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兩會期間，李克強總理在做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我們一定要堅定不移推進醫改，用中國式辦法解決好這個世界性難題。

　　何謂中國式辦法？曾做過醫師、醫院副院長、醫學院副院長、上海市衛生局副局長，至今仍然奮戰在臨床一線的蔡威認為，就是一定要能夠從實質上推進醫改，要包含三大要素：

　　●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這是中國歷次醫改的主要缺陷。

　　●凸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是公立醫院改革最主要也最根本的問題。

　　●保證患者就醫的有序性——既是公立醫院公益性的直接體現，也是重要保障。

　　用編制穩定“網底”

　　“姐，我成功跳槽到省里的一家民營醫院啦，工資翻了3倍。”趙偉給記者的電話中難掩興奮。

　　他本來是山東一所鄉鎮醫院的醫生，從醫學專科學校畢業之后，就回到了家鄉的衛生院。因為沒有編制，他一直心有不甘。

　　還有無奈。很多基層醫院科室分工不明確，不少科室連個副高職稱也沒有，做個普通手術要么建議患者轉院，要么請“外援”。這種人才“拉不開栓”的狀況，既影響了醫院的工作效率，也增加了病人的痛苦。

　　趙偉覺得這樣的工作環境對他學習和成長的空間都有限，便一直在尋找“走出去”的機會。

　　這種狀況并非只發生在山東。陜西省寶雞市鳳翔縣人民醫院副院長周輝也表示，他們醫院醫務人員工作量超過150%，各類人才缺口達200人。

　　“其實，不管是招不來還是留不住，其根本原因都是基層醫院的待遇不夠‘優厚’。要破解基層醫院人才荒的現狀，應該增加基層醫院的人員編制，讓基層醫院的醫生可以和大城市的醫生一樣享受退休養老的待遇。”蔡威認為，基層醫院醫生的收入應該和大城市大醫院醫生收入有可比性，還應有制度上的保障，否則那些有實力的基層醫生十有八九一有機會就跳槽。

　　基層醫療，就像我們全民醫療的一張網底，是必須要兜住的。“不管是從緩解醫患矛盾的實際出發，還是從發達國家比較健全的層級診療經驗來看，基層醫療都是需要保障的。而基層醫生，正是這個保障的執行主體。”

　　“所以，我們需要更多能夠在基層扎根且有實際工作能力的醫生。在這個前提下，三年制助理醫生的培養還很有必要。從具體的操作層面，建議醫學院校增加定向委培的力度，特別是增加基層醫療單位所在地的生源培養，通過政策優勢讓他們畢業后仍回原籍工作。”

　　“這一方面，已有一些地方做出了積極的探索，比如江蘇省2009年采用的‘定點招生、定向培養、協議就業’的方式，為基層定向免費培養護士、藥劑師等農村衛生人才，是很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蔡威建議。

　　而為了能夠讓在基層工作的醫務人員能夠留得住、用得上，蔡威認為還需要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制度保障和更好的個人提升空間。“比如讓低層級醫院的醫生定期到更高層級的醫院去進修學習，比如讓低層級鄉村衛生室成為上層級醫院鄉衛生院的派出機構等等。”

　　劉鑫，是北京一家三甲醫院的主治醫生。他總是急急匆匆。

　　5:40，鬧鈴響起，劉鑫在朦朧睡意中果斷地按掉，繼續“大睡”。5分鐘后鬧鈴再次響起，他用百米沖刺的速度穿衣、洗漱，又趕了50分鐘左右的車程到單位。

　　食堂早餐一般在7:10之前開始，因為一定要在7:30之前準時趕回科室。這是他開始工作的時間，比北京多數上班族早了一個半小時。

　　下班，對他來說根本就沒有“按時”這個概念。除了每周一次的24小時值班，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兒。而午休，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小奢侈”。

　　下班之后，他飛速逃離，一天的工作如打仗一樣，已讓他身心疲憊至極。

　　他也曾想過從這個疲憊的職業中逃離，但不現實。當年他的中學同學，現在不少已經成為公司的業務骨干，薪酬也比他高了2倍以上。而他在經過8年本碩博的醫學院培養，又經過3年的住院醫師培訓才換來的入職機會，實際上是一項沉重的負擔———他成為了一個專業性極強的技術人員，除了醫生，他似乎找不到更合適他的工作。

　　但對于孩子，劉鑫有一個極為堅決的愿望——不再從醫。實際上，劉鑫周圍的人，幾乎都有這樣的愿望。

　　讓醫生撬動深水區醫改

　　劉鑫的狀況，對蔡威而言，熟悉又深有感觸。這也正是他多年來每次談醫改話題，都必然談到要提高醫務人員積極性的原因所在。

　　他認為，沒有醫護人員積極參與的醫療改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而沒有充分調動醫護人員的積極性，恰是中國歷次醫改的主要缺陷。

　　“處于疲憊狀態的醫生，積極性顯然是不高的。但醫務人員的積極性和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及老百姓就醫的有序性一起，構成了決定我國公立醫院改革成敗與否的三大關鍵要素。而這三大要素，也是破解醫改這個世界難題的‘中國式辦法’。”

　　蔡威告訴記者，在國外，醫生如同我國的律師一樣，是自由職業者。他們保證了在公立醫院服務的時間之后，還可以去多處執業，比如家庭醫生就是很多人的選擇。但是目前，我國公立醫院的多數醫生僅在公立醫院服務就已經疲憊不堪，很少有醫生能按時下班，加班更是家常便飯。即便是專家，也要各類型患者都“照單全收”，根本沒有時間再去別處執業，而在公立醫院的收入和醫生的勞動價值又不成正比，所以醫生的積極性不高。

　　“生命是最貴重的，醫生們承擔著治療人類疾病的重任。并且，作為智能勞動者的代表，醫生的培養成本高，工作量大，職業風險也大。因此，醫生的價值需要更受尊重和認可，醫務人員的合理收入也應該得到保障。”蔡威坦言。

　　但是目前，社會評價醫生收入的標準往往都是參照社會平均工資，實際上這個標尺只是衡量收入本身，卻忽視了醫生的培養成本、工作強度及工作種類等其他至關重要的因素，這是有失公平的。

　　“在全球的大多數國家，醫生都是被列入精英階層的高收入群體。并且，國外醫生一般實行年薪制，其收入和他們的診療行為不直接掛鉤，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過度醫療行為的產生。而過度醫療，恰是目前我國醫生被老百姓所詬病的重要原因。所以，要讓醫生從醫療創收的任務中解脫出來，在肯定并保障他們合理收入的前提下，同時創造能讓醫生安心就醫的環境。因為，醫生是醫患關系的核心，他們主動了，深水區的醫改才能活起來。”蔡威說。

　　當然，高收入也意味著高約束。蔡威認為，在保障合理收入的前提下，加強醫護人員醫療行為監管也是必須的，醫生的不當醫療行為應該受到約束，害群之馬要被吊銷行醫資格。

　　公立醫院可嘗試“一院兩制”

　　推動醫改，讓公立醫院的公益性凸現出來是公立醫院改革最主要也最根本的問題。

　　什么是公立醫院的公益性？蔡威認為，應該是醫院能夠公平地為每一個病人提供最基本的醫療服務，這也是公立醫院的最大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