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時代，每每談及信息安全與隱私問題，人們總是習慣將其與“侵權”聯系在一起，認為個人信息泄露是受到了他人侵犯，把隱私泄露完全歸咎于人。事實上，在以互聯網為主導的數字化和網絡化傳播模式下，媒介技術本身便傾向于泄露個人隱私，構成信息威脅。

　　隱私泄露的技術誘因

　　美國學者尼爾·波茲曼認為，任何媒介技術都有內在的負面傾向，會在潛移默化間影響人們的日常生活。這一觀念同樣適用于隱私安全問題，在個人信息不斷被泄露的今天，數字網絡技術難辭其咎。

　　社交網絡媒介技術誘發用戶“自我暴露”隱私信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社交網絡極大地滿足了用戶的信息分享訴求，人們急切地在這個平臺上展露自我。從早期的QQ空間、人人社區，到現今的微博、微信，大批使用者在網絡社區中直播自己的生活，不僅用文字表達心情，還要通過秀照片、上傳即時位置等敘說動態。“自我暴露”是個人進入社交網絡空間的自覺或不自覺行為——在一個熟人、陌生人與“半熟人”并存的空間中，分享和暴露是參與其中的基本要求，任何不能在此空間袒露自我的人，要么主動遠離這一空間，要么在這個空間中被徹底忽視。

　　信息采集技術的隱蔽和便捷導致隱私信息“被動暴露”。即使只是漫不經心的隨意瀏覽，我們的一舉一動都會在網絡空間留下蹤跡并被記錄收集。此外，用個人信息換取網絡服務成為當前互聯網運作邏輯下的“隱私經濟學”。正如有媒體所指出的那樣：“我們使用手機大眾點評，交換出地理位置信息；我們使用QQ，交換出好友關系；我們使用京東商城，交換出聯系方式。這些交換雖然難以用價格標示，卻無一不讓你覺得物有所值，否則你大可放棄它的服務。”

　　公開的數字化信息檢索技術讓個體隱私能夠被任何人窺視。在互聯網公開檢索技術面前，個人信息逐步透明化，我們似乎生活在別人的眼皮底下。百度、谷歌等信息檢索的便捷與公開使得大多數網絡用戶無所遁形，只要在檢索框里鍵入姓名，輔之以相關條件，關于某個人的幾乎全部網絡信息便像商品一樣逐條呈現在電腦屏幕上。

　　刪除和遺忘信息成為奢談

　　牛津大學教授維克托·邁爾-舍恩伯格在《刪除》一書中指出：進入數字網絡時代后，世界已經開啟“記憶模式”，記錄信息不再是難題，想要刪除和遺忘信息卻變成了奢談。

　　多渠道和永久性的信息保存技術使得網絡世界的信息刪除成為奢望。回望前數字化時代，信息存儲主要以實體形式存在，使用者對于信息的錄入、提取、刪除、分享都能夠自如地掌控。如今，數字化傳播技術改變了信息的實體儲存方式。當一條信息發布到網絡空間并引起公眾關注時，眾多互聯網用戶都會參與信息的擴散和存儲，最終使得該信息滲透到互聯網的各個角落，無法徹底清除。

　　信息的肆意泛濫極大威脅著個體的隱私和生活。面對這一現實，允許信息刪除，尋求“被遺忘權”，成為人們應對網絡安全的積極嘗試。2010年，一名西班牙男子因不滿谷歌將一則1998年刊登在西班牙媒體的涉己信息放在公共搜索結果中，而向歐洲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刪除相關數據或采取相關保護措施。今年5月13日，歐洲法院作出最終裁決，認定用戶擁有“被遺忘權”，支持該男子的訴訟。此后，谷歌面向歐洲用戶推出了一項全新服務——可以應用戶要求，將他們認為有異議的內容從搜索結果中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