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右）與柯靈

　　中國民主促進會中央委員會1989年8月創辦了一本雜志叫《民主》，如果尋根溯源，其前身是1945年由鄭振鐸創辦的《民主》周刊。當年，民進的主要創始人馬敘倫、周建人、許廣平不僅擔任著《民主》周刊的編委，而且還經常在《民主》周刊上發表文章，僅馬敘倫一人一年時間在《民主》周刊就發表了56篇重要文章。

　　還有，民進成立后的第一個文件《對時局的宣言》也是在《民主》周刊首先發表的。這時的《民主》周刊，實際上已成為了民進早期開展民主斗爭的喉舌。

　　鄭振鐸與《民主》周刊

　　抗日戰爭勝利后，大后方的文化人紛紛回到上海，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了反內戰、爭民主、求團結的斗爭。當時，抗戰以前的進步刊物早被查封，急需要創辦一些進步刊物。為了繼承鄒韜奮當年辦《生活》周刊的光榮傳統，徐伯昕商請鄭振鐸出馬，主編重辦一份周刊。刊物的刊頭采用鄒韜奮手跡，同時為了防止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以及便于登記，不用《生活》周刊的名稱，而改用《民主》為周刊的刊名。

　　鄭振鐸義不容辭地挑起了重擔。《民主》由鄭振鐸出面任主編，周建人、許廣平、馬敘倫、董秋斯、羅稷南為編委。一切籌備工作就緒后，于1945年9月間，由鄭振鐸同志出面，在魯迅先生生前常去的一家酒店里，約請了一批上海文化界名人，正式宣布《民主》周刊即將出版的消息，并請到會朋友們提供稿件。

　　當時會場氣氛非常熱烈，大家一致表示支持。沈鈞儒、沙千里、史良、閔剛侯四位名律師熱忱同意擔任周刊社的常年法律顧問。經過緊張的籌備工作，《民主》周刊在1945年10月13日出版了創刊號。

　　創刊號發表了鄭振鐸撰寫的《發刊詞》。《發刊詞》堅定地表示要代表全體人民的利益，毫不含糊地為民主而斗爭。創刊號上，還發表了他寫的《走上民主政治的第一步》，指出在國民黨軍隊接收了敵占區后，第一步就應該恢復人民的自由權，而不是戒嚴、搜查和壓迫。

　　《民主》、《周報》，加上10月3日創刊的《文萃》周刊，時人稱為三大民主刊物。10月20日，在《民主》、《周報》、《文匯報》、《建國日報》等報刊上，同時發表了由鄭振鐸領頭共24人簽署的《上海文藝界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書》，表達了久被隔絕、非常想念的心情和團結戰斗的決心，并及時建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既已取得合法地位，現在只要省去“抗敵”二字（簡稱仍是“文協”），便可繼續領導全國文藝界從事建國工作，名正言順（后來，文協接受了這一提議）。

　　蘇北解放區作家也寫來了熱情洋溢的慰問信。其中說：“我們簡直不能想象，你們這幾年是怎樣堅持過來的。在暗無天日的暴敵統治之下，你們像一盞孤燈，獨守在漫漫的長夜，不顧一切地面對生命的與生活的血淋淋的威脅，為民族為文化保持了崇高的氣節與傳統！”

　　此時的鄭振鐸一下子沖到了最前線。尤其是在國民黨撕毀《雙十協定》之后，鄭振鐸連續在《民主》周刊上發表政論《我們反對內戰》、《我們的主張和態度》，指出：“目前最迫切的問題，莫過于制止‘內戰’。”

　　《民主》周刊促民進成立

　　《周報》、《民主》以及其他一些雜志的主編和主要撰稿人經常聚會座談，互通消息。他們每周在聯華銀行八仙橋分行(今西藏南路26號)的會議室聚會，分析時事，商討出版事宜和斗爭方式。與此同時，在王紹鏊周圍也集結了一批上海工商界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陳巳生、謝仁冰、劉樹梅、張紀元等，經常在謝仁冰家集會，商談救國之道。

　　經謝仁冰引見，馬敘倫與王紹鏊面晤，決定雙方以后在一起集會座談，地點在上海北京西路的廣和居飯館樓上。

　　馬敘倫方面參加聚會的有鄭振鐸、傅雷、唐弢等；王紹鏊方面有林漢達、謝仁冰、張紀元等。以后范圍逐漸擴大，許廣平、周建人、趙樸初、徐伯昕、柯靈、梅達君、李平心、曹鴻翥、劉哲民、馮少山等先后加入，地點由廣和居飯館轉移到八仙橋青年會禮堂。

　　他們不僅在一起座談時局，而且在《周報》、《民主》、《文匯報》等新聞陣地聯合發表文章。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分別提議或寫信給馬敘倫和王紹鏊，希望成立永久性的組織，以便長期共同戰斗。經過協商研究，雙方一致同意成立一個以促進民主政治的實現為宗旨的政治組織，取名為“中國民主促進會”。12月30日，中國民主促進會在上海宣告成立。

　　從1945年10月至1946年10月期間，馬敘倫在《民主》發表過56篇重要文章，如：《走上民主的路吧》、《寫在政治協商會議開幕以前》、《對政治協商會議建議書》、《蔣先生要聽這樣的話》、《上海各界呼吁和平》、《玩手段和誠意》、《民主是封禁不了的》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