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火隊長段建國

　　2008年4月，王曉林卸任，時任省政府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段建國接任交通廳長，王志民則作為“留守”副廳長繼續為段擔任副手。

　　段建國上任即調整了高速公路規劃，從之前的4050公里調整為6300公里，他提出當年要新增1000公里，這意味著巨大的融資需求。“他之前沒干過交通，剛接手時也很蒙，幾個月以后才進入狀態。為了融資，親自去陪銀行領導喝酒。”熟悉山西省交通廳的人士透露。

　　到處找錢之余，段建國亦不得不面對棘手的歷史遺留問題。

　　段上任的第一個月，就接手了國資“包袱”--省路橋集團。路橋集團原屬交通系統，后被劃歸國資委管轄，但效益不佳、虧損嚴重，2萬余名正式職工、協議工工作不保、工資欠發，令政府的維穩壓力巨大。段親自出面與職工代表談判，承諾發工資和補繳社保，暫時穩住了職工。

　　隨后到來的“4萬億”政策，徹底扭轉了局面。包括忻保高速在內，省政府直接將幾個BT、BOT項目交給路橋集團，讓其還清債務之余，也攢下豐厚的家底。段建國將其打造為籌融資平臺，為此，他將頭腦活絡的運城高速公路有限責任公司總經理賈建民，調入路橋集團擔任常務副董事長。

　　幾乎在面對路橋集團事件的同時，段建國也不得不著手處理忻阜、長臨兩條路的問題。自2004年拿下特許權，這兩條路四年都未能開工。

　　全長124公里的忻阜高速，兩端分別是山西忻州與河北阜平。忻州是佛教圣地五臺山所在地，與阜平通高速后，可經保定一路直達北京。“這條路實際上是連接北京到五臺山的旅游路，省里一直在催進度。”省交通廳內部人士對《財經》（公眾號：mycaijing）記者透露，省政府辦公會議對這條路的進度提出了批評，要求趕緊與業主聯系，盡快上馬。

　　政府方面對于業主久拖不決的不滿并非肇端于此。早在王曉林時代，王志民曾帶著綜合規劃處與王德生商談，但雙方關系鬧得很僵。“段受命去協調時，雙方已經坐不到一起了。”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去北京見過王德生，對方也來過廳里，“王德生從國家發改委拿到批文，跟段談判時底氣很足，‘你們著急，我不著急。’”

　　“這也不能全怪對方，由于原來王曉林時代與王德生方面簽訂的合同，并未對項目建成時間作限定，所以對方并未違約。”這位內部交通廳人士說，眼見王德生無力開工，段只好解除合約。王德生方面在談退出條件時，要求得到數千萬元，再要一個標段的工程和優先承包服務區。

　　段建國安排對項目進行審計，報請省政府同意，最終向王德生支付了約2000萬元，順利與其解約，路權由晉煤集團與交投集團聯合接手。整個談判，從段上任起，僅花了三個月時間達成協議。2009年1月，忻阜高速開工建設，并于2011年12月全線貫通。

　　相比之下，長臨高速的談判要困難得多。166公里的長臨高速，連接著晉南的長治、臨汾，兩市的人大代表一直上書省政府，要求盡快開工。而且這條路是國家級干線青蘭高速的其中一段，長期不通車，國家干線也就成了“斷頭路”。交通部在催，省政府因此很著急。

　　“業主還是做了很多工作，跑批文、搞宣傳等等，長臨高速的開工典禮會場都弄好了。但不知道為什么，一直沒能開工。”熟悉該項目的一位人士說。

　　“長臨高速是一塊難啃的骨頭，誰也不敢碰。”前述交通廳內部人士說，段建國奉命與長臨高速公司商談，但兩三年過去一直無果。為此，2012年左右，交通廳與業主簽訂了一個補充協議，雙方約定再延長半年期限，必須開工。

　　段建國的盤算是，由于王曉林時代簽署的協議并未就開工期限作出規定，故簽訂補充協議延長期限之舉看似照顧了對方，但在另一方面也對開工有了明確的時效約束。不過半年過去，業主仍未能實現開工，在此情況下，段建國只能提出解約，但雙方在解約條件上分歧懸殊，談判一時陷入僵局。“省政府會議決定，讓路橋集團接手，邊開工邊談。”前述接近交通廳的人士說，開工以后，段發現談判通道已然關閉。省路橋集團于2013年6月開工，剛開工沒多久，路橋集團負責人賈建民就卷入業已爆發的交通窩案，被抓了。

　　《財經》記者曾向長臨高速公司法定代表人馬億里致電和發短信聯系采訪，但未獲回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