，遙遠的歐羅巴文明程度幾乎和中華文明一樣燦爛，那里“工皆精巧，天文性理無不通曉，俗敦實，重五倫，物匯甚盛，君臣康富，四時與外國相同，客商游遍天下。”這樣，幾千年的“夷夏之分”瞬間突然倒塌，這種沖擊是可想而知的。

　　所以，利瑪竇地圖所介紹的這種文化觀念始終受到了不少人的批評，那些堅決反對傳教士的人更是氣不打一處來，說：“乃利瑪竇何物？直外國一狡夷耳！”當然，擁護、贊同利瑪竇地圖的人也不少。刻印利瑪竇地圖的郭子章有句話很典型，他在自己所刻印的《山海輿地全圖》的序言中說：“利氏之圖說”是“中國千古以來未聞之說者”。文人學子們在接受利瑪竇的世界觀念的同時，實際上開始逐漸地走出了華夏中心的老觀念。一幅地圖，是一個新的世界觀；一幅地圖，是一個新的文化觀。

　　第二，它打破了“天圓地方”的觀念。在中國第一個宣傳地圓說的并不是利瑪竇，而是道明會的傳教士高母羨,他寫了一篇《無極天主正教真傳實錄》的文章，明確提出地圓說，只是這篇文章在中國并無流傳，1952年在西班牙國家圖書館里被發現。而利瑪竇的地圖是廣為流傳的，實際上中國文人所知的地圓學說就是從利瑪竇這里聽到的。利瑪竇說：“地與海本是圓，而合為一球，居天球之中，誠如雞子黃在清內。有謂地為方者，乃語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語其形體也。”（《坤輿萬國全圖》禹貢學會1933年本）文人們見到這樣的文字感觸很深，對傳教士所介紹的西學一直抱有熱情的楊廷筠說：“西方之人，獨出千古，開創一家，謂天地俱有窮也，而實無窮。以其形皆大圓，故無起止，無中邊。”（《職方外記序》）利瑪竇可謂“獨創新說的千古偉人”。對絕大多數的文人來說地圓之說前所未聞，所以劉獻廷在《廣陽雜記》中說：“如地圓之說，直到利氏西來，而始知之。”利瑪竇自己也說，他對中國整個思想界感到震驚，因為幾百年來，他們才第一次從他那里聽到地球是圓的。

　　與此同時，西方的數學、藝術、繪畫、語言開始像涓涓的溪流進入到中國的知識系統中。在利瑪竇贈給程大約的四幅宗教畫中，文人看到了拉丁文的字體。對西洋繪畫的傳播，貢獻最大，并在中國畫界產生廣泛影響的當屬郎世寧和王致誠、馬國賢等人為代表的宮廷畫師。郎世寧所畫的《平安春信圖》、《哈薩克貢馬圖》，以及他為南堂所畫的壁畫，都充分反映了他的西洋畫技法，如《畫趙渠笈》中所說，“世寧之畫本西法而能以中法參之”。他們所代表的西洋畫師對中國畫壇產生了影響，如康熙年間的畫家焦秉貞，他所畫的作品其“位置之自遠而近，由大及小，不夾毫毛，蓋西洋法也”。正是在這一時期，一些畫家像焦秉貞那樣，參用西法，“而產生了糅合中西畫法的新畫派”。

　　清初“歷獄案”中，楊光先告狀后，湯若望、南懷仁、安文思、利類思等傳教士被打入死牢，發生了中西歷法之爭。年幼的康熙皇帝在處理這個案件時，不僅表現出來高度的政治智慧，并以此案為契機，將鰲拜集團粉碎；而且，這場天文歷法之爭引起了他對西洋科學的興趣，西方科學技術和文化在康熙年間的中國得到大規模傳播。乾隆皇帝繼承康熙的遺風，對西洋傳教士一直十分鐘愛，宮中西洋風勢頭不減，畫西洋畫，建圓明園大水法，造西洋表，西方文化在娛樂的形式中延續、傳播和發展。

　　同時，天主教開始在中國傳播，并基本在中國扎下了根，盡管雍乾百年禁教，但作為一種外來宗教他已經開始融入中國社會。

　　西學東漸，拉開了中國近代化的序幕，尤其是晚明到清中期的西學東漸，盡管中西文化之間也有沖突、爭執，但文化之間的相識、相遇、理解和學習仍是主流，這和晚清時的中西文化交流有顯著的不同。1840年后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樞橋梁日益轉向香港，但澳門在1500-1800這300年中所積累的西學東漸知識為中國近代文化的轉型奠基了基礎，同時，提供了比1800-1949年間的西學東漸更為珍貴的歷史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