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壁畫中推斷墓主人是意外死亡

　　墓道位于整個墓葬的最南端，平面呈梯形，南窄北寬，底面呈斜坡狀。南北水平長29米、東西寬3.6至7米。壁畫是位于墓道的東、西兩壁上。其中東壁可辨6人，東壁北端人物通體高達1.8米。

　　河北省博物館副研究員郝建文曾在田莊大墓考古發掘時為壁畫臨摹的事在工地上住過一段時間。他說：“在東壁最北端的這個人物頭部露出一部分時，有人誤以為這是一幅花鳥畫—露出的部分像枝椏，還有一只魚。再往下清理，才看出所謂枝椏是頭戴的幞頭，那只‘魚’其實是人物的眼睛。”

　　清理完畢，壁畫的全貌呈現在大家面前。郝建文首先注意到壁畫中的人物—頭戴幞頭，深目高鼻，連鬢胡須，右手執鉞，上身服圓領長袍，腰間系帶，前襟撩起在胯間打結，足服黑靴，胯右側斜挎胡祿。“人物形象高大魁梧，衣著飄逸，面容刻畫細膩，筆法熟練、高超，具有很高的歷史及藝術價值。”考古隊領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文博研究館員、漢唐研究室主任張春長說。

　　“壁畫中的人物明顯不是漢人。從人物及飾品、細節上來看，與章懷太子墓（706年）相近，繪畫屬唐代風格。”郝建文說，“這對這座墓葬的斷代提供了參考。”

　　進一步查看，郝建文有些吃驚。從事了30年的文物考古，臨摹或觀摩過很多古代壁畫，卻第一次看到這樣的壁畫。他說：“起稿線密密麻麻，非常多。這就意味著這組壁畫是匆匆完成的。”加上墓道兩壁的壁面僅僅抹了一部分，而且東西兩壁抹的白灰長度不一樣，白灰墻面南側邊緣不整齊，這些疑點更堅定了郝建文的推斷，“墓主人是匆匆下葬，應該是意外死亡。”

　　墓道的北端東西兩側相向伸出一段翼墻，墻體端面各豎立一磚柱，東西對稱。“這里我們看到，它的上部髹黑漆，下部髹紅漆，象征一道儀門。”張春長很快想到，“這可能就是文獻上所說的烏頭門。如果真是烏頭門的話，這就是考古發掘的首次發現了。”張春長說。

　　過了“烏頭門”便是“庭院”—它的底面平整，經測量可知它東西長8.6米、南北寬3.6米。庭院東、西兩側磚墻上有券門通往東、西兩耳室。庭院北側有磚砌漫道連接墓門，墓門高聳、寬闊，雖上部毀壞，高仍近6米，門洞寬達3.4米。

　　而在墓門處，考古人員有了意外的發現—銘文磚。而這塊銘文磚并未解開對大墓年代或是墓主人等這些重要信息的答案，卻更讓人捉摸不透。因為它上面寫著“大金皇統九年三月重修保”的字樣。“可能這座大墓在金代有過一次修繕。”張春長推測。

　　墓門北接甬道，甬道分為南、北兩部分。南部為二層券，北部為三層券。南部東西兩側各有一大型壁龕，北部東西兩側各有一耳室。在南北兩部分的北端各有一高大漢白玉石門框。在甬道及南北兩側發現尺寸30至50厘米的石塊共計百余立方。“這些碎雜石塊可能是封門之用。”張春長說。

　　甬道北端接前室。前室呈八邊形，內切直徑8米，左右兩側對稱分布四個側室的券洞。在前室中，考古人員注意到，腳下鋪砌的方磚非常規整。在我采訪這天，看護員老田也特意為記者指明：“看看這些磚，（筆直得）難以置信。”

　　地上建筑的驚喜發現

　　在對主墓室的清理過程中，考古工作者同時也探明了其他建筑部分，同時得知，田莊大墓之前有巨大的封土。由此，根據經驗可判斷出，田莊大墓少不了基本的地上建筑，比如神道、殿宇。

　　考古隊對神道進行的發掘，很快便有了新發現。

　　“神道當時出土了石柱段、石柱礎2件、石虎2件、石羊1件、石人1件。” 時任田莊大墓考古隊副隊長魏曙光告訴我，這些石刻呈現著基本的擺放規律—自南向北依次為石柱、石虎、石羊、石人，從而推知神道上有四組石刻。

　　這其中，石人是一個武官。他寬袖長袍，上身外罩衣衫，身前拄劍，上部已殘缺，劍鞘裝飾繁復，殘余部位可見有四箍，弦紋、連珠、連弧紋構成，四箍隔開部位花紋不同，有卷云和如意云頭。“衣紋非常流暢，雕刻精細。”魏曙光說。由武官所對應的位置，應是一座文官的石像生，不過并未找到。

　　石羊位于武官南約13米的地方，石羊臥于長方體座上。頭殘缺，前肢跪臥，后肢蜷曲。只是由于損壞嚴重，細部形態不辨。與它對應的應該也是一座石羊，不過那兒只剩下一個坑洞，坑內有漢白玉殘塊。

　　石虎等距石羊約13米。石虎作蹲踞狀，前腿直立，后腿曲蹲，虎尾前繞至下腹，再向上翹至背側。魏曙光對石虎印象很深：“整個造型雄壯，肌肉感強，性征顯著，雕刻細膩、生動，極富寫實性和藝術感染力。”

　　石柱距石虎較遠—26米。石柱為八棱柱形，柱座為方形單瓣覆蓮式，蓮瓣雕刻圓潤、飽滿。

　　由此推測，中間那13米地方，應該是神道碑的所在。“如此，神道以神道碑為起點，以石柱為終點，則神道南北長55米、東西寬22米。”魏曙光說。

　　地上建筑的發現，是在神道北側、墓道北段東西兩側—各有凸字形一座，坑底鋪設青磚，磚上殘留白灰泥。兩座坑形狀一致，左右對稱。“或為墓上建筑基址，或者是墓葬修筑時的設施。”魏曙光說。

　　另外在神道南緣西側發現一長方形白灰渣堆積，其南側散落有碎繩紋磚。這一發現對田莊大墓來說有著特殊的意義。“該堆積與墓葬處于同一層位，且繩紋磚與墓葬用磚一致，可見與墓葬關系緊密。”魏曙光說：“從其所處位置來看，似乎為墓園西南角的標記，從而為墓園的范圍確定提供了坐標。”

　　考古工作者與文化學者意見相左

　　總體來看，田莊大墓為帶長斜坡墓道的大型磚室墓。開口距地表約2米，開口至底深約6米。墓葬坐北朝南，南北長達66米。封土呈圓形，由內外兩圈組成，外緣有一周柱洞。封土制作考究，形制獨特，逐層夯筑而成，直徑34米。墓葬僅地面以下開挖土壙面積達675平方米，地下結構由墓道、儀門、庭院、甬道、前室、后甬道、后室組成中軸，側室及耳室分列東西，墓室總數達12個之多，全部用青磚砌筑而成，儀門、庭院和甬道兩側的大型壁龕，別具一格。封土覆蓋甬道、前室及后室。

　　而且，雖經盜擾，田莊大墓仍出土了一批重要文物，除了上文提到的漢白玉造像，也有一些陶瓷制品。瓷器是以白瓷為主的大量瓷器殘件，其中可復原器物30余件。“器型有碗、盤、缽和執壺，仿金銀器的花口器數量較多。還有部分醬釉瓷器，可辨器型有執壺、雙系罐等，另外出土一件具有紫定風格的瓷器，非常難得。”張春長說。陶器則主要有泥質灰陶和泥質紅陶兩種，以罐、盆、釜等器皿為主。

　　另外墓葬中還出土有各種金、銅、鐵、玉石等制品。而這些出土的文物，也為田莊大墓的斷代提供了證據。

　　如此，綜合以上的考古信息，張春長說：“瓷器流行執壺和花口器，這些特征皆體現出唐后期墓葬的時代特征，加上墓道人物壁畫的風格，推測該墓時代約在唐后期，下限可能進入五代。”

　　史書記載，唐后期至五代時期，曲陽為藩鎮勢力所據，先后隸屬于成德軍和義武軍。依據墓葬的形制、規模來分析，墓主至少應當為一位勢力顯赫的藩鎮節度使。

　　迄今為止，各界關于田莊大墓墓主人身份眾說紛紜，候選人就有安祿山、李寶臣、張孝忠、王處存、王都幾位。

　　根據河北省社會科學院馮金忠博士對正定存《李寶臣殘碑》研究后發現，李寶臣的墓似乎應在正定附近，不太可能在曲陽；至于第一任義武軍節度使張孝忠，他是權威修建規模宏大的陵寢，但據史籍記載，此人生性節儉，與田莊大墓豪奢的風格不搭，另外從張氏后裔集中安葬唐城鄉的葬制分析，張孝忠墓貌似在唐城鄉一帶；王處存也是唐末五代義武軍節度使，但據《新唐書》記載，王處存為人謹慎，鑒于他的為人，似乎不可能為自己修建超越身份的墓穴。

　　在河北著名學者梁勇看來，田莊大墓的墓主人最有可能是王都。王都官為節度副大使。史書記載，他是個大收藏家，不惜資財收購書冊3萬卷，以及名畫、樂器各數百。此外，王都為人狡詐，囚禁和殺害養父王處直。王都反叛后唐后曾在定州盤踞，兵敗后被俘遭殺。

　　大收藏家—據此關鍵詞，結合田莊大墓有那么多耳室，梁勇做出判斷：“王都完全有可能為自己建造奢華大墓，田莊大墓的大量耳室，也許就是為了放置他收藏的珍寶與書籍。他兵敗被殺后，有可能墓葬棺槨被后唐軍砸毀，并將他扔進墓穴中。墓葬中有一具男性殘骸，肢體不完整，較符合王都的身世。”

　　另外河北省文研所的考古人員勘探后發現，田莊大墓墓道南有30多米的神道，兩側有六組石像生。對此梁勇表示：“按照傳統葬制，神道前應有后世子孫為墓主人立的神道碑。若田莊大墓神道只有被砸毀掩埋的石像生而沒有神道碑，那進一步證明該墓主為王都。正是由于兵敗被殺，沒來得及為他刻立神道碑。”

　　至于是否是安祿山，梁勇更是直言斷定：“我覺得不靠譜，不可能。”但不管墓主人是誰，作為考古隊隊長，張春長都認為：“只是猜測，目前缺乏有力的實證，來確定墓主人的身份。”而其實在考古工作者心里則傾向于曲陽田莊大墓有可能就是安祿山墓。

　　郝建文列舉了以下例證：從壁畫來推測，這座墓的年代與公元706年的章懷太子墓時代相去不會太遠，而且，王處存的弟弟，也是王都的義父，王處直的墓就在曲陽的西燕川，壁畫風格和這座墓的風格明顯不同，所以，這座墓的時代不大可能到五代時期。

　　“這個時期，能建這么大、全國都罕見的墓，說明什么問題？”郝建文說，“歷史框定了這個范圍，也許只有安祿山—大燕皇帝，能干出這種事兒來，或許他在做‘帝王’前就開始悄悄地修建王陵了。”

　　其次，壁畫上那么多起稿線—墓修得那么好，耳室的建筑彩繪畫得那么認真、仔細，唯有下葬時誰都看得見的墓道壁畫畫得那么匆忙，說明墓主人可能由于意外死亡草草收尾。

　　“安是被他兒子殺的，開始還瞞著。”郝建文說，“隱瞞期間趕緊將墓道壁畫繪完，這種情況也不是不可能。”

　　從考古上來看，如此宏大壯觀、內涵豐富的田莊墓葬，居然在剛建成不久就遭到大規模、公開的毀壞，說明墓主人不同尋常。此外，周邊村民姓安的人很多。綜合這些信息，郝建文說，這幾個候選人中，安祿山的可能性最大。至于為何出現“金皇統年間被重修”字樣的石碑，目前仍無法得知。